釣魚城之戰中的炮戰新議及其歷史意義的論文
一、 關於宋蒙釣魚城之戰的歷史地理學考察。
蒙宋攻守釣魚城時段長達 36 年之久的戰爭早已成為中外軍事史、 宋蒙關係史、 川渝地方史、 中國古代愛國主義思想史諸領域經久不衰的研究課題， 發表、 出版的論著數量相當可觀。 其中有關釣魚城的專題論文就有近 60 篇之多， 從一個側面顯示出學術界對釣魚城之戰的高度重視。 就餘涉獵所見， 宋蒙釣魚城之戰的研究目前已經擴充套件到軍事史、 晚宋史、 建築學、 兵器史、 戲劇、 文學、 民族史、 歷史地理學等多學科領域。 從歷史地理學角度考察， 宋蒙釣魚城之戰與地理環境因素關係甚大， 比如南宋時期蒙古軍南下的氣候背景， 嘉陵江流域中下游的地貌地形、 植被、 水文、 山地石材、 水源等自然地理要素無疑是釣魚城之戰的環境基礎， 而南宋中後期四川戰場的空間分佈及其變遷趨勢、 軍事移民、 民風、 民性、 軍事後勤 （糧草） 供給、 水陸交通路線的通塞、 山城寨堡的修築及其實效， 宋蒙雙方對釣魚城一帶地貌地形的利用及其成敗， 合州、 重慶 （府）、 釣魚城 “山城” 防禦體系中的供排水系統、 火力點的佈署， 南宋釣魚城功能區的構成， 合州、 瀘州、 萬州、 開州等南宋軍事要地與後期宋蒙戰爭全域性的互動關係， 氣候、瘟疫、 士氣等對戰爭的影響， 皆可成為從歷史地理學角度研究宋蒙釣魚城之戰值得考量的角度和課題。
釣魚城之所以堅守成功， 從客觀條件而言， 特殊的地理環境作用甚大。 南宋學者度正曾對四川抗蒙的地理形勢有精當的概括： “蜀之山川， 最為險阻。 所謂車不得方軌， 馬不得成列， 一夫當關， 萬夫莫曏者。 謂如某隘戍若干人， 若干人之外往往不能容。 某堡戍若干人， 若干人之外往往不能用。”[ 1 ]卷 6 條奏便民五事釣魚城位於今重慶合川區東北約 5km 的釣魚山上， 三面環江， 四周皆懸崖峭壁， 地勢十分險要。 據史志記載， “山在州治之東北， 渡江十里至其下， 其山高千仞， 峰巒岌岌， 聳然可觀。 其東南北三面據江， 皆峭壁懸崖， 陡然阻絕。 修城之後， 鑿山通道， 路曲之次， 方可登臨。 其西南山稍低， 與此築城， 高二十仞。”[ 2 ]卷 1 釣魚城記在仍然處於冷兵器時代的 13 世紀， 這樣的微觀地形地貌是十分有利於軍事防禦的， 特別是對付習慣於草原、 平原騎兵作戰而拙於山地、 江河用兵的蒙古軍隊， 南宋四川地區軍民在地理方面佔有一定的優勢， 而蒙古軍則難以施展其騎兵長途奔襲、 大兵團迅猛包抄的軍事之長。 對此， 蒙古方面並不是沒有認識。 早在蒙古發動進攻四川的戰爭前， 謀士遊顯就曾向蒙哥進諫： “巴蜀水則江流悍急， 陸則陟降山巘， 舟車皆不可施利， 饋繼甚艱， 六軍出此， 恐非萬全之策。”[ 3 ]卷一六 《汪公神道碑》
