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陶淵明
導語：陶淵明他是中國第一位田園詩人，被稱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以下是由應屆畢業生網小編為您整理的解讀：陶淵明，歡迎閱讀!
在中國文學史上，陶淵明是一位個性鮮明而突出的詩人。幾乎沒有人像他一樣，千百年來，行動不斷地被人學習，詩歌一首一首地被仿作。他的影響不僅在文學上，而且在歷代某些知識分子的生活中留下了痕跡。他的性格特徵和創作色調都是他所生長的那個時代精神和麵貌的折光的反映。讀過他的詩的人，都會在腦海裡湧現出一個為了堅持自由和正義的理想，在生活和生命統統失去保障的年代裡，貧困而頑強不屈地過了一生的形象。“勁氣侵襟袖”，他的夢想，他的嘆息，他的憎惡，他的愛好，曾經震動過多少人的心絃啊!但是要對這位詩人作出正確的評價，還需繼續討論。
一、性格與時代
要想真正瞭解陶淵明和他的創作，首先應該弄清楚他的性格特徵和時代面貌。這位“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飢”的詩人，在他的朋友顏延之的心目中是個斯斯文文，不愛活動，厭惡浮華，而潔身自好的人。用他的話說，就是“閒靜少言，不慕榮利”。一般說來，他是一個善於控制自己的感情的人，給人的印象是一個寧靜的、理智的、嚴肅的詩人的風度。當然這是很表面的，在他的寧靜的心靈深處，蘊藏著永遠撲滅不了的火種。韓愈曾經說，讀過陶淵明的詩，總感覺到詩人“雖淹蹇不欲與世接，然不能平其心”，這就是說，採菊東籬、悠然自在的陶淵明，在生活上所顯露出來的個人性格的複雜性。他一方面消極地逃開現實的鬥爭;另一方面卻不屈服於現實，而堅持自己的生活道路和生活理想。任真率性，反對矯揉造作，要求個性的自由舒展，和安貧守賤、躬耕自資，對於自己所選擇的生活道路的執著，這兩個明顯的特徵構成了他的性格的鮮明性和完整性。“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貞剛自有質”，“總髮抱孤介”，“寵非己榮，涅豈吾緇”，這些自白性的語言，在在都標識著他的性格的特徵。許多傳說，如同“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眾座度履”的故事，“蓮社攢眉”的故事，都是在行動上留下了他的性格的印痕。
性格，恩格斯曾經在評論歐文的時候說他自己“……領悟了十八世紀唯物主義的學說，即人的性格是由兩方面——方面是遺傳機體，另一方面是人的周圍環境，特別是他的發展時期的周圍環境——相互作用的產物”[1]。這就是說，性格有其生理的基礎，但同時也是有社會性的。馬克思把人的本質，規定為“社會關係的總和”。今天我們對於個性、性格的理解，就是建築在馬克思、恩格斯的這些理論的基礎上，我們認為只有在社會關係中才能夠了解具體的人的個性和性格。個性和性格應該屬於社會歷史範疇，是一定的生產條件和社會條件中的產物。個性和性格的差異，主要的是個人所處的時代和社會關係的不同而造成的。
這樣，我們要想理解和分析陶淵明的性格，就得認識一下他所處的時代和社會環境。
什麼是陶淵明所處時代的特徵呢?許多人都提到過。這是一個民族矛盾、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相互交錯，複雜而最為尖銳的時期。但是具體地分析起來，晉自淝水戰爭以後，民族存亡的緊張局勢，稍趨和緩。孫恩、盧循和皇族官僚集團的戰爭的擴大，與當時皇族與豪族之間爭奪勞動力和皇族企圖壯大自己的武裝力量，強制“免奴為客”的人當兵，是密切地聯絡著的。並不是因為農民無法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被迫起來反抗奴役和爭取生存的權利。