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六祖壇經》諸多異本的幾點說明
《六祖壇經》的這些諸多異本在其本文上表現出繁多的差異,有的地方還包含有完全相反的思想,甚至有些主張簡直不能認為是六祖本人的。
中國禪宗的開創者實際上是被稱為六祖的曹溪大鑒禪師慧能(638—713)。從初祖達摩到慧能,六代的禪的傳統實際上是由慧能及其門下所確立的。把這種初期的禪宗史事與六祖慧能本人的佛學思想傳到今天的,就是《六祖壇經》。壇是戒壇的意思,經是表示效彷彿經、親自總結的自己的說法。所謂《六祖壇經》,則是說明自己是禪宗六祖並廣為道俗設立戒壇授戒的六祖本人的說法集,或叫《法寶壇經》,或叫《法寶記》,或稱《施法壇經》。古代叫“南宗頓教最上乘摩訶般若波羅密經,六祖慧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兼受無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記”。叫法略有不同,而簡稱《六祖壇經》則最準確地表達了這本書的實質。
當初,《六祖壇經》似乎只許可有限的幾位入室弟子抄寫受傳,其後不久,到其法孫弟子時代,由於以六祖為祖師的新的禪教運動的迅速發展,作為其開山祖師的語錄,遂廣為一般弟子所習讀。在質與量上,禪已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從唐末五代到宋朝就更為顯著。隨著禪宗史的發展,《六祖壇經》的原文也在發生變化,其在各時代的異本之多,在禪宗文獻中也是極少見的。從現存最古的敦煌本(約七八〇年時期的)到廣為一般人所閱讀的明版系統的流行本,其數量已經超過十種。
《六祖壇經》的這些諸多異本在其本文上表現出繁多的差異,有的地方還包含有完全相反的思想,甚至有些主張簡直不能認為是六祖本人的。這些不僅僅限於文獻上的差異,而是反映出各個版本在其所編時代對六祖慧能思想的推演。詳細考察這些文獻時,各種不同的主張正好說明中國禪宗思想的歷史。其中,特別值得重視的`是處於最古的敦煌本和明版系統的流行本之間的宋元諸本。所有這些都流傳到日本與韓國;雖然這是最近時期的一個新發現,卻都說明了禪宗思想之地域的擴大與民族文化交流的歷史,很有意思。
今天,當這些現存的所有異本透過原寫本或原版本的影印而彙編成書,作為禪宗史研究資料向人們廣泛提供的時候,我謹就諸本的主要內容作些簡要的說明。
首先,現存最古的敦煌本是日本的矢吹慶輝於大正末年在倫敦調查大英博物館所藏斯坦因蒐集的敦煌文書時發現的。最初,在昭和三年(1928年)發刊的《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四十八卷中刊登了其校訂本,昭和四年出版的《鳴沙餘韻》上發表了這本書的全部照片。其後不久,到了昭和九年,鈴木大拙又對照《興聖寺本六祖壇經》及《神會語錄》等重新校訂,由森江書店出版。《六祖壇經》在唐代時就已經被日本的圓仁(794—864)和圓珍(814—891)傳到日本。這可從他們的取經目錄中查知。但不幸的是,今天未能見到其本文。現在,以矢吹髮現的敦煌本為最古。由此書可知唐代《六祖壇經》的特點是不分卷而總寫的一卷本,從內容上看,也是隻給繼承南宗佛法的入室弟子的傳授本。
其次:宋初的《六祖壇經》曾被改寫過。這從興聖寺本的卷首所附惠昕的《序》文及契嵩(1007—1072)的《壇經贊》、郎簡的《序》文中可知。即《唐書·藝文志》中是“僧法海六祖壇經一卷”,而北宋末的《郡齋讀書志》卻記載為“六祖壇經三卷唐僧惠昕”。此外,還有傳說存在兩卷本的。宋代的《六祖壇經》都是上下兩卷,其特點是把全書分為十門乃至十一門。從內容上看,可說明它作為南宗禪的語錄之一而有著廣泛的讀者。關於這一點,除上述之外,從宋代諸家的藏書目錄中也可以證實。遺憾的是,今天未聽到在中國還存有這一時期的遺本的訊息。傳說日本的興聖寺本、大乘寺本、天寧寺本、金澤文庫本(殘部)是這個時期的版本,其樣式與內容頗有值得注意之處。興聖寺本是以前面講的敦煌本的發現為機緣,鈴木大拙於昭和八年對京都掘川興聖寺的古傳本加以修改後介紹於世的。大乘寺本等的再發現是繼此之後的。
再其次,《六祖壇經》在韓國的流行及其歷史值得注意,這是毫無疑問的。因為早在新羅時代就流傳唐代寶曆二年(775)的版本,書名是《曹溪山第六代祖師惠能大師說見性頓教直了成佛決定無疑法、釋沙門法海集》(無著的六祖壇經生苕帚講)。今天雖不知其是否還存在,但據說高麗朝曹溪宗的智訥(1158一1210)就是從《六祖壇經》與《大慧書》而開悟的,並且還開版過。可見他確實看見過宋代版本。智訥的刊本現在是否還在,雖不得而知,但從他與《大慧書》並用一事推論,這一時代的宋代版本是二卷或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