但蒙哥躊躇滿志，剛愎自負， 執意由四川攻宋， 對遊顯的諫言根本聽不進去。 從微觀地理而言， 釣魚山上還存在不少的天然泉池， 水源豐富。 “西門之內， 因溝為池， 周圍一百餘步， 名曰天池。 泉水汪洋， 旱亦不涸， 池中魚鱉可棹舟舉網。”[ 2 ]卷 1 釣魚城記這就避免了古代一般 “山城” 防禦常常可能被困死的 “街亭” 式悲劇， 這是合州釣魚城堅持抗蒙鬥爭重要的地理保證， 也使釣魚城具有長期堅守、 易守難攻的特點[ 4 ]; 同時， 合州與重慶府之間有川東南交通大動脈嘉陵江溝通兩座抗戰城堡， 其距離不過 50km. 南宋四川帥司極為重視嘉陵江的軍事價值， 直到南宋末期嘉陵江下游仍然保持著運輸通暢。 在蒙古圍困釣魚城期間， 南宋四川制置司曾經數次派兵衝破封鎖， 增援合州， 給釣魚城以極大的援助和精神支撐， 因而嘉陵江在釣魚城抗擊蒙古之戰中的作用不容忽視。 此外， 在蒙哥大汗親自指揮進攻釣魚城期間導致其最後敗亡的原因上， 區域性地域的小氣候因素也不容忽視。 據史志記載， 開慶元年 （1259 年） 四月， 釣魚城曾經連續雷雨 20 余天， 給攻城蒙軍以極大的困擾。 該年七月， 合州一帶氣候異常炎熱蒸悶， 蒙古軍久屯孤城之下。 又值酷暑之季，軍中瘧疾、 霍亂、 痢疾等疾病流行， 就連蒙哥大汗也染病在身[ 5 ]憲宗紀。 氣候對蒙古軍極為不利， 也使蒙哥急躁焦慮、 孤注一擲以致親臨危地， 繼而敗亡。 還有， 從更為宏觀的南宋後期四川盆地軍事地理上看，合州釣魚城並非孤立的存在。 在宋蒙戰爭前期， 蒙古軍大規模侵犯蜀地， 雖然成都及許多平原州縣相繼陷落， 但形成孤島狀的南宋守軍仍然在頑強抵抗， 利用地形積極地組織山地防禦戰， 並獲得很大的成功。
當時修築有不少著名的山地防禦城堡， 其中以蒼溪大獲城、 通江得漢城、 金堂雲頂城、 果州青居城、 蓬安運山城、 瀘州神臂城、 合州釣魚城、 夔州白帝城等所謂 “川中八柱” 最為著名。 這些抗蒙山地城堡互為犄角， 遙相呼應， 牽制蒙軍， 有效地阻遏了蒙古迅速南下滅亡南宋的 “平宋” 戰略。
對蒙哥在四川的敗亡， 蒙元著名人士郝經曾從地理角度有過沉痛的分析， “其初以奇勝也， 關、 隴、江、 淮之北， 平原曠野之多， 而吾長於騎， 故所向不能御。 兵鋒新銳， 民物稠夥， 擁而擠之， 郡邑自潰，而吾長於攻， 故所擊無不破， 是以用其奇而驟勝。 今限以大山深谷， 厄以重險薦阻， 迂以危途繚徑， 我之乘險以用奇則難， 彼之因險以制奇則易。 況於客主勢懸， 蘊蓄情露， 無虜掠以資， 無俘獲以備役， 以有限之力， 冒無限之險， 雖有奇謀秘略， 無所用之， 力無所用。 ……泰山壓卵之勢， 河海濯熱之舉， 擁遏頓滯， 盤桓而不得進， 所謂強弩之末， 不能射魯縞者也。”[ 6 ]卷 32 東師議應該說蒙哥發動四川戰役的總體戰略是失敗的， 其中對川東南地理因素的忽略是其敗亡的一個重要因素。 如今 700 多年過去了， 這些抗蒙城堡的不少遺蹟仍然儲存完好， 昭示著山地防禦戰的不朽意義。 宋蒙釣魚城之戰是南宋四川軍民頑強抗擊異族 100 餘年戰爭 （宋金、 宋蒙兩階段戰爭） 的縮影， 也是中國古代軍事地理學、 山地防禦戰研究的典型案例。 釣魚城能在南宋國勢江河日下、 蒙古軍橫掃歐亞大陸的大背景下 “挽狂瀾於既倒”, 屹立於嘉陵江之畔長達 36 年之久， 並且在南宋王朝已經宣告滅亡、 元朝已經一統天下之後仍然攖城自守， 最後守將王立在復國無望的情況下， 為保全全城軍民性命， 被迫放棄抵抗， 歸降元朝西川行轅。 這一中外戰爭史上可歌可泣的傳奇歷史， 同樣值得從歷史地理學特別是歷史軍事地理學角度進行深入的探討。
