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政治哲學視野中的日常生活審美化
把“日常生活審美化”和美學困境聯絡起來，這當然也算是一個敏銳的觀察，但呈現在這樣的“審美”凝視的目光中的，也只是“審美”的某種平面上擴充套件和“增量”。就“日常生活審美化”成功地虜獲了它的讚美者，使他們再也看不到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視野之外的任何東西這一點來說，它確實是一個問題，或者說，在更大的範圍內，正是“日常生活審美化”本身的意識形態效應和問題症候之所在。按照施特勞斯的看法，政治哲學涉及的是關於“完美政治”的問題，而後者又指的是一個有目的的社會生活的整體而非後者的區域性性的派生物，所以，既然“日常生活審美化”不可避免地關係到整體性的“日常生活”和“人應該如何生活”這樣的政治哲學的核心關懷，那麼它在更大程度和更基本的層次上，涉及到的是政治哲學問題，至少與之產生大幅度的問題交集。實際上，就中國當下的歷史條件而言，“日常生活審美化”正是作為政治哲學思維和政治哲學問題的某種症候出現的，因此，從政治哲學視野出發，就不是觀照“日常生活審美化”的諸多“視域”和“正規化”之一，而是其絕對的對立面，這就使這種觀照帶有了終極性和包容性。
作為政治哲學問題症候的“日常生活審美化”
在沒有任何的倫理規定、文化理想和政治目標的情況下，一個國家和文明共同體就會只剩下純粹的經濟契約、經濟關係和經濟網路，以及它們之間的自給自足和內部迴圈的自律性——從某方面的觀點看來，這個上帝般全知全能的經濟世界已經夠了，它透過“市場”和經濟手段就可以解決人類生活的一切問題。在這個意義上，“日常生活審美化”不是對於康德以來的經典美學的終結和顛覆，而是康德美學自身邏輯的片面伸展和極端性表現。它是康德的先驗哲學所表徵的經濟自由主義邏輯的一種大幅度的量的擴張，同時也是對於自由主義的終極性論證;它不僅僅停留在私人生活和人的感性領域，而且也要全面地佔領一些人臆想中的“公共領域”，從而整體上是對於某種生活倫理和生活組織方式的含混的表述和迷離的讚美。一些對於過往年代的記憶苦大仇深的人，看到這樣的“日常生活審美化”所帶來的消解性和解構性力量而興奮不已是可以理解的，不過這樣的興奮不應該淹沒我們的理智和對於當下文化現實的真實感。“日常生活審美化”並不像人們所樂觀地估計的那樣，是一種感性的全面解放，至少，它在一方面是解放和釋放的同時，另一方面也同樣是對於感性深層次的壓抑和體制化——再次的體制化和再次組織。由此它也並不只是一個藝術和審美問題，因為它同樣使得藝術和審美成了問題，面臨根本性的困境和危機：
從社會學的角度看，這個審美化的普遍過程，僅僅是以審美手段把精神生活的其他領域也私人化。當精神領域的等級體制瓦解時，一切都變成了精神生活的中心。然而，當審美被絕對化並被提升到頂點時，包括藝術在內的一切精神事物，其性質也發生了變化，成了虛假的東西。
施米特在上世紀20年代的論述，在今天的中國問題上看起來是那樣地切中要害，這反過來恰恰為我們當下的歷史情境和歷史條件作出了精確的定位。審美從來不是像它看起來、尤其是以“審美”式的眼光看起來那樣，只是一個超脫的、純粹的形式關係，美本身也從來不只是一種形式化的東西，甚至一種“形式的形式”(席勒)，它從來都是處於具體的`文化內涵和實質性的價值內容的規定性當中的。如果審美背後的這種文化價值的具體性，被擴充套件為一個空前抽象的普遍性層面，那麼，這種抽象的普遍性要麼本身是一種危機的表徵，要麼這種抽象普遍性背後仍有著具體的價值內容和價值指涉——在具體的歷史情境下，這兩種情形當然也可以共存。實際上，“日常生活審美化”它所讚美和合法化的，正是這種擺脫了任何價值重量和價值關涉的抽象的普遍性和失重的空洞性本身，是對於審美關係、價值論關係的抽象性和空洞性本身的純粹直觀和讚歎。因此，它就達到了對於日常生活的這樣一種判斷：“日常生活”本身已經無關於“好”與“壞”的價值判斷，無關於從人性和價值本身出發的“好”與“壞”的判斷。這裡於是只剩下了純粹物的標準、物的關係和物的法則，只不過它被抹去了在工業時代、機器時代的陰鬱、冷漠，塗上了一層叫做“審美化”的薄薄的亮光和輕快的色澤。在這裡，所謂“美的原則”就是“物的原則”。作為“需要的體系”的生活倫理和生活組織，現在純粹經濟化和物質化了，它作為經濟主義的“自律性”的體系，現在變成了“自我需要”的體系：“需要”需要“需要”，“物質”消費“物質”，需要和消費本身已經失去它的生活和生存方面的根源和基礎，變成一種空洞的形式和儀式化的東西。這裡頭確實有著物質生產豐富和某種社會生活變動等方面的因素，但卻絕不是僅僅“審美化”那麼無辜和值得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