因此這一戰爭是否由於階級矛盾尖銳而產生，是值得懷疑的。事實上，孫恩發動戰爭的目的是為叔父報仇，並沒有反映出當時農民要求減輕剝削和奴役的願望。所以我覺得孫恩所燃起的戰火，還不能說是農民戰爭。地主階級和農民的矛盾雖然是這個時期的基本矛盾，但是表現出的尖銳程度，根據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歷史記載，是不如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的。我們知道晉朝實行的是佔田制，即土地國有化。但是當時佔有大量土地的豪強卻繼續“兼併”，不理睬這個法令。這樣，皇族與豪族的矛盾日益加深。田園產業的擴充和要求掌握政治權力就糾纏在一起了。馬克思說：“在我們面前有兩種權力：一種是財產權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權力，另一種是政治權力，即國家的權力。‘權利也統治著財產’，這就是說：財產的手中並沒有政治權力，甚至政治權力還透過如任意徵稅，沒收，特權，官僚制度加於工商業的干擾等辦法來捉弄財產。”[2]這裡，馬克思所講的是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社會現象。但在封建社會發展的時期，由於特殊的歷史條件，某個國家的.統治階級內部，產生了政治權力和財產權力的矛盾現象，這種現象雖然和馬克思所說的兩種權力有根本的性質的區別，但是作為一種社會力量，它們是客觀存在的。不過政治權力干擾的不是工商業，而是田園、產業。這就是說，在階級社會里，財產所有者和握有政治權力的人，在某種情況之下，彼此是有矛盾的。陶淵明的時代，正是這種矛盾表現得十分突出的時代。世家豪族與士族，這些大財產所有者和握有政治權力的人，不斷髮生衝突和傾軋。豪族為了保護並擴張產業，就得爭取掌握政治權力，皇族以及中央官僚集團為了鞏固和擴充套件自己地位，就必須透過賦稅等對於財產進行干擾和捉弄。這樣，在豪族與皇族的各個集團裡面都出現一些軍事冒險家、政治野心家，互相爭奪，互相屠殺。使得當時政治生活中出現一種陰森森的恐怖的局面。有一位捲入這種鬥爭的旋渦中終於弄得殺頭的叫做諸葛長民的高階官吏，說過這樣一句話：“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機危。”[3]這就充分地反映了當時的政治實況。“必履機危”，表明了鬥爭的激烈，同時也顯示貪慾與權勢欲使得許多人“覆身滅祀”和“傾國亡家”。
在這種政治形勢之下，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有兩條道路可走：一是追求政治權力，一是退隱田園。追求政治權力很可能像諸葛長民那樣“覆身滅祀”;退隱田園，也很難避免政治權力的干擾。不過，統治者對退隱行為有時還是歡迎的，歡迎他們幫閒。如同桓玄要做皇帝，“以前世皆有隱士，恥於己時獨無。求得西朝隱士安定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給其資用，使隱居山林。徵為著作郎，使希之固辭不就，然後下詔旌禮，號日高士。時人謂之充隱。”(《通鑑》)充隱當然十分可笑，算不得真隱士。這裡我們引用這個材料主要想說明兩種情況，一是在政治的舞臺上，統治者要演大軸戲時，還需要隱士這個角色;另一是隱士的身上存在著一種潛伏的社會勢力，這點，從“招隱”和“反招隱”的一些詩篇中，還可以得到這個訊息。我們看到魏晉時代隱逸風氣那樣盛行，應該認識到這是有其客觀的社會基礎的。這種現象的產生，並非偶然，它是一定的政治經濟條件下的產物。也可以說，它是社會上兩種權力，政治權力和財產權力，矛盾的複雜性和微妙性的產物。《晉書·祈嘉傳》有一首歌謠說：“祈孔賓，祈孔賓，隱去來，隱去來，修飾人世甚苦不可諧。”就透露了隱逸是客觀社會中矛盾的反映。有一首《四皓歌》說：“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兮，不若貧賤之肆志。”也道出了隱逸的真情。