二、 釣魚城之戰中的 “炮戰” 新議。
釣魚城何以成為南宋抗蒙戰爭的中流砥柱？ 何以能夠創造 36 年頑強屹立的軍事奇蹟？ 與川北諸抗蒙城堡紛紛潰敗歸降相比， 是什麼原因和力量支撐合州釣魚城堅守？ 除堅韌不拔的愛國 “抗戰” 精神外，是否還有技術層面的原因？ 南宋宋蒙戰爭前期， 陝南、 川北諸關隘和城堡相繼失守， 主要原因是南宋四川的抗蒙軍隊在戰爭初期對蒙古騎兵的軍事行動、 戰術特點不夠熟悉， 同時對戰爭的長期性和艱鉅性估計不足， 因此苦竹隘、 大獲城、 運山城、 青居城等紛紛失守， 而釣魚城的築城防守則是在南宋軍民與兇悍的蒙古軍經過較長時間的戰爭實踐， 特別是在總結南宋頻頻軍事失利和蒙古軍戰略特點的背景下的軍事籌措， 顯示出南宋山地防禦戰的逐漸成熟。 釣魚城防禦戰的成功經驗無疑是值得總結的重要的中國古代軍事文化遺產。 其一是 13 世紀 50 年代， 蒙古已經深入西南地區大部， 嘉陵江中游合州一帶已經成為扼守南宋川東乃至夔峽防線的關鍵。 若合州、 重慶、 夔州再失守， 南宋的長江上游防線必然大門洞開，南宋滅亡將指日可數。 其二是南宋川峽愛國志士孟拱、 餘玠、 王堅、 馬千、 張鈺等將領吸取宋軍在陝南、川北軍事失利的教訓， 將合州釣魚城作為長期抗擊蒙古的最重要的堡壘營建。 他們經過長期的深思熟慮，充分利用釣魚城山地的地形特點科學築城， 對城防的城門守備、 攻防節點、 水源、 地道等皆有精心的佈防安排， 因此， 能夠對付蒙古軍一次次的猛烈進攻。 南宋時期正是中國兵器史上由冷兵器向近代熱兵器時代轉化的重要階段， 炮戰在釣魚城防禦戰特別是導致蒙哥大汗的敗亡中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 一些學者認為釣魚城的 “炮” 是中國古代的拋石機， 如果真是如此， 則仍然是冷兵器時代的產物， 對此我們認為有進一步探究的必要。 從宋代兵器發展史角度看， 早在北宋仁宗時期曾公亮所著軍事學專著 《武經總要》 中就記載有一種叫 “霹靂炮” 的重型殺傷性武器， 並對其製作方法及其材料有具體的說明。 “霹靂火球， 用幹竹兩三節， 徑一寸半， 無罅裂者， 存節勿透， 用薄瓷如鐵錢三十片， 和火藥三四斤， 裹竹為球，兩頭留竹寸許， 球外加傅藥。 若賊穿地道攻城， 我則穴地迎之， 用火錐烙球， 開聲如霹靂， 然以竹扇簸其煙熖以燻灼敵人。”[ 7 ]前集卷十二守城概括地說， 這種 “霹靂炮” 是以火藥為爆炸物， 以 “薄瓷” 即瓷器碎片為彈丸， 以巨竹為炮筒， 透過遠端發射， 對付攻城之敵。 這是中國兵器史上由冷兵器向近代槍炮等 “熱兵器” 過渡的重要見證。 據黃時鑑研究， 早在南宋初期的宋金戰爭中火藥就已經在攻城戰鬥中普遍地運用 . 火炮在中世紀的城市攻防中意義甚大。 陳規 《守城錄》 說： “攻守利器， 皆莫如炮。 攻者得用炮之術， 則城無不拔； 守者得用炮之術， 則可以制敵。 守城之炮， 不可安在城上， 只於城裡量遠近安頓； 城外不可得見， 可以取得。 每炮於城立一人， 專照斜直遠近， 令炮手定放。 