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祝福》中我的心理描寫
魯迅《祝福》中的“我”並不是魯迅自己，而是利用“我”來闡述故事，“我”在講述他人的故事的同時，也在講述魯迅自己的故事。接下來小編蒐集了魯迅《祝福》中我的心理描寫，歡迎檢視。
魯迅《祝福》中我的心理描寫
①“一見面是寒暄，寒暄之後說我‘胖了’，之後即大罵新黨……談話是總不投機的了，於是不多久，我便一個人剩在書屋裡”
與封建思想、封建宗法制度的捍衛者——魯四老爺話不投機，以及祥林嫂的話“你是識字的，又是出門人，見識得多”，可以看出“我”是一個遠離閉塞、衰敗和蕭條的魯鎮社會環境，基本上擺脫了封建思想和封建道德觀念禁錮的知識分子。
②“我在極短期的躊躕中，想，這裡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卻疑惑了，——或者不如說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無……。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惱，為她起見，不如說有吧”從而吞吞吐吐回答了“也許有”，聽到祥林嫂說“那麼，也就有地獄了？”引起我的吃驚，只得支梧著“也未必”，在祥林嫂的緊逼下“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見面的？”我即刻膽怯起來了“我也說不清楚”
我們仔細品來，不難發現“我”是站在祥林嫂的角度上考慮問題、回答她的。第一句“也許有”是“我”為了減輕她的苦惱，在安慰她，但這給祥林嫂似疑實斷的答案，對其“希望其有，又希望其無”可以說是一個不小的衝擊，若有的話，她就的接受“宣判”，免不了遭受更大的苦痛與恐怖了。在“我”意識到前面的回答給祥林嫂增添了苦惱時，趕緊含混其辭說“也未必……誰來管這事”，希望減輕她的苦惱。可“祥林嫂”由此想到死後的痛苦，更加深了苦惱。“我”又不得以改口，還是含混其辭“我也說不清楚”，從而在祥林嫂心靈上掀起了更大的波瀾，這無法解答的問題，更成為祥林嫂無法解脫的沉重包袱，可以說這客觀上加速了祥林嫂悲劇的到來。在“我”善意的動機下，體現的是“我”的軟弱無力。
③“我”回答了祥林嫂關於靈魂的有無的問話之後“心裡很是覺得不安逸。自己想，我這答話怕於她有些危險……又因此發生別的事，則我的答話委實該負若干的責任”
“‘死了？’我的心突然緊縮，幾乎跳起來，臉上大約也變了色。”
從這些話語中，可以看出“我”對祥林嫂是抱有極大同情心的，祥林嫂的慘死著實使“我”驚慌與緊張，或者說是為此而痛苦了一番。
④“然而我的驚惶卻不過暫時的事，隨著就覺得要來的事，已經過去，並不必仰仗我自己的‘說不清’和他之所謂‘窮死的’的寬慰，心地已經漸漸輕鬆；不過偶然之間，還似乎有些負疚。”
預料中而又不願發生的事終於還是發生了，但“我”的驚慌、緊張、同情或者說是痛苦，“只是暫時的事”，很快“心地已經漸漸輕鬆”，不過“偶然之間”有些負疚，並且為了卸去這偶爾的負疚感，“我”決計要離開魯鎮了。這充分顯示了一個知識分子道德上同情弱者，但思想上迷茫無助、精神上軟若動搖、潛意識裡想逃避現實的.現實矛盾。
⑤“我”在這繁響的擁抱中，也懶散而且舒適，從白天以至初夜的疑慮，全給祝福的空氣一掃而光了，只覺得天地聖眾欣享了牲醴和香菸，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蹣跚，豫備給魯鎮的人們以無限的幸福。
“我”，一個知識分子，親眼目睹了祥林嫂悲慘的一生，內心充滿了對封建禮教吃人本質的無限憤懣之情，作者運用了反語，在“我”之“懶散”且“舒適”的背後，隱藏的是深深的悲傷與內疚，是“我”無力改變現實的自我嘲諷。