陶淵明就是生長在這樣的社會里面的一個知識分子。他的性格是在“淡焉虛止”的家庭和“君子固窮”的儒家教義的影響下形成，而在這個“貞脆由人，禍福無門”的社會環境中獲得進一步的發展。仕途險惡和穢濁，驅使他“逃祿歸耕”，透過親身參加勞動來養活自己。他的性格中，像愛好勞動和安貧守賤這些特點，卻在一定的程度上體現了我們民族心理面貌(特別是在當時知識分子的身上)，在特定的歷史階段上某一時期的人們的特性。車爾尼雪夫斯基在他所著《關於世界通史某些問題的科學概念的評述》中認為，愛好勞動和能夠安貧若素，是中國人的祖先從古代起就安於定居的生活方式，靠自己的勞動維持生活，而且生活在被壓迫和貧困的環境，養成了這樣的性格。但是我們不能說中國民族的性格就是這樣。而只是說在某一個歷史時期，民族性格呈現這樣的狀態[4]。“安貧若素”，在我們今天自然不能算做民族品質，但是在陶淵明身上曾經充當過他的堅持理想的動力，起過積極作用。
二、詩歌的特色
別林斯基說：“詩人，作為一個人，一個性格，一個天性一一總之，作為一個個性，難道能夠不反映在作品中嗎?當然，不能夠，因為和自己脫離任何關係而描寫現實的現象的這種能力，只是詩人本性的另一表現而已。”[5]這裡，別林斯基所講的是指一般的詩人。若是拿抒情詩人來說，那麼，詩就是詩人生活的記錄。抒情詩人總是在揭露自己的性格中反映生活。
陶淵明的詩歌，基本上是抒情詩。這些抒情詩中充分地烙上了他的性格的印記。鍾嶸說：“五言警策，陶公詠貧。”在這個題材的選擇和描寫上，的確顯示了他的創作的特色的。他把理想、貧困、對於現實的不滿和批評以及生活和勞動的時間結合在一起，構成了他的詩歌的特殊風格。這隻要我們讀讀另一個作家的同類性質的詩，馬上就可以感到這一點。江逌《詠貧》雲：“蓽門不啟扉，環堵蒙蒿榛。空瓢覆壁下，簞上自生塵。出門誰氏子，憊哉一何貧。”這和“陶公詠貧”比較一下，顯得多麼缺乏個性，缺乏生活氣息。空空泛泛，沒血沒肉，一點也打動不了人們的心。我們回頭看看陶淵明的詩就完全不一樣。“貧居依稼穡，戮力東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負所懷。”他的詩中，勞動實踐和生活理想是結合在一起的。“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躬親未曾替，寒餒常糟糠。豈期過滿腹，但願飽粳糧;御冬足大布，粗締以應陽。正爾不能得，哀哉亦可傷!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且為陶一觴!”(《雜詩十二首》之八)貧困、不滿、求生的意志和對於理想的堅持，感情的真實和胸襟的開曠明朗，詩歌的風格與詩人的性格糅合得那麼勻稱。這在《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疑當作旱)稻》詩中也同樣地表現了這個特色。“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幹”，是他對於“代耕”(即出仕)生活的戒懼和決絕，夾雜著財產權力要求避開政治權力干擾的時代的迴音。“顏生稱為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飢至於老;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現實的社會，在詩人的筆底下，多麼不公平、不合理。“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好爵吾不榮，厚饋吾不酬，一旦壽命盡，弊服仍不周。豈不知其極，非道故無憂。”正義和正直的人生理想培養茁壯了他的“安貧若素”的意志，他寧可“傾壺絕餘瀝，窺灶不見煙”，也不接受統治者的拉攏和誘惑。“斯濫豈攸志，固窮夙所歸”，就這樣，他在貧困中堅持了他自己選定的人生道路和理想，直至他離開這個世界。
