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筆下的魯迅
朱自清是現代著名散文家，所作《背影》《荷塘月色》等文長期被收入海峽兩岸中學語文教科書。1936年10月19日魯迅在上海逝世，朱自清好友沈雁冰、鄭振鐸、葉聖陶、夏丏尊等都曾文追悼，但一直未見朱自清的紀念文字。他倆之間其實是有些文字交的，編《中國新文學大系》時，魯迅主編《小說二集》，朱自清主編《詩集》，即為代表性的一例。以朱自清為人之忠厚，與魯迅又從無過節，他怎麼會毫無表示呢?
這個長期令人困惑的疑問終於在最近找到了圓滿的答案。1936年11月1日天津《益世報》刊出“追悼魯迅先生專頁”，專頁首篇就是署名“佩弦”也即朱自清的《魯迅先生會見記》。此文雖不到千字，卻頗有意思，也頗具史料價值，因此，照錄如下：
和魯迅先生只見過三面，現在寫這篇短文作紀念。
第一次記得在十三年的夏天，我從白馬湖到上海。有一天聽鄭振鐸先生說，魯迅先生到上海了。文學研究會想請他吃飯，叫我也去。我很高興能會見這位《吶喊》的作者。那是晚上，有兩桌客。自己因為不大說話，便和葉聖陶先生等坐在下一桌上;上一桌魯迅先生外，有鄭振鐸、沈雁冰、胡愈之、夏丏尊諸位先生。他們談得很起勁，我們這桌也談得很起勁——因此卻沒有聽到魯迅先生談的話。那晚他穿一件白色紡綢長衫，平頭，多日未剪，長而幹，和常見的像片一樣。臉方方的，似乎有點青，沒有一些表情，大約是飽經人生的苦辛而歸於冷靜了罷。看了他的臉，好象重讀一篇《〈吶喊〉序》。席散後，胡愈之、夏丏尊幾位到他旅館去。到了他住室，他將長衫脫下，隨手在床上。丏尊先生和他是在浙江時老朋友，心腸最好，愛管別人閒事;看見長衫放在床上，覺得不是地方，便和他說，這兒有衣鉤，你可以把長衫掛起來。他沒理會。過一會，丏尊先生又和他說，他卻答道，長衫不一定要掛起來的。丏尊先生第二天告訴我，覺得魯迅先生這人很有趣的。丏尊先生又告訴我，魯迅先生在浙江時，抽菸最多，差不多不離口，晚上總要深夜才睡。還有，周予同先生在北平師大時，聽過他講中國小說史，講得神采奕奕，特別是西王母的故事。這也是席散後談起的。
後兩回會見，都在北平宮門口西三條他宅裡，那時他北來看老太太的病。我們想請他講演一次，所以去了兩回。第一回他大約剛起來，在抽著水煙。談了不多一會我就走了。他只說有個書鋪要他將近來文字集起來出版叫《二心集》，問北平看到沒有。我說好象賣起來有點不便似的。他說，這部書是賣了版權的。再一回看他，恰好他去師大講演去了，朱夫人說就快回來了，我便等著。一會兒，果然回來了，魯迅先生在前，還有T先生和三四位青年。我問講的是什麼，他說隨便講講;第二天看報才知道是“穿皮鞋的人與穿草鞋的人”。(原題記不清了，大意如此。)他說沒工夫給我們講演了;我和他同T先生各談了幾句話，告辭。他送到門口，我問他幾時再到北平來，他說不一定，也許明年春天。但是他從此就沒有來，我們現在也再見不到他了。