魯迅《祝福》中“我”的作用
在《祝福》裡，“我”在“祝福”的前夜回到魯鎮，卻“早已決計要走”的，因為對“我”一個有新思想的知識分子來說，現實的魯鎮社會如此陌生，自己早已被排斥在外，在新年的“祝福”中乞求來年的好運氣是他們的事，與“我”毫不相干。身在故鄉卻有一種陌生感，“我”註定是一個“失去精神家園的漂泊者”。況且，魯四老爺“儼然的臉色”和“不很留”，使“我”感到自己的不合時宜，所以這次歸來並不打算久留。正當“我”“決計要走”時，祥林嫂出現了。接下來，作品一面展開祥林嫂“有無靈魂”的發問在“我”精神世界裡激起的波瀾；另一面，透過“我”的回憶、耳聞目睹和所感所想把祥林嫂的故事串聯起來。
在這裡，以“我”為敘述者首先是選擇了一個獨特的視角。魯迅小說對傳統小說的革命首先就是對全知全能的敘述方式的突破，他的小說多采用限制敘述，將作者與敘述人明顯剝離開來。在第一人稱敘述中，敘述者通常情況下即指作品中的“我”，這個“我”是故事中人，而不是置身故事之外的作者。在《祝福》中，作者選擇“我”作為敘述人，而不用其他人，如魯四老爺、四嬸等，這是為什麼？因為作者對故事裡的其他人物，即使是生活在祥林嫂周圍、對她異常熟悉的人都持以不信任態度，即不能把敘述的任務交給他們。“不信任，不一定是不尊重，而是認為他們沒有可能或沒有能力把身邊發生的事情依照作者需要的方式敘述出來。”在魯鎮，沒有人真正關心祥林嫂的不幸；而祥林嫂，一個禮教道德的犧牲品，長期的封建壓迫和禁錮，折磨得她像一個木偶，根本沒有能力訴說自己的不幸和痛苦。這些冷酷、麻木、愚鈍的靈魂，感受不到人情的冷漠、世態的炎涼和社會的黑暗，也把握不了自己的命運，他們註定擔當不起故事敘述人的角色。所以，作者只能把敘述的任務交給“我”熟悉故鄉、遠離傳統社會和具有新思想的知識分子，只有“我”能夠站在更高的視點上，以理性精神來認識和思索祥林嫂悲劇的實質及其社會意義。不僅如此，“我”站在這個遠距離的視點上，還以悲憫的眼光注視著作品裡的所有人物和發生的所有事件，把魯鎮社會這個祥林嫂悲劇的罪魁禍首毫無保留地呈現出來；祥林嫂的不幸在魯鎮引不起真正的理解與同情，這種表面上的麻木、混沌，顯示了魯鎮人們人性的殘忍。
“我”在這裡的作用就是：不但成為魯鎮社會與小說人物活動的攝像機，而且能準確審視祥林嫂悲劇命運。同時，作者無時無刻不在解剖知識分子的靈魂。
魯迅關注知識分子問題，是因為他把知識分子的命運與整個社會改革聯絡起來，把他們看作思想啟蒙的主體，希望他們肩負起改革社會的重任。而“五四”時期這些覺醒的知識分子本身還有很多弱點，他們必須正視自我，克服自身的弱點和不足，才能承擔起這一歷史使命。如《祝福》《故鄉》《一件小事》等，這就為作者不斷解剖知識分子的靈魂提供了機會。所以這些作品中的“我”便承受著精神的折磨，不斷地進行著自我靈魂的解剖。
在《祝福》中，面對祥林嫂“有沒有靈魂”的發問和慘死，“我”發現了自己與魯鎮社會傳統精神的內在聯絡。祥林嫂無意中扮演了一個靈魂審問者的角色，令“我”招供出了靈魂深處的軟弱與淺薄。在祥林嫂的一再追問下，“我”沒有勇氣正面回答，而只以“說不清”三個字來搪塞，此後匆匆逃走，在不安與不祥中度過了一夜。在“我”預料中又不願發生的事終於還是發生了。祥林嫂的慘死令“我”詫異和驚慌，但這種精神的危機“只是暫時的事”，很快“心地已經漸漸輕鬆”，不過“偶然之間”有些負疚，並且為了卸去這偶爾的負疚感，“我”已決計離開魯鎮。
一個有新思想的知識者尚且表現得如此冷漠和無動於衷，下層民眾的態度可想而知，這更反襯出祥林嫂的不幸和社會的無情。這是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真誠的自我解剖。
擴充套件資料：魯迅的《祝福》中周圍人們的心理
（一）祥林嫂:
生活在舊中國的勤勞、善良、堅強的勞動婦女的形象，同時又是一個被踐踏、被愚弄、被委棄的典型。
祥林嫂沒有姓氏，比丈夫大十歲(封建宗法制度的犧牲品)。她在魯四老爺家擔負著沉重的勞役: “掃塵、洗地、殺雞、宰鵝，徹夜的煮福禮，全是一人擔當，竟沒有添短工，“反而滿足”“口角邊漸漸的有了笑影，臉也白胖了”。這與她剛逃出村來時的青黃臉色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並反襯她在喪夫之後，在婆婆家難以忍受的待遇，暗中寫出了她出逃的原因。希望憑藉勞動換取起碼的生活，尋求一條掙扎下去的活路。鮮明地揭示她勤勞、淳樸、堅韌的性格，以及在生活道路上的掙扎。後來，她又被當作賺錢的貨物賣到深山野坳裡(賀老六家)，由於受“寡婦守節”這種封建倫理觀念的影響，而且不知道今後過的會是怎樣的生活，因此，毅然在香案上撞破了自己的額頭，來表示不屈服於命運的安排。
祥林嫂第二次來到魯鎮幫工，四嬸對她不滿，魯四老爺更嫌她是一個“傷風敗俗”的女人，這使她感到痛苦與迷惑。她不時地向人們訴說著自己不幸的遭遇，甚至把積存的工錢到土地廟捐了門檻，認為以此可以贖免“罪孽”，可是，四嬸仍舊不讓她在祭祀時沾手。就這樣，她最後的一星半點的希望也破滅了，從此，她全然陷入絕境。
祥林嫂臨死向“我”提出三個問題，是對靈魂的有無表示懷疑。她希望人死後有靈魂，因為她想看見自己的兒子；她怕人死後有靈魂，因為她害怕在陰間被鋸成兩半。這種疑慮是她對自己命運的疑惑，這種疑惑、這種無可解脫的矛盾，使她在臨死前受到了極大的精神折磨，最後悲慘地死去。
《祝福》透過“嫁而守寡，寡而再嫁，嫁而再寡”這三個特定情節成功地塑造了祥林嫂這個典型的悲劇形象。從她一生的悲慘遭遇中，可以清楚看到:封建制度正是用政權、族權、神權、夫權這四條無形的繩索把祥林嫂活活勒死的；族權強迫她改嫁，夫權剝奪她做人的資格，神權摧毀她的心靈，政權是這一切罪惡活動的總後臺。
祥林嫂的遭遇，正是舊中國千百萬勞動婦女悲慘遭遇的鮮明寫照，作者正是透過對這一典型人物的塑造，對吃人的封建制度和封建禮教，進行深刻揭露和有力抨擊的。
（二）魯四老爺
魯四老爺是剝削人民的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是封建禮教的頑固維護者，是迫害祥林嫂的元兇。作者先交代他是一個講理學的老監生，他大罵新黨。罵祥林嫂是個“謬種”，這說明他是封建禮教的衛道士；接著，寫他書房裡的陳設，勾勒出他道貌岸然的偽善面孔。其實，他的這種偽裝，已在憎惡、詛咒、迫害祥林嫂的同時，自己剝得乾乾淨淨了，暴露出極端兇殘、冷酷、自私的本質。這樣前後對照，互相映襯，不僅深刻地揭示了魯四老爺這類人物的主要特徵，而且收到了極好的諷刺效果。
（三）祥林嫂的婆婆
祥林嫂的婆婆由於婆婆要把她嫁到深山野林裡去和大伯收屋使她不能生活下去，如果不是這種人身的迫害和生活的威脅，祥林嫂或許不致得到這麼悲慘的結局。可是中國的封建社會存在那麼長，統治階級的思想瀰漫整個社會，在廣大人民群眾中形成一種成見，他們有意無意地為封建宗法思想散佈影響，織成了統治階級思想意識的羅網。
（四）柳媽
柳媽是個深受封建禮教和迷信毒害的小市民。她同祥林嫂一樣也是一個受壓迫的勞動婦女。她是一個“善女人”，她講陰司故事給祥林嫂聽，完全出於善意，從主觀上講，她想幫助祥林嫂找到“贖罪”的辦法，救祥林嫂出苦海，這是她作為女性善良的一面。但是，由於她受封建迷信思想和封建禮教的毒害極深，她把地獄、天堂、靈魂之類的邪說和“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理學信條，當作挽救祥林嫂的靈丹妙藥，從而給祥林嫂造成無法支撐的精神負擔，把祥林嫂推向更恐怖的深淵。