什麼是陶淵明的人生理想呢?“大濟於蒼生”，可能是他早年曾經湧現過的心情，但是就他一生的行事看來，沒有跡象證明他在這方面作過努力。“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只能算做偶然的激動，在他的性格中，並不是一個穩定的特徵。理想不能夠是“忽然想到”，而必須是堅定不移的相當穩定的一心理面貌。顯然的，逃開了政治鬥爭的陶淵明，“大濟於蒼生”，就不能不變得更形式了。這樣，《桃花源記》和《桃花源詩》所描寫的生活更能代表他的理想。在沒有討論桃花源這個理想的性質以前，想先談談另一首詩，這首詩是：“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親戚共一處，子孫還相保，觴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緩帶盡歡娛，起晚眠常早。孰若當世士，冰炭滿懷抱;百年歸丘壟，用此空名道!”(《雜詩十二首》之四)這裡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人生觀，也可以看到他的政治理想。和平的、安定的、家庭生活的謳歌，以及對市朝的官場生活的厭惡，他愛什麼、憎什麼，是十分鮮明的。美好的生活應該是像他所想的那個樣子。吃得飽，睡得充足，這樣的樸素。當然陶淵明對於生活的理解，還不止此。美好的生活概念還必然要包括工作在內，生活而不工作是不行的，“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勞動、吃飽睡好，這不是人生正當的要求嗎?這人生理想和“大濟於蒼生”最終的目的是相同的，因為“大濟於蒼生”也不過叫蒼生吃飽睡好而已。
《桃花源記》和《桃花源詩》所體現的正是一種“勞動、吃飽睡好”的理想，它和《擊壤歌》所表現的思想基本是一樣的。“擊壤自歡”是陶淵明的理想，也是“晨出肆微勤，日人負耒還”的寫照。這是一個生活在被壓迫和貧困的環境中的小生產者的理想，和那所謂“大濟於蒼生”的政治家的思想，是不一樣的。因為“大濟於蒼生”必須參加政治權力的角逐，這是陶淵明所不願意從事的。這點我們如果不結合陶淵明的性格和生活來考察《桃花源詩》，對於詩中所描寫的理想是說不上真正的瞭解的。
陶淵明的創作受到性格的影響。我們還可以從“反映什麼”和“如何反映”兩個方面來探討。還是以《桃花源詩》為例吧。許多人都提到“秋熟靡王稅”這個句子，說它有“反剝削的思想”。我的看法稍有不同。我覺得“剝削”這個概念，在陶淵明的頭腦中恐怕是不存在的。我對於這句詩的體會，是它正反映了土地所有者要求擺脫政治權力干擾的願望。因為“捐稅體現著表現在經濟上的國家存在”[6]。國家透過政治權力向土地所有者課取定額的穀米，以充皇室的揮霍。馬克思說：“哪一個饒舌的庸人不會向飢餓的老百姓指出，捐稅這種君主得來的不義之財就是他們貧困的根源?”[7]老子也說：“民之飢以在上食稅之人多也。”在土地上勞動而身受飢寒的陶淵明隻字不提租稅對於自己生活的影響。只講了這麼一句“秋熟靡王稅”，多麼婉曲地表現著自己的思想感情啊;我們從《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詩中，看到他窮得“夏日長抱飢，寒夜無被眠”。口裡還說“在己何怨天”，這種隱藏真實的情感的作風，已經成了他的習慣了。大家都熟悉他是因為不願向督郵折腰，才辭掉了彭澤令的。但是他自己怎樣說呢?