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應物在德宗時期的詩歌創作
引導語：一直以來，韋應物往往被視為代宗朝大曆詩人中的一員，但其實，後人眼中韋應物山水派代表詩人的地位卻是因其在德宗時期的作品而奠定的，下面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具體內容。
一、問題的提出
作為一個身經玄宗、肅宗、代宗、德宗四朝的詩人，韋應物在以往的唐詩研究中一直被歸屬於代宗朝的大曆時代，因而被稱為大曆詩人。不僅古代許多詩評家把他作為大曆詩風的代表人物，當代唐詩研究專家蔣寅先生也把他視為大曆詩風中江南地方官詩人群中的代表加以論述[1]。但細究韋應物的仕宦履歷就會發現，江南地方官的身份是他在德宗建中三年擔任滁州刺史之後才得以實現的。如果從嚴格地把“大曆”作為年號的含義出發來理解大曆詩風的話，顯然對韋應物大曆詩人身份的認定是不太準確的。而且細究其作品就會發現，他的大部分詩歌其實是創作於德宗建中、貞元年間。以孫望先生編著的《韋應物詩集系年校箋》為基礎進行統計會發現，韋應物的詩歌近600首，除去80多首無法系年之外，其中近300首都是創作於德宗建中元年之後，佔據其全部作品的一半以上。雖然詩歌數量不能代表一切，但也確實說明進入德宗朝以後的韋應物，詩歌創作並沒有停滯或消歇，反而有愈加昌盛的勢頭。此種現象在宋代時已為學者所關注，如韓駒也認為韋應物早年之所以詩名未著的原因就在於他的詩歌“晚乃工”。而且，從詩歌的內容、風格、體式等角度來考察，韋應物在德宗朝的詩歌也確實表現出了和大曆時期不同的風貌。日本學者土谷彰男先生敏銳地發現了這一點，將其稱之為“貞元詩人韋應物”，並提出他為“元和文學之嚆矢”[2]，惜其在文章中並未作具體闡述。韋應物的創作現實和學者的這些觀點無疑讓韋氏在德宗時期的創作進入值得關注的視野。
二、由《自尚書郎出為滁州刺史》一詩看韋應物在德宗時期的心態
韋應物在德宗朝的生平履歷還是非常清晰的，不同學者對這段經歷也沒有什麼太大的疑義。這段經歷其實從韋應物本身的詩注中也能得到一些較為清晰的線索。如其《謝櫟陽令歸西郊贈別諸友生》中句下自注曰：“大曆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自鄠縣制除櫟陽令，以疾辭歸善福精舍。七月二十日賦此詩。”[3]251《始除尚書郎別善福精舍》題下注曰：“建中二年四月十九日，自前櫟陽令除尚書比部員外郎。”[3]254在建中三年夏天，韋應物又出為滁州刺史，三年後在滁州閒居一段時間後，他又於貞元元年秋天，出為江州刺史。貞元三年，入朝為左司郎中，在貞元四年九月時，有《奉和聖制重陽日賜宴》詩。根據新出土的《韋應物墓誌》的相關記載，陶敏先生考訂其大約在貞元五年初出為蘇州刺史，貞元六年末在蘇州去世。有了這樣一個清晰的線索，考察韋應物在德宗朝的詩歌創作情況就相對容易了。
應該說，出任滁州刺史是韋應物人生後期一個十分重大、關鍵的事件，他在這段時期的詩歌創作也格外豐富，大概有近130首，佔了其後期全部創作的近一半。而且，從任滁州刺史開始，韋應物三領外藩，除了任職左司郎中一職時身在長安，人生後期大部分的時光都是在江南一帶度過。在這樣特殊的時空環境中，韋應物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態呢?這在他初任滁州刺史時所作的《自尚書郎出為滁州刺史(留別朋友兼示諸弟)》一詩中透露出了一些端倪，對於我們理解貞元時期韋應物的詩歌創作情況和複雜心態是大有助益的。該詩全文如下：
少年不遠仕，秉笏東西京。中歲守淮郡，奉命乃徵行。素慚省閣姿，況忝符竹榮。效愚方此始，顧私豈獲並。徘