小偏則移定炮人腳， 太偏則移動炮架； 太遠則減拽炮人， 太近則添拽炮人。 三兩炮間， 便可中物。 更在炮手出入腳步， 以大炮施小炮三及三百步外。 若欲摧毀攻具， 須用大炮； 若欲害用事首領及搬運人， 須用遠炮。 炮不厭多備。 若用炮得術， 城可必固。 其於製造炮架精巧處， 又在守城人工匠臨時增減。”[ 9 ]卷 2 陳規， 守城機要在宋蒙戰爭中， 宋蒙雙方均在使用 “炮戰”, 並且發揮了不同尋常的作用。 在襄陽之戰中， 元軍的 “回回炮” 威力巨大， 時人稱之為 “天雷”. 《元史》 卷 126 《阿里海牙》 記載， 元將阿里海牙進攻襄陽， 雲梯、 地道戰皆無成效， 最後用 “炮” , “一炮中其譙樓， 聲如雷霆， 震城中， 城中洶洶， 諸將多逾城降者。 ” “聲如雷霆” 顯然並非單純的拋石機所為， 而有火藥爆炸的功效。 到南宋末年宋元最後一戰即著名的涯山海戰中， 宋元雙方更是使用 “火箭”, 即用火藥作為發射動力並且有較大爆炸殺傷力的 “熱兵器”. 文天祥當時被俘在敵酋張弘範戰艦上， 親眼目睹了此海戰的情景， 並作詩記之。 其中就有 “一朝天昏風雨惡， 炮火雷飛箭星落，誰雌誰雄頃刻分， 流屍漂血洋水渾。”[ 10 ]卷 19 二月六日海上大戰國事不濟孤臣某坐北舟中向南痛哭為之詩曰這種實景記錄， 元軍方面的前敵主帥張弘範後來也有類似的回憶， “炮轟如雷， 矢下如雨， 龍駭魚驚， 蛟奔鯨遁。 不三四時， 彼軍大敗。”[ 11 ]卷 13 平崖山記早期 “火炮” 在戰爭中的威力與作用由此可見一斑。 在導致 1259 年蒙哥之死的攻防戰中， 宋軍王堅使用的 “炮” 雖然各種史乘文獻沒有明確的記載， 但從汪德臣、 蒙哥為 “炮風” 擊中殞命的情形看， 應該並非 “拋石機”, 而是具有火藥爆炸功效的 “火炮”. 這種推定， 依據有二， 其一是在合川釣魚城遺址上， 宋軍制造火藥的 “九口鍋” 遺蹟至今猶存， 而且經過中央軍委的專家認定。 其二是釣魚城的諸多文獻記載都提及蒙哥中 “炮風” 而受重傷。 如附載於萬曆 《合州志》 卷 1 《無名氏記》 言：
“宋將軍王堅嬰 （攖） 城固守， 百戰彌厲”, 蒙哥窺探宋軍兵營， “為炮風所震， 因成疾， 班師至悉軍山，病甚”, 旋即告薨。 乾隆四十年 （1736 年） 陳大文作 《釣魚城功德祠碑》 雲： “憲宗為飛石所中， 致疾而殂。 ” “聲如雷霆”, 應該是彈丸落地後巨大的爆炸聲， 也即王堅釣魚城軍營發射的火炮爆炸後的巨大的爆震效果， “炮風” 則是火藥爆炸後產生的巨大沖擊波和能量， 如果僅是拋石機所為， 當不會有這麼強大的殺傷力。 所以， 釣魚城發射的應該是 “火炮”, 至少也是混雜有火藥爆炸物質的 “石矢”, 而非傳統拋石機丟擲的石塊。
三、 怎樣從歷史角度理解釣魚城抗蒙元的歷史意義。