“尋程氏妹喪於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在黑暗的殘暴的統治之下，陶淵明養成了一種不怨天不尤人的性格。這種性格反映在他的創作中就是表達思想感情的迂迴曲折。我們讀一讀這一首詩吧：“久去山澤遊，浪莽林野娛。試攜子侄輩，披榛步荒墟。徘徊丘隴間，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遺處，桑竹殘朽株。借問採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歿無復餘。‘一世異朝市’，此語真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歸園田居》五首之四)在《和劉柴桑》那首詩中也提到“荒塗無歸人，時時見廢墟”。這種農村殘破的景象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疾疫?饑荒?戰爭?詩人沒有作出回答。但是我們從《魏書·食貨志》記載“晉末天下大亂，生民道盡，或死於干戈，或斃於飢謹，其幸而自存者蓋十五焉。”和《晉書·劉毅傳》說，江州“自桓玄以來，驅蹙殘敗，至乃男不被養，女無匹對，逃亡去就，不避幽深，自非財殫力竭，無以至此。”我們知道，人禍是重於天災的。陶淵明所描寫的那個江州，就是劉毅所說的江州。兩相對照，事情就很清楚了。我們再看看《於王撫軍座送客》這首詩吧。陶淵明參加王宏的這個“集別”，是以清客身份，還是一種不能推辭的義務，我們這裡搞不清楚。但是送故迎新，官場雜役，當時人是當做一種壞風氣看待的。《晉書·虞預傳》說：預“陳時政所失日：軍寇以來，賦役繁數……自傾長吏，輕多去來。送故迎新，交錯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馬之不多，見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劉毅傳》也說：毅為江州都督，上表言事，謂“屬縣凋散，示有所存，而役調送迎，不得止息。”我們知道官吏們來來往往，對於老百姓卻是一件苦差事。陶淵明在這首詩中，透過“逝止判殊路”這一句，也.隱約地接觸到了不愉快的現實。我們這裡看到當詩人的筆觸及政治權力的時候，他是多麼小心謹慎起來。有人因為在陶詩中，看不到痛快淋漓地描寫民問疾苦，和揭露統治階級的殘暴的詩篇，就懷疑這個作家，其實，這是不必要的，抒情詩人反映現實總是離不開他的性格特徵和時代特徵的。他的性格特徵決定他反映現實的特殊方式。
我們前面講過，魏晉時代是一個政治權力和財產權力矛盾的激烈化的時代，作為一個士族後裔，陶淵明是傾向於保有財產權力的豪族方面的。陶淵明除開“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問”這所小莊園外，還有其他田產的。他的詩中，所講的“西田”、“南畝”、“下潠田舍”以及在《祭從弟敬遠文》中所說的“三宿水濱”的地方，都不是指的“方宅十餘畝”的小莊園。他開始歸耕的時間是興元二年。這個時候正是在孫恩發動的戰爭以後，當時田疇荒廢，統治者曾“弘敦本之教，明廣農之科”，提倡“同以南畝競力”，使“野無遺壤”，鼓勵開荒的[8]。陶淵明的“我土日以廣”，大概是墾荒的結果。他的《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和《勸農》詩，都是作於這個時期。“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遼闊，清新，期待，喜悅。田園生活中，他感到十分適意。對於他那個小莊園，他非常依戀。“靜念園林好，人問良可辭”，打算一輩子過著鄉居的生活了。