祥林嫂在向“我”詢問有關“靈魂的有無”之後，在祝福聲中寂然死去，柳媽應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說明用封建迷信來挽救祥林嫂是行不通的，柳媽受封建迷信思想和封建禮教的毒害是可悲的，而她又將這些思想灌輸給祥林嫂，祥林嫂命運的悲劇性就更加增強了。另外，柳媽對祥林嫂被賣改嫁反抗時頭上留下的傷疤，採取譏諷、奚落的態度，譏諷、奚落中還帶有幾分詭秘，把玩味別人的苦痛作為自己的享樂。這是當時中國農村婦女令人極其生厭的一面，而在柳媽的身上卻表現得琳漓盡致。而且因為她發現祥林嫂頭上的傷疤，好像哥侖布發現新大陸一樣，使“許多人都發生了新趣味，又逗她說話了，至於題目，那自然是換了一個新樣，專在她額上的傷疤。”從這裡看，柳媽是一個罪魁禍首。“別人的笑容和聲調”使祥林嫂“總是瞪著眼睛，不說一句話，後來連頭也不回了”，祥林嫂在別人的譏諷、嘲笑中，內心有無法言表的痛苦。由此可以看出，柳媽給祥林嫂帶來的心靈創傷是雙重的。
（五）衛老婆子
衛老婆子是一位利慾薰心、毫無人情味、虛偽狡黠的中人形象。她以介紹人打工為職業，從中謀利。即使對祥林嫂這樣一個善良、安分耐勞、命運悲慘的人，也把她當作自己謀取金錢的工具，即使對魯四老爺這樣有錢有勢的大戶人家，她為了拿到祥林嫂婆婆的一點施捨，也敢於欺騙，合夥將祥林嫂劫走，她認為祥林嫂被賣給賀老六是“交了好運”。在魯鎮，她奔走於大戶人家和窮困潦倒人家之間，憑藉一張能說會道的嘴，貌似有同情、憐憫之心，活得有滋有味。因為她被金錢所迷、被封建禮教所縛，不能認識自己的所作所為實為封建統治者的奴才勾當，她認為自己在魯鎮能左右逢源，能說會道，且會掙錢，是一個能人。實際上，她被金錢和禮教吞噬了靈魂，而同時又幫著封建禮教吞噬任何一位她認為有可能被吞噬的人。祥林嫂被四嬸趕出家門，衛老婆子再也不來幫她介紹打工的人家了，因為她認為祥林嫂再也沒有能力充當她賺錢的工具。因此，衛老婆子和祥林嫂之間純粹是一種金錢關係，衛老婆子命運的悲劇性更顯示祥林嫂命運的可悲。
（六）四嬸
四嬸是一位備受歧視而又剝削、歧視別人的女性形象。她作為魯鎮大戶人家的女主人，沾了富人家的光，又有一種自得其樂的優越感。她僱用打工人，剝削自己的同胞，自己享受，看來過得逍遙自在。實際上，她的命運同樣是悲慘的，她作為虛偽、保守的魯四老爺的妻子，除生活在魯四老爺的歧視之下外，她作為當時中國女性僅有的一點同情心、善良、耐勞的一面也被封建思想和封建禮教吞噬了。如果說第一次僱用祥林嫂還有她一點虛假的同情心的話，第二次僱用祥林嫂連一點同情心也沒有了，因為她常常提起祥林嫂只是“因為後來僱用的女工，大抵非懶即饞，或者饞而且懶，左右不如意”，只有祥林嫂是她最滿意的僱工。祥林嫂又一次送上門來，從她心理說，是再好不過的事了。可是祥林嫂第二次來魯鎮的表現，使她大失所望，祥林嫂的勞動不能帶給她輕鬆自在，她在魯四老爺的指使下，不讓祥林嫂參與祭祀的事，自己要在祝福時忙碌。最後，她對祥林嫂表現出她的極大不滿，祥林嫂的悲慘遭遇再也不能使她的“眼圈有些發紅”，再也喚不起她的同情心，因為祥林嫂沒有能力充當勞動的工具了。四嬸認為祥林嫂在她家沒有任何存在的價值了，最終將她趕出家門。即使祥林嫂在祝福聲中悲慘地死去之後，她還和魯四老爺異口同聲大罵祥林嫂為“謬種”。四嬸所受封建思想和封建禮教毒害是最深的。作者描寫她與祥林嫂之間是剝削和被剝削的關係，一旦這種關係不存在，祥林嫂在她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她是當時中國農村婦女中剝削意識濃厚者的化身，同時又是封建禮教的犧牲品。即使是魯鎮大戶人家的女主人也難逃封建思想和封建禮教吞噬的命運，那區區祥林嫂又怎能逃脫封建禮教的魔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