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紀行組詩創作原因
元稹是中唐時期重要的文學家，他創作了《使東川》和《西歸絕句十二首》兩組紀行組詩。這兩組紀行組詩真實地記錄了詩人奉使東川及自唐州西歸長安的行旅征程，行役之地的自然景觀同詩人內心豐富的情感和心態在詩中得以密切結合。
元稹(779——C831)，字微之，別字威明，行九，世稱“元九”，郡望河南洛陽，世居京兆萬年(今陝西西安)，中唐時期重要的文學家，與白居易並稱為“元白”。他給後世留下了兩組紀行組詩，一是元和四年(809)以監察御史身份出使東川途中所作的《使東川》，二是元和十年(815)自唐州從事任上西歸長安途中所作的《西歸絕句十二首》。這兩組紀行組詩真實地記錄了詩人奉使東川及自唐州西歸長安的行旅征程，行役之地的自然景觀同詩人內心豐富的情感和心態在詩中得以密切結合。本文就針對元稹創作這兩組紀行組詩的原因和心態進行探討。
一、元稹紀行組詩的創作原因
我們知道，唐人出行的機會很多，漫遊、遊幕、赴考、赴選、赴任、奉使、遷貶、回朝等都需要經歷長途跋涉，作為文學家和政治家的元稹，其行旅經歷必定不止一兩次。據元稹《百牢關》：“那堪九年內，五度百牢關。”①《遣行十首》(其七)：“七過褒城驛，回回各為情。八年身世夢，一種水風聲。”可知其多次在長安至山劍滇黔道行走，或是遊蜀，或是出使，或是被貶，那麼為什麼他單單在元和四年奉使入蜀時作紀行組詩?為什麼他在元和五年被貶江陵途中半月存詩38首卻不用組詩形式，而在在元和十年詔追赴闕時卻有了《西歸絕句十二首》?這其中的原因，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
一是如果要以組詩紀行，那麼此次行程一定是有著特殊價值的或者是值得紀念的。元稹“是一位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積極入世者”，97這本是一個簡單的可以以輕鬆從容的姿態面對的個案，但對於以“為國謀羊舌，從來不為身”(《感事三首?一》)為責任，懷抱“盪滌反時氣， 然後好清明”(《春禪》)的政治理想的元稹來說，這一次出使是異常重要的，這一點可從他取道駱谷這條最艱險的`捷徑，急如星火奔赴蜀地看出。元和十年，元稹在唐州從事任上被詔追赴闕，逐臣徵還往往意味著政治仕途將發生重大轉折，經歷過貶謫的元稹，此時的心情必定是十分複雜的，一兩首詩不能盡述，所以乾脆以組詩《西歸絕句十二首》紀之。
二是山水險絕奇麗，吸引力大，值得揮毫潑墨，吟詠唱嘆。關中與蜀川來往道路，漢中以南有南棧道、東川道，以北有褒斜、子午、駱谷、陳倉四道，另有自利州(今廣元)溯嘉陵江往略陽、青泥嶺、兩當、徽縣抵鳳州(今鳳縣)與陳倉道合路的水道。其中褒斜、子午、駱谷、陳倉四條是主線。86這一路景色千奇百怪，足可與褒斜道媲美，駱谷、漢水、褒城、大小漫天嶺等歷來為詩人們所青睞。以駱谷為例，據元稹《駱口驛》自注：“東壁上有李二十員外逢吉、崔二十二侍御韶使雲南題名處，北壁有翰林白二十二居易題《擁石》、《關雲》、《開雪》、《紅樹》等篇，有王質夫和焉。”題詩之多，足見駱谷對文人吸引力之大。長安至荊襄嶺南道的特點在於水陸交匯，灞橋、藍田、商山、南陽等沿途景點不勝列舉，僅商山路就有七盤嶺、仙娥、四皓、洛源等多個景點，白居易、溫庭筠、雍陶、杜牧等均有詩詠商山，元稹《西歸絕句十二首》(其二)即是描繪商山驛路上的風景。
此外，組詩的創作也與詩人的情緒意興相關。元稹創作組詩的經驗可說是非常豐富的，他常以組詩的形式抒寫自己洶湧而不可抑制之情懷。《遣悲懷三首》、《六年春遣懷八首》、《遣行十首》等組詩，就是他悼念妻子，傷痛不已之下所作;其作於元和五年的《有鳥二十章(唐寅)》詩，則是在對奸惡宦官、跋扈方鎮、不法權貴極度不滿和憎恨下以筆為矛進行批判。由此看來，元稹的紀行組詩《使東川》、《西歸絕句十二首》也應該是在其情緒意興濃厚的情況下所作。但是否就是詩人擔任要職、詔追赴闕心情愉悅的情況下所作呢?這裡有必要對元稹創作這兩組紀行組詩的心態進行探究。
二、元稹紀行組詩的創作心態