在陶淵明筆底下的鄉村，是“暖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和平安定的。“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勞動生產的積極態度和喜悅的心情，人與人之問的和睦相處，這個融洽的社會，比起那個“冰炭滿懷抱”的市朝，太好了。如果風調雨順，“明雨萃時物，北林榮且豐”。生活是富裕的。在這個環境中，“偶愛閒靜”，就“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欣賞著“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的自然景物的樂趣。但是“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艱。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幹。”能夠吃飽睡好，還是由於付出了代價的結果。
封建社會的農村，生產技術低下，缺乏科學的田問管理，靠天吃飯的成分還是很重的。要是碰上“炎火屢焚如，螟蜮恣中田。風雨縱橫至”，就會“收斂不盈廛”，而要挨飢受凍了。陶淵明告訴我們的農村面貌就是這樣。這個田園生活，和他所厭惡的“市朝生活”是大不相同的。市朝生活在陶淵明的筆下是“驅易進之心”，瀰漫著一片非分苟得的空氣。這個社會是“行止千萬端，誰知非與是。”沒有真理，沒有正義。爾虞我詐，“世俗久相欺”的。詩人把它叫做“塵網”和“樊籠”。私有制度使得人與人之問造成一種互相仇恨，互相猜忌、欺詐、傾軋、爭奪等現象。這些現象每天發生著，像羅網似的，每個人生下來都被圈進去，凡事一點也做不得主。陶淵明所體會到的官場生活就是這一實質的反映。
在陶淵明的詩歌中，兩種生活的對比，給人的印象是很深的。一面是自由的歡樂的，人與人之間是融洽的，互相幫助，彼此關懷的，而大家一起勞動，一起談笑;另一面是陰暗的殘酷的，人與人之間是互相傾軋、訛詐，沒有信用，沒有是非，彼此冰炭，只有恐懼，缺乏溫暖。
在陶淵明的詩歌中，描寫了兩種生活的不同，他明白表示他愛的是田園的、勞動的、自由的、溫飽的生活，雖然他常常是不能得到溫飽。對於骯髒的、庸俗的、險惡的、令人感到窒息的、厭惡的政治生活，他是否定的。“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他把仕進當做迷途，而對於遠離政治權力的角逐，認為得策。
在陶淵明的詩歌中，他描寫這兩種生活的手法是不一樣的。讀過他的詩，我們懂得什麼時候播種，什麼時候除草，什麼時候收割。播種時候是什麼心情，除草時候是什麼心情，收割時候是什麼心情，這些我們都能夠體察到。他的屋前屋後有什麼花草，他和哪些朋友來往，一切都很清晰、細緻。但是當他描寫市朝生活時，他不是籠統地說那是“網羅”、“樊籠”，就是什麼“異患”、“相欺”。具體的細節，我們一點也弄不明白。一個人對愛好的事物多講幾句，討厭的東西少提起，這很自然而平常。但是就陶淵明說，“語默自殊勢”，多談少說，還有個人性格和時代壓力的原因。
把政治生活看成羅網，本來是魏晉名士和隱士的共同語言。何宴《擬古》、王徽之《蘭亭》、郭璞《遊仙》、孫綽《贈溫嶠》都把官場說成網羅。陶淵明雖然也和他們一樣使用這個名詞，但是他把這種生活和美好的幽靜的田園生活對立起來，卻具有一種新的意義。由於它和美好對立，許多人都可以把對於現實不滿的情緒裝進那個網羅中去。由於它和幽靜的田園對立，一切動亂的汙濁的概念都和政治聯絡起來。給人們灌輸一種對現實社會的秩序的懷疑和否定的意念。這樣就是我們讀過陶淵明的詩，雖然他對醜惡的黴爛的現實揭露不多，但是總和詩人一樣感到窒息而要求呼吸一些新鮮的空氣。陶淵明詩歌中，這種由於個人性格和時代的關係而決定的表現方式，本來算不得什麼藝術技巧，然而在實際上卻產生了藝術的感染力。