朱自清說的'不錯，他與魯迅一共只見過三次。查魯迅日記，時間分別為1926年8月30日、1932年11月24日和27日。只不過他把第一次見面時間民國“十五年”誤記作“十三年”了。首次見面往往印象最為深刻，《魯迅先生會見記》的追憶也以首次最為詳細，正可與魯迅日記互證。當時魯迅應廈門大學之聘，從北京南下途經上海，而朱自清也正好過滬北上。是日魯迅日記是這樣記載的：“下午得鄭振鐸柬招飲……晚至消閒別墅夜飯，座中有劉大白、夏丏尊、陳望道、沈雁冰、鄭振鐸、胡愈之、朱自清、葉聖陶、王伯祥、周予同、章雪村、劉勳宇、劉叔琴及三弟。夜大白、丏尊、望道、雪村來寓談。”在滬文學研究會骨幹幾乎全都到場了，真是一次重要的聚會。與朱自清的回憶對照，可知當時席設兩桌，主桌有魯迅和發起者鄭振鐸等，朱自清則在另一桌，以至未能聽到魯迅“談得很起勁”的談話而略感遺憾。席終人散，去魯迅所住旅館繼續暢談的是劉大白、夏丏尊、陳望道、章雪村四人，胡愈之並不在內，朱自清記錯了。但事後由夏丏尊轉述的魯迅脫下的紡綢長衫該不該擱在床上的細節，朱自清的描述確實生動。夏丏尊的《魯迅翁雜憶》(1936年11月《文學》第七卷第五期)對此也有所提及，稱魯迅與他在杭州浙江兩級師範學堂共事時一直穿“一件廉價的羽紗——當時叫洋官紗——長衫”，“這洋官衫在我記憶裡很深”，這次見面吃飯，“他著的依舊是洋官紗”，“老朋友握手以後，不禁提出‘洋官紗’的話來”。而接下來更有趣的“洋官紗”的掛與不掛，就只有朱自清的記載了。
正如朱自清所述，他後兩次在北平拜訪魯迅，都與邀請魯迅到清華大學演講有關。當時朱自清已出任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恰值魯迅北上省親，北平各高校爭相邀請魯迅演講，朱自清當然不甘示弱，親自出馬懇請。魯迅日記的相關記載是，1932年11月24日，“上午朱自清來，約赴清華講演，即謝絕”。11月27日，“下午靜農來。朱自清來”。朱自清兩次努力均未果，未免沮喪，雖然此文中未明顯流露，但他的學生吳組後來對此有更為具體的回憶：“朱先生滿頭汗，不住用手帕抹著，說：‘他不肯來。大約他對清華印象不好，也許是抽不出時間。他在城裡有好幾處講演，北大和師大。’停停又說：‘只好這樣罷，你們進城去聽他講罷。反正一樣的。’”(吳組：《敬悼佩弦先生》，1948年9月《文訊》第九卷第三期)
不過，朱自清的回憶還是提供了很有價值的細節。一，魯迅的雜文集《二心集》剛在1932年10月由上海合眾書店出版，魯迅自己對此書較為滿意，曾經說過“我的文章，也許是《二心集》中比較鋒利”(1935年4月23日致蕭軍、蕭紅信)，所以對朱自清有此一問，而朱自清的回答“賣起來有點不便似的”也有弦外之音，《二心集》後來果然被國民政府查禁了。二，魯迅1932年11月27日在北師大的演講題為《再論“第三種人”》，講演中確有“泥腿的工農踏進了文壇”，“皮鞋先生”“想用皮鞋腳把泥腳踢出去”等話(王志之：《魯迅在北京師範大學講演前後》)。三，“T先生”當指臺靜農。魯迅此次到北平，對魯迅執弟子禮的臺靜農一直伴隨左右，11月27日魯迅日記也有明確記載。一年之後，臺靜農被捕，獲釋後被迫離開北平，所以朱自清在文中以“T先生”代之，由此也可見他的小心謹慎。
在汗牛充棟的回憶魯迅的文字中，朱自清此文可能並不起眼，但他的文字是樸素的，平實的，他用平視而不是仰視的眼光打量魯迅，連魯迅晨起“抽著水煙”都寫到了，自有其真實感和親和力，難能可貴。最後必須說明的是，《魯迅先生會見記》為《朱自清全集》所失收，是朱自清的佚文。
(來源：東方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