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中“時”的思想
“時”是《周易》中非常重要的哲學觀念，在《易傳》中多次出現，是《周易》的重要思想觀點和文化內涵。
二千多年來，學界諸子奉《周易》為群經之首。北宋胡瑗評價《周易》為“極天地之淵蘊，盡人事之終始”(《周易口義·繫辭上》)。《周易》能得以這樣的評價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其中蘊含的“時”的思想，程頤曾說過“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 《二程遺書·伊川先生語五》)。孔子繼承了《周易》中“時”思想，並將其發展為儒家基本哲學思想。本文以乾卦為例淺析《易》中“時”的思想，兼談孔子的繼承，以益於對《易》和孔子思想研究。
“時”作為字只在《周易?歸妹》九四爻中出現過，爻辭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這裡“時”單純表示“日期”的意思。“時”在《周易》以字的形式出現極少，它更多的以與“時”具有實際關聯的思想內容形式出現。《周易》中的“時”大致可分為兩種型別，兩類“時”的觀念的形成方式是不同的。一類是對自然界中季節變化、時間流轉的描述，如：“變通莫大乎四時”(《繫辭上傳·第十一章》)，“觀天地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觀卦·彖傳》)等，這一類“時”都是對自然界的變動規律性的歸納總結，故可以解釋為時間、時辰等。表示自然時序的“時”是得之於對自然的觀察，即所謂“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賁卦·彖傳》)。這裡主要強調“天文”二字，古人對於四季變遷的觀念就來自於對天之“文”，即雲霞、星相、雨雪等自然現象的`直觀感受。他們從感受中抽取了“時”的觀念。
另一類“時”則是對社會活動的概括，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損卦·彖傳》)，“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繫辭下傳·第五章》)等，這裡強調的是社會活動的規律性，可以解釋為時勢、時務等。這種“時”是古人將從自然中得出的“時”的規律性運用於到社會中，所謂“與四時合其序”，以自然界變化的規律來看待社會變化，從而將“時”的觀念由自然界擴充套件到人類社會。《周易》講“時”談“變”，人類社會執行發展規律與自然界的發展規律雖有所不同，但兩者都遵循“變”，《周易》就是在對內在變化規律的把握上將“時”這一觀念運用於人類社會。《乾卦》就很好的體現了古人將自然界中“時”的規律轉換到人類社會中。
乾卦爻辭曰：
乾，元亨利貞。
初九：潛龍勿用。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
九四：或躍在淵，無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上九：亢龍有悔。
用九：見群龍無首，吉。
《易》中的乾坤二卦表示了化生萬物的陰陽二氣，《子夏傳》說：“龍所以象陽也。馬融也說：物莫大於龍，故借龍以喻天之陽氣也”。乾卦以龍喻陽氣，六爻被別指代12個月。初九一陽乃為潛龍，上方五爻皆陰，表示農曆十一、二月。陽主生，陰主殺，初九是一陽發之於地為陽氣盡藏、隆冬肅殺之時。所以萬物潛在地中以保全自身。九二初爻與一爻皆為陽，表示農曆一、二月，陽氣上浮，萬物趁時，破土而出。九三、九四陽氣更勝陽爻漸漸勝於陰爻，天氣經歷由春到夏，萬物也到了生長期。到了九五五爻皆為陽，金秋之時，陽氣最盛，是萬物豐收之際。而到上九六爻皆陽，如朱熹所說：“陽極於上”，地面陽氣盡失，進入深秋、初冬之際，萬物開始衰敗，潛藏自己以迎來新一輪的寒冬。乾卦描述了自然界中一年四季季節變換時，萬物生長枯榮的狀態，表明自然界中萬物因時而生的規律。
將乾卦中這種對“時”的認識放入到人類社會中，就是要人學習自然界中萬物這種趁時應時，提醒人要審時度勢，“時”可以說是外在於人的客觀情勢，無論其所代表的是自然環境亦或是社會環境，人都是無法選擇的。人們對於“時”，只能是一種“審”的態度，即對於客觀環境要有理性的把握和全面的認識。而且，人不僅要審當前之“時”，還要審將來之“時”，即通過當前之“時”來“度勢”，“勢”是“時”的趨勢和發展方向，審“時”的目的在於度“勢”，人要趁時度勢以成事，這種對“時”的思辨在也是孔子所贊同的。
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周易·要》篇中記載著孔子對《損》、《益》兩篇的議論：“孔子繇《易》至於損益一卦，未尚不廢書而嘆，……益之始也吉，其冬也兇，其冬也吉。……”這裡孔子同《周易》一樣，將“時”的自然屬性同人類社會相連，以自然規律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孔子曾以鳥喻人，感嘆：“山樑雌雉，時哉時哉!”，“時”無論對於鳥或人來說都是無法選擇的客觀存在，對於這種“外於我”客觀存在，人需要全面認識客觀環境以做出正確的選擇。孔子認為他所處的是一個“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洛不出書”的時代，政治已經腐敗到“吾已矣夫!”的程度，對於這種黑暗的政治環境，他認為要“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孔子認為要根據時勢來抉擇是否參與政治，進入一個危邦可能並不會救其民於水火，反而使自己無法保全。所以“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孔子讚揚他的弟子南容說：“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論語·公冶長》)，孔子看重南容能依據外於自身的“時”做出適應性的改變，達到隨機應變，隨“時”俯仰。孔子的這種順時、應時並不是對當時殘酷現實社會的逃避，相反孔子“時”的思想反映了儒家“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
孟子在《萬章·下》中說：“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清”、“任”、“和”這些都是儒家所推崇的品質，但孟子評價孔子為“集大成也者”，正是因為孔子身上所具有的“時”的品質。孔子清楚的知道自己身處亂世，他作為智人沒有像其他智者一樣隱居，反而積極奔走於各國之間，傳道授業，立志救民於水火，這表現出孔子對當時社會和人民有著強烈的責任感。
《周易》中“時”的思想源於自然，應用於人類社會，其所提倡的對“時”的把握，其實是要求人把個體和個體之外的客觀世界結合起來考慮問題，人要順時、應時而行事。孔子繼承了《周易》中這種對“時”的思辨，肯定人要因時度勢，但孔子更看重“逆時”，即在亂世下仍要擔負責任，為“治國、平天下”而奔走。孔子這種氣節是千百年來儒家所踐行的人格，也是中華民族血脈中所固有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