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散文《這一年的筆》
去年七七，我還在青島，正趕寫兩部長篇小說。這兩部東西都定好在九月中登載出，作為“長篇連載”，足一年之用。七月底，平津失陷，兩篇共得十萬字，一篇三萬，一篇七萬。再有十幾萬字，兩篇就都完成了，我停了筆。一個刊物，隨平津失陷而停刊，自然用不著供給稿子;另一個卻還在上海繼續刊行，而且還直催預定貨件。可是，我不願寫下去。初一下筆的時候，還沒有戰爭的影子，作品內容也就沒往這方面想。及至戰爭已在眼前，心中的悲憤萬難允許再編制“太平歌詞”了。青島的民氣不算壞，四鄉壯丁早有訓練，碼頭工人絕對可靠，不會被浪人利用，而且據說已有不少正規軍隊開到。公務人員送走婦孺，是遵奉命令;男人們照常作事，並不很慌。市民去幾里外去找“號外”，等至半夜去聽廣播的，並不止我一個人。雖然誰也看出，膠濟路一毀，敵人海軍封鎖海口，則青島成為子，可是大家真願意“打日本鬼子”!抗戰的情緒平定了身家危險的驚懼，大家不走。在這種空氣中，我開始給本地報紙寫抗戰短文。信用——未能交出預約的稿子一一報酬，藝術，都不算一回事了;抗戰第一。一個醫生因報酬薄而拒絕去醫治傷兵，設若被視為可恥，我想我該放下長篇，而寫些有關抗戰的短文。
八月中旬因應齊大之約，搬往濟南。濟南還不如青島。民氣沉寂，而敵軍已陷滄州。我不悲觀，也不樂觀，我寫我的，還是供給各報紙。
直到十一月中旬，黃河鐵橋炸燬，我始終活動著我的筆，不管有多大用處。鐵橋炸燬，敵軍眼看攻到，而當地長官還沒有抗戰的決心，我只好走出來。不能教我與我的筆一齊鏽在家中。
到漢口，我的筆更忙起來。人家要什麼，我寫什麼。我只求盡力，而不考慮自己應當寫什麼，假若寫大鼓書詞有用，好，就寫大鼓書詞。藝術麼?自己的文名麼?都在其次。抗戰第一。我的力量都在一枝筆上，這枝筆須服從抗戰的命令。有一天，見到一位傷兵，他念過我的鼓詞。他已割下一條腿。他是誰?沒人知道。他死，入無名英雄墓。他活，一個無名的跛子。他讀過我的書詞，而且還讀給別的兄弟們聽，這就夠了。只求多有些無名英雄們能讀到我的作品，能給他們一些安慰，好;一些激動，也好。我設若因此而被關在藝術之神的寺外，而老去伺候無名英雄們，我必滿意，因為我的筆並未落空。
這一年來的流亡，別離，苦痛，都可以忍受，因為筆還在我手中。想想看，那該是怎樣慘酷的事呢，設若我的手終日閒著，筆尖長了鏽!再退一步講，我依然繼續寫我的長篇小說，而沒有一個無名英雄來取讀，我與抗戰恐怕就沒有多大關係了吧?在今日，我以為一篇足以使文人淑女滿意的鉅製，還不及使一位傷兵能減少一些苦痛寂寞的小品;正如爭得百米第一的獎牌，在今日，遠不及一位士兵掛彩那麼光榮。在這時代，才力的偉大與否，藝術的成就如何，倒似乎都在其次，最要緊的還是以個人的才力——不管多麼小——而藝術——不管成就怎樣——配合著抗戰的一切，作成今天管今天的，敵人來到便拿槍的事實。
我是在這裡稱讚自己麼?一定不是!我是來說這一年我的筆沒有閒著，和為什麼事沒有閒著。我盡了我的力，該當的;只覺得不夠，羞愧;還敢自諛?因為我自己如是，我便可以切實的說明，文藝界的`朋友們多數的是加緊工作，不肯閒起筆來。大家所寫的不同，可是文藝始終未曾被敵人的炮火嚇得閉口無言。自然，因印刷的，交通的，分配的，種種不便與疏忽，文藝還未曾深入民間與軍隊中。可是，這不足證明文藝者的懶怠，而是許多許多實際的困難未能克服，不能歸咎於作家。第三期抗戰已到，精神食糧必須與武器兵力一齊馬上充實起來，不可稍緩。文藝者，我相信，是願意把筆作為槍的。那麼，zheng府社會在實際上能予以便利及與幫助，實在是必要的。文藝者只有筆，他並沒“一應俱全”的帶著印刷與交通工具。等到文藝者的筆因客觀的條件而不得不鏽起來，那個損失將非僅後悔所能彌補的。
這一年的筆是沾著這一年民族的血來寫畫的，希望她能盡情的揮動，寫出最後勝利的歡呼與狂舞。有筆的人都是有這個信仰。希望政府與社會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