在 1991 年首屆合川釣魚城學術研討會上， 有學者提出元朝統一是歷史的最高原則， 降元是釣魚城的正確歸宿[ 12 ] 118-125. 我們認為南宋釣魚城數代愛國將士堅守 36 載， 可歌可泣， 永遠值得景仰歌頌， 不能因為元朝統一中國是大勢所趨， 就否定南宋末年餘玠、 王堅、 文天祥、 陸秀夫、 張珏等人英勇抗擊蒙元的義舉， 更不能說他們是逆歷史潮流而動。 滄海橫流， 方顯出英雄本色。 蒙元軍隊南下進攻南宋與後來滿清入關南下一樣， 皆以燒殺搶掠的血腥軍事征服開道。 如四川在唐和北宋時期經濟富庶繁榮， 唐代有“揚一益二” 的美譽， 宋代四川城市經濟更是空前繁榮。 據署名元人費著所撰 《歲華紀麗譜》 記載， 戰前成都是 “列肆雲羅， 珠貝螢煌於三市； 居人櫛比， 尤豪繁盛於五陵。 俗尚嬉遊， 家多宴樂。 犬子揚雄之故里， 文翁石室以猶存， 所以時有才名， 好藏文籍。 勸分務檣， 俗久返於淳和； 說禮敦詩， 門竟成於鄰魯。 既富且庶， 役寡賦輕， 古為奧區， 今尤壯觀。”
然而蒙古進攻四川， 卻使數百年西蜀繁華之地迅速凋敝殘破， “昔之通都大邑， 今為瓦礫之地， 昔之沃野奧區， 今為膏血之野。 青煙彌路， 白骨成丘。 哀恫貫心， 瘡痏滿目， 譬如人之一身， 命脈垂絕， 形神俱離， 僅存一縷之氣息而已。”[ 13 ]卷 84中國歷史上的愛國志士往往在重大的歷史轉折關頭， 在國家民族生死存亡而又無法挽狂瀾於既倒之時， 知其不可為而為，堅貞不屈， 視死如歸， 真正體現出難能可貴的民族正氣和氣節。 釣魚城將士最後在社稷已亡、 天下歸一之時， 為保全 10 多萬全城軍民的性命而選擇放棄抵抗， 開門歸降也是至善之舉， 無可厚非。 釣魚城 36年的堅守已經足以顯示南宋愛國軍民的智慧與頑強， 最後放棄抵抗、 歸降元朝也是識時務之舉， 無損於釣魚城作為南宋漢族人民英勇 “抗戰” 的光輝。 釣魚城之戰取得了南宋抗擊蒙古的重大勝利， 但意義不宜誇大。 汪德臣、 蒙哥的被擊傷亡有很大的偶然性， 正如北宋澶州戰役宋軍遠射弩殺肖撻覽、 南宋采石之戰完顏亮突然被擊殺一樣， 蒙哥的死也是十分的偶然， 並非是南宋軍事實力超強使然。 實際上， 在整個南宋的川東保衛戰中， 宋軍始終處於劣勢和守勢， 山城防禦戰本身就是被動防禦的體現。 在南宋後期的西部宋蒙戰爭中， 除王堅在 1251 年曾經主動北上長途奔襲興元 （今陝西漢中） 外， 絕大部分時間均為被動防守。 因此， 釣魚城之戰的勝利並非實力上的勝利， 而是軍事上的僥倖。 蒙哥敗亡合州釣魚城下的訊息傳至臨安， 著名詩人劉克莊作有 《蜀捷》 詩， 詩云： “吠南初謂予堪侮， 折北俄聞彼不支。 撻覽果殲強弩下， 鬼章有入檻車時。” 就是這一認識在當時的反映。 我們認為釣魚城之戰的精神意義和間接意義要遠遠大於實際的軍事意義， 在國勢日蹙的南宋後期為艱苦卓絕的抗蒙戰爭注入了強心劑， 極大地鼓舞了愛國軍民的抗蒙鬥志， 也因此延緩了南宋政權的滅亡， 也在 13 世紀世界範圍內抗擊蒙古的戰場因蒙古可汗的突然身亡， 客觀上中止了蒙古軍對歐洲、 非洲戰場的進攻態勢， 其 “世界史意義” 蓋不出此。 釣魚城彈丸之地實在不能抵擋漫山遍野而來的蒙古大軍， 對南宋釣魚城這個紮在川東丘陵地區的. “釘子戶”,蒙古本可以完全採取圍而不打、 長期圍困而使其自生自滅的戰略戰術， 南取重慶， 東征夔州， 沒有必要使主力軍隊拖在釣魚山下長達數月。 只能說王堅等利用了蒙哥倔強而剛愎自用的 “一根筋” 性格， 利用堅壁清野和激將法的戰術讓蒙哥大汗犯了軍事戰略上的致命錯誤， 不僅自己殞命蜀地， 也使其征服世界的目標化為泡影。
