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量表的初步修訂的論文
論文關鍵詞：職業決策；自我效能；信度；效度
論文摘要：本文使用Betz和Taylor編制的CDMSE對780名大學生進行測量，嘗試對其進行修訂，結果表明：我國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包括針對自我評價、自我需求、資訊收集、問題應對、職業選擇和壓力抵抗六個方面的信心因素；經修訂後的量表具有較好的信度、效度，可以用作評估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工具。
1引言
職業決策自我效能(careerdecision一makingself-efficacy，簡稱CDMSE)是自我效能概念在職業選擇和決策過程中的具體體現，是個體對自己成功完成與職業選擇相關的各項任務能力的信心。已有研究發現職業決策自我效能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個體做出何種決策、在決策過程中付出多大努力以及在遇到困難時是否具有較高堅持性，可以說，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是其他各種因素最終作用於職業決策行為的中介變數。
Taylor和Betz於1983年編制了世界上第一個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量表(簡稱CDMSE)，由於其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已被公認為是西方最具權威性的測量工具。而我國大學生的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構成維度與西方存在差距，國內研究者已經意識到這一問題，如彭永新等人認為我國大學生的職業決策效能結構與Betz等人所發現的一樣，都是由自我評價、收集資訊、選擇目標、制定規劃、問題解決五個部分構成。但目前國內對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結構的研究還極不充分，也不夠成熟，因此，進行職業決策自我效能量表的本土化研究就顯得尤其重要。
本研究以Taylor和Betz所編制的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量表為基礎，試圖探索我國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心理結構，並編制適用於我國大學生特點的職業決策自我效能量表(簡稱CDMSE-C)，以便為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測評和更為有效的職業指導實踐奠定基礎。
2方法
2.1被試
本研究採用隨機整群分層取樣方法於北京、天津、河北三地高校抽取大學生被試共780人，其中一年級203人、二年級172人，三年級210人，四年級187人;男女生各為485人和295人。專業分佈情況為理科210人、文科312人、工科218人、商科40人。家庭經濟狀況貧困的學生為123人、處於溫飽狀態的為577人、來自富裕家庭的學生為80人。年齡分佈為18一24歲。
2.2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的測量工具為Setz和Taylor職業決策自我效能量表的中文版，該量表共50個專案。量表中的各個專案採用五級評分，1=“根本無信心”,2二“信心很少”,3二“有些信心”,4=“比較自信”,5=“完全有信心”。
2.3程式
以班級為單位，使用統一指導語進行團體施測。發放試卷共900份，收回有效問卷780份，試卷有效率為86.67%。使用統計軟體SPSS13.0和A-MOS4.0完成資料輸人和相應的資料分析工作。
3結果
3.1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量表專案和結構
使用SPSS隨機化功能將780名被試分成兩部分，以第一個部分的393名大學生為被試，對CDMSE的50個專案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在刪去因素載荷較低的14,15,34,35和在兩個因素上公共載荷都較高的24,41六個專案後，對餘下的44個專案以主成分分析法和平均正交旋轉進行因素分析。經檢驗發現KMO=0.904,Bartlett球性檢驗為.000，說明該44個專案的資料適合做探索性因素分析，進一步依據特徵根>1和碎石圖，發現六因素結構的累計貢獻率47.O1%，且各專案因子載荷均在0.35以上，共同度在0.3以上，且沒有雙過載荷值接近的情況。因此初步確定我國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為六因素結構。
由表1可見，因素1反映的是大學生對感興趣的專業的認識和選擇方面的信心，該因素被命名為職業選擇效能;因素2反映的是個體對自己擅長專業或職業的信心，被命名為自我評價效能;因素3主要包括大學生處理與職業相關問題時的應對能力的信心，將此因素命名為問題應對效能;因素4反映的是大學生對未來的生活方式和職業的認識和需求方面的信心，此因素為自我需求效能;因素5體現的是個體為了更好地做出職業決策而主動地透過各種途徑尋求資訊方面的信心，此因素為資訊收集效能;因素6主要包括大學生面臨來自他人的不同意見時堅持己見方面的信心，將此因素命名為壓力抵抗效能。
對透過EFA探索出來的六因素結構使用另外的387名被試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從表2的各個擬合度指標可見，驗證性因素分析的資料非常好地擬合了由探索性因素分析所建構的六因素模型。具體來說，各專案在對應維度的因素載荷居於0.365一0.740之間，符合測量學標準(結果見表2)。
3.2信度及效度分析
由表3可見，總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為0.932,6個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從0.612一0.804，總量表的分半信度為0.920,6個分量表的分半信度從0.637一0.841，基本滿足測量學對信度的要求。 各分量表之間的`相關係數處於0.452一0.685之間，為中等程度相關;各個分量表與總量表之間的相關係數處於0.734一0.842之間，為高度相關，說明該量表有較好的區分度和鑑別力。
本研究除採用因素分析和各因素間及各因素與總量表之間的相關對量表的結構效度進行檢驗外，還透過英漢互譯方式多次修改，請心理學和測量學專家對題項進行評價，這保證了該量表良好內容效度。
4討論
研究者發現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由六個維度構成，這與Betz和Luzzo以美國大學生和彭永新等[’」以中國大學生為樣本的研究存在差異，本研究採用同樣方法發現量表方差累計解釋到46.25%時，六個因素的方差能分別解釋27.240,4.779,3.932,3.802,3.454和3.044，各項指標均優於前述研究。本研究進一步運用驗證性因素分析對六因素模型予以檢驗，新資料與模型間的擬合度優異，這說明此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應該由六個維度構成。
回溯本研究的研究歷程可以看出，本量表的修訂建立在對Taylor和Betz的50個專案的CDMSE量表的翻譯基礎上，除刪除6個測量學指標較差的專案外，其他44個專案全部保留。而彭永新等則是在對CDMSE的專案進行刪除、修改和增補後所確定的50個專案基礎上最終確定由39個專案構成的量表。因此，本研究所獲得的量表結構與Betz等人的CDMSE具有更強的比照性，並可以據此來分析和比較我國大學生的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內涵和結構構成及與西方樣本的共性和差異性。
量表由六個維度構成，它與西方研究有所不同，這集中體現在:(1)構成因素數量差異，也即以往研究都認為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由五方面的信心構成，而本研究則發現了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六因素結構。(2)各個因素所包含的專案與原量表存在明顯差異。如在原量表中隸屬於其他維度的一些專案在本研究中成為一個獨立的因素—壓力抵抗。對於中國大學生來說，諸如“選擇父母不贊同的專業或職業”、“不會因為他人原因選擇超出自己能力專業”等需要克服外界干擾，根據自身情況獨立做決定的信心是個獨立結構。可見，中國大學生職業決策效能的結構與西方研究存在差異，這可能由於不同文化環境中的被試針對同一條目作出的反應不同，進而導致這一心理結構的內部構成存在異質性特徵。
該量表具有較好的區分度和鑑別力;同時，該量表的結構效度和內容效度都較高。使用本六因素結構量表對大學生樣本的職業自我效能進行測量，發現大學生在不同維度上存在性別、年級等方面的差異，這也在實踐層面上驗證了本量表的可靠度和有效性。
總之，經過修訂的六因素CDMSE-C量表具有較好的測量學特性，可以作為對我國大學生的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狀況的有效診斷工具，因此在對影響職業決策困難的原因分析時可以從這六個角度人手進行分析並給予輔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