在陶淵明所描寫的田園生活中，和市朝生活完全不一樣，人與人之間沒有矛盾，沒有爭奪，沒有忌刻，也沒有齟齬，有人說這是陶淵明有意地寫出田園的和諧美好，用以襯托市朝生活的腐臭。我覺得如果說他的詩客觀上產生這樣效果是可以的，如果說他的詩主觀上就是這樣想的，卻未必然。我是這樣理解的，我認為這地方正反映了他自己的經濟利益和世界觀的侷限性。我在前面說過，他所生存的時代是政治權力和財產權力，亦即皇族與士族，矛盾劇烈的時代。他的世界觀始終沒脫離士族的地位。對於士族根據地的莊園內部，他的觀察力是遲鈍的。然而正因為這樣，才構成了他的詩歌特徵的一個方面，缺乏筆掃千軍似的揭露現實的勇猛。
三、幾個問題
在討論陶淵明的詩歌時，不少人提到抒情詩的特徵問題。有人企圖從題材範圍來限制抒情詩的活動，顯然是不能解決問題的。要探索抒情詩的特徵，必須要了解詩人的性格和個性。抒情詩和其他體裁的文學作品的區別，主要是詩人的個性在這種形式中獲得直接的表達的機會。性格不僅表現在一個人做什麼上，也表現在一個人做一件事情，怎樣做上。因此抒情詩的表現方式常常受到詩人性格的制約。我們研究陶詩反映現實問題，離開詩人的性格特徵，就不能得到完滿的解答。
有一些人離開詩人性格特徵，企圖從肯定詩人的思想中來肯定作品。他們說，陶淵明是無神論者，反對“形盡神不滅論”的，不信佛教的唯物論者。根據就是《形影神》三首詩。就詩論詩，在我看來，也沒有這個“勝義”。這三首詩中，《形贈影》這首開頭說：“天地長不沒，山川無改時。……謂人最靈智，獨復不如茲。”是說天地永久也不毀滅，人何以不同?《神釋》中回答這個問題：“人為三才中，豈不以我故!”就是明白地表示人其所以能和天地稱列為三才，就是因為我這神也不滅的緣故。這就是告訴形說，人之死亡，只是你要消滅而已。因此這首詩在我理解，不僅不是什麼“神滅論”，恰恰相反正是“神不滅論”。至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乃是安慰形和影的，並非說自己。這首詩本來沒有什麼深奧的哲理，偏偏許多人要在裡面煞費苦心地找尋陶淵明的哲學見解。甚至有人還舉出什麼“化遷”的詞彙來佐證這個“創見”。其實“化遷”是個當時流行的口語，並非哲學的專門名辭。支遁(道林)《述懷》詩也用過。支道林是個和尚，大概不會反對佛教“神不滅論”的。而且事實上，陶詩中，如《擬古》詩中有“遊魂在何方”，《輓歌》詩中有“魂氣散何之”都和“神滅論”是衝突的。
另外還有一些人，不僅離開詩人的性格，而且離開詩歌的本身來講思想性問題。如同有人說：“《勸農》詩突破了輕視勞動的思想，而把勞動看做人的本分。”這是一個道地的斷章取義的解釋詩歌的標本。《勸農》這一組詩，從總的傾向和它的主題思想說，是勸諭農民要好好勞動的，意思很清楚，原詩俱在，不必辭費了。至於有人在《戊申歲六月中遇火》詩中，看出詩人“思想沒有被個人的痛苦所吞沒，他反而更感受到了社會上貧富的懸殊”，這真不知從何說起。這首詩，我反覆讀過，也體會不出這個意思來。只能說這是這篇文章的作者把自己的思想強加到古人的作品上去，不是原詩含有的本義。
還有的人，簡直就沒有細心閱讀作品，就發表意見。如同有人見到陶詩中提到張掖幽州，就說陶淵明到過北方。又如鎮軍參軍為仕劉裕的意見，也完全不考慮這和《宋書·武帝紀》的記載是矛盾的。劉裕義熙元年三月(《通鑑》作四月)“旋鎮丹徒”，如果陶淵明這個時候經曲阿至丹徒的話，與他這時已經為建威參軍使都，彼此矛盾，怎麼能一身而二用呢?至於《飲酒》詩作於四十歲左右，即賦歸去來不久，舊宅未遭火災以前，何孟春的說法是可靠的，但是有人偏要把寫作年代拉後十多年。陶淵明的舊宅有一根松樹(見《歸去來辭》)，移居後就不再提了，《飲酒》詩有一首說：“班荊坐松下，數斟已復醉。”也可以作為移居以前的作品的一個旁證。
總之，由於近來翻閱陶詩，發現問題不少，這裡不能一一提出來討論，拉雜寫來，希望愛好陶詩的同志們，匡其不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