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王安憶長恨歌的思考
《長恨歌》表現出王安憶對女性命運的強烈關注。王琦瑤是作者鍾愛的人物，作者因她雖然歷經滄桑，仍堅韌地活著，充滿生命的力量，作者對她給予充分的讚揚。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推薦的對王安憶長恨歌的思考，希望能幫到大家，更多精彩內容可瀏覽(www.ruiwen.com/wenxue)。
《長恨歌》是中國當代青年女作家王安憶的一部長篇小說。這部小說一經問世，立刻在中國當代文壇引起了非常強烈的反響。這部小說獲得了我國長篇小說的最高獎項茅盾文學獎(第五屆)，還獲得了世界華文文學獎(第一屆)。王安憶的母親茹誌鵑是我國現當代文學史上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女作家，王安憶的創作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受到了她母親的影響，但二人的創作尤其是在對女性的愛情、命運等方面的看法和理解方面有著明顯的不同。
從小說《長恨歌》來看，王安憶把小說的背景放在了20世紀40年代的上海，作者從上海的一條弄堂寫起，一步一步為我們展現了小說中女主人公王琦瑤的一生。她的命運和她所經歷的情感糾葛是緊緊聯絡在一起的。她的情人很多，如：李主任、康明遜、薩沙、長腳、老克臘和王琦瑤最終都是男人與女人的感情遊戲，在這些男人的心裡，他們對王琦瑤的肉體更感興趣，所謂的愛情，不過是為了滿足肉慾的虛假的裝飾品。王琦瑤就在這樣的遊戲人生中，一步一步走向了墮落，走向了社會、時代為向她這樣的.女性所安排的悲劇命運。王安憶在《長恨歌》中對女性命運寄予女性主義的人文關懷，作品表現出來的同情情感卻削弱了女性主體地位。王琦瑤令人同情之處正在於她過著可怕的生活而不自知。王琦瑤的人生觀是墮落的，她的人生是可憐的，也是可悲的。而在作者王安憶的筆下卻將王琦瑤的一生因色相而換來的短暫的浮華，表現出寬容與理解，甚至對其主體地位的缺失表示認同，把原本悲劇一生的王琦瑤變得毫無價值，這也說明了，在長期以來的男權文化思想的影響下，很多時候，女性作家雖然想透過文學的創作，對女性命運的關注、描寫，對女性的悲劇命運寄予了深刻的同情，但仍然難以擺脫根深蒂固的男權文化的影響。
像王琦瑤這樣的女性，雖然她贏得了同情，贏得了輕鬆寧靜的生存環境，但是卻喪失了女性的主體地位和生命價值。空留一曲綿綿不絕的“長恨歌”。其實不僅在20世紀的40年代在中國出現，其實在中國也好、西方也好很多大作家在文學的創作中塑造了很多像王琦瑤這樣的女性形象，即便跳脫文學作品的侷限，放眼現今社會，像王琦瑤這樣的女性其實仍不乏其人。因此，王琦瑤不僅是那一個時代的一類女性的代表，她本身就既有針對性、又有普遍的現實意義。
王安憶用《長恨歌》命名，使人不由想起自居易長詩《長恨歌》有一個華麗卻妻涼的典故，並給我們一種顯示：在瑣細的人們生存的現實中有一種令人此眼綿綿無絕期“的虛幻感。《長恨歌》可謂是一曲人生的衰歌，特別是作者王安憶選擇王琦瑤這個城市中的美女的一生遭遇來寫，更有另一番情悟。王琦瑤的人生形式由於生活的重力和浮力等各種因素的綜合作用，這個圓這演變成了一個由三個三角形也就是三段人生構成的曲折而又尖硬的閉合線，三部曲構成了三個開場、高潮、結尾構成的敘事圓形，而每一部結尾，則分別為李主任的死、程先生的死和王琦瑤的死，“死”成為第一副產品劇終時的最後字幕，同時“死”又是下一段輪迴的開始。
《長恨歌》表現出王安憶對女性命運的強烈關注。王琦瑤是作者鍾愛的人物，作者因她雖然歷經滄桑，仍堅韌地活著，充滿生命的力量，作者對她給予充分的讚揚。王安憶在《長恨歌》中對女性命運寄予女性主義的人文關懷。作者在對王琦瑤為代表的女性世界中缺乏審視態度和思辨氣質，未能擺脫傳統男權中心對女性定位化描寫。尤其是作品所表現出的同情感、天生對立與排斥了女性文化人格的貧弱，削弱了作品的女性主體地位和生命價值觀的表達。作品中的王琦瑤是男權中心社會的產物，她由男性來命名。她在一種渾然不覺的狀態中，按男權中心文化的要求不斷改變、塑造自我，使之逐漸喪失了女性的主體地位並且還遮蔽了女性的自我意識。這樣的女性敘事最終淪為一種物化的女性定型，女性主體在這種物化過程中被細繹成狂熱的物戀與自戀囈語。消解了女性主體地位，女性自我的生命價值在這過程中消失無蹤。
《長恨歌》所塑造的主人公王琦瑤的強勢與弱勢形象集中體現於她與眾女伴及男伴的關係之上，而這種形象的背後卻同時指向於一個方面：即女性主體地位的缺失。由於主體地位的缺乏而導致作品對女性價值註定的誤差。這樣作為以塑造女性形象為核心的《長恨歌》缺失了最為重要的女性生命的尊嚴與獨立。從而導致了《長恨歌》中“長恨”的消減。以及女性生命價值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