《使東川》是元稹擔任監察御史時所作。監察御史，在唐代御史臺臺、殿、察三院中頗引人注目。監察御史雖然只有正八品上，但其監察所涉及的層面很廣泛，據《舊唐書?職官志》記載：“掌分察巡按郡縣、屯田、鑄錢、嶺南選補、知太府、司農出納，監決囚徒。監祭祀則閱牲牢，省器服，不敬則劫祭官。尚書省有會議，亦監其過謬。凡百官宴會、習射，亦如之。”9295按常理言，詔追赴闕，意味著結束貶謫，升遷有望，對於謫宦江陵五年之久的元稹來說這應該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但是在歸返長安途中所作的《西歸絕句十二首》卻並不是首首歡快。元稹被召回長安之時，正在唐州前線。當時正值淮西吳元濟叛亂，朝廷委派荊南節度使嚴綬帶兵進討，元稹以從事之職隨同前往。在幾路大軍的圍攻下，取得勝利是之日可待的。
而一旦勝利，參與這次平叛的有功人員肯定會得到提拔，因而元稹這時的行動是積極的，心情是欣喜的。《酬樂天東南行詩一百韻並序》就說：“重喜登賢苑，方看佐伍符。判身入矛戟，輕敵比錙銖。”可就在元稹冀圖為國立功之時，他接到了唐廷將其召回京都的命令，也許這次回京朝廷會重用他，但也有可能他將面臨再一次的貶謫，因為仇士良此時恰好前來淮西擔任監軍使，這可能是在京擔任禁軍中尉的宦官頭目吐突承璀預設的陷阱，目的就是讓元稹失去這一次立功升遷的機會。29元稹此時的心情是忐忑不安的，要知道他此時已年近不惑，能為國效力、建功立業的時間還有多久?機會還有多少?這也是令詩人倍感愁悶之處。
在此還要提到的一點是，回到長安雖然是詩人自貶謫以來所熱切期盼的，但其中也夾雜著一絲苦楚。元稹雖然祖籍河南，但他的六世祖元巖在隋代時就遷居到了長安靖安裡，所以在長安出生的元稹自然將長安視為了自己的故鄉，他常在詩中稱長安為“帝鄉”、“故園”，可見他對長安是充滿著深深的眷戀之情的。此外，因永貞革新而被貶斥遠地的劉禹錫、柳宗元以及永貞革新的支持者李景儉也即將歸京，詩人就要與朋友知己歡聚了，自是心情歡愉。但曾經舉薦賞識過他的裴相公已經故去，詩人不免有些悲傷。所以，前途未卜的茫然、友人逝去的悲哀與對這次歸京的熱切期盼也就在詩中糅合起來。
文學藝術，作為作家(主體)和社會現實生活(客體)的中介，它一方面是客體的反映，但另一方面又是主體的反映。它反映著以作家為代表的主體的表現力、創造力、審美力，反映著特定的時代精神和心理氛圍。因此，在文學研究中，不能侷限或停留於客體，即作品的思想內容、藝術特色的直觀形式分析方面，忽視或迴避了創作活動中審美主體的能動作用和精神、心態的挖掘。對於元稹紀行組詩的研究，只有先把握了詩人的創作原因及心態，才能更好地理解這兩組紀行組詩的思想內容，探明其藝術特色。
拓展閱讀：元稹與白居易的關係
在中國文學史上，有許多雙峰並峙的作家。或是因文體相類而並舉，如屈宋。或是因成就相當而連稱，如李杜。或是因文風近似而同列，如韓孟。而元稹與白居易，不但交情深厚，而且在漫長的創作道路上互有啟發，互相影響，在文學史上並稱“元白”。
元稹與白居易初識於拔萃科考試之時，當時白居易三十一歲，元稹二十四歲。從此他們從同僚發展成了詩友。雖然他們和當時的一些文人都有密切的來往，如元稹與李紳，白居易與劉禹錫，但他們都是彼此最親近的詩友。在他們交往的三十年間，彼此唱和詩作達千餘首。而且白居易的很多作品，都是受了元稹的啟發。比如元稹讀了李紳的《新題樂府》二十首，立即和作其中十二題，並示與白居易。這對於創作了《秦中吟》的白居易來說，是一個挑戰，於是不但逐首和作了元稹相示的十二題，而且新擬了三十八題，寫成了五十題一組的大型組詩。如果沒有元稹這個促進因素，白居易的新樂府規模可能沒這麼巨大，藝術成就也可能要打些折扣。白居易創作了《長恨歌》，元稹受其影響寫出了《連昌宮詞》。元稹寫了《琵琶歌》，白居易受其啟發創作了《琵琶行》。諸如此類的例子舉不勝舉，可以說二人在詩歌創作上互相借鑑、共同進步。
元稹與白居易因為共同的人生追求走到一起，在文學上惺惺相惜，在生活上患難與共。在元稹丁母憂時，白居易分俸資助，這使元稹終生難忘，並在白居易丁憂時傾囊相資。在後來雙方遞遭貶謫時，也能不避嫌疑，互相關懷。可以說元稹與白居易的關係非常密切，立朝以正直相期，做人以道義相勉，作詩以風雅相律，他們的友誼是“同志曰友”的最佳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