四、 關於釣魚城的歷史文獻學問題。
歷史文獻是歷史研究的基礎。 同樣， 對著名的宋蒙釣魚城之戰的研究， 相關歷史文獻的彙集整理也是一個重要方面。 釣魚城之戰已經研究多年， 論著紛出， 學者們分別從宋蒙 （元） 關係史、 中國兵器史、城防史、 民族史、 重慶地方史甚至世界史角度進行了多方面的研究， 釣魚城之戰的基本史實也已經大致釐清， 該戰的中國史、 世界史意義也得到深度的揭示。 但從另外一方面來看， 有關宋蒙釣魚城之戰的歷史文獻尚未得到全面的整理和彙編出版。 儘管目前要發現有關釣魚城史事的新史料已經十分困難， 但也並非沒有可能。 最近四川大學韋兵從陝西戶縣 《賀仁杰墓誌》 中發掘的王立約降、 受降、 繫獄、 平反等敘事資料， 就是一種有關釣魚城最後守將王立結局問題的重要新的史料發現[ 14 ] 8-16. 釣魚城文獻應該包括宋代以降的正史、 野史、 筆記小說、 民間傳說、 歷代官宦名流的墓誌碑碣與石刻題記、 歷代詩人墨客詩詞題詠等與釣魚城相關的記載， 還應該重視蒐集域外阿拉伯及歐、 美漢學著作中相關蒙哥及釣魚城之戰的歷史文獻。 釣魚城歷史文獻的整理是一項重要而緊迫的基礎工作。 具體地說， 帶有搶救和存史的雙重意義， 也關係到釣魚城史學能否可持續發展的重大問題， 不可忽視。 釣魚城文獻有兩個層面的資料亟需整理， 其一是南宋後期散見於正史、 野史、 筆記、 別集、 方誌中有關釣魚修築及蒙宋雙方攻防的記載及包括詩歌、 題記、 信札、 墓誌銘、 神道碑等傳世文獻資料； 其二是特別注重蒐集、 保護、 整理合川釣魚遺址的石刻遺存， 因為它隨著時間的風雨侵蝕而殘泐、 消失， 不可複製， 亟待保護性拯救、 整理， 並用現代傳媒技術刊佈和儲存。 在這裡， 我們提出如下的簡要建議， 即重慶高校或者合川區相關歷史、 文博、文化、 旅遊機構出面組織， 爭取資金， 組織挖掘、 整理、 彙編多卷本的 “釣魚城文獻整合”. 一方面， 可使釣魚城史學文獻不至於流失泯滅， 另一方面， 可為研究者提供可資利用的文獻資料。 “釣魚城文獻整合” 可以由兩部分組成， 其一是歷代有關釣魚城史實、 人物、 古蹟的記載文獻的整理彙編； 其二是現當代海內外學者有關釣魚城問題的研究論著的彙編。 另外， 建議成立 “中國釣魚城歷史文化研究學會”, 編輯發行 《釣魚城歷史文化通訊》 類資訊刊物， 及時地報道國內外有關釣魚城問題的學術動態， 秘書處可設在合川區釣魚城風景名勝管理局 （釣魚城古戰場遺址博物館）， 負責日常管理組織工作， 可 2-3 年定期召開釣魚城問題學術研討會， 在會後遴選論文， 出版研討會論文集， 逐漸地提高釣魚城在全國的影響，真正把合川建成全國釣魚城學術研究中心和文獻資料中心。 同時， 使學術研究與旅遊產業良性互動， 共同發展， 積極地配合釣魚城 “申遺” 這一重大工程， 進一步提高合川區釣魚城景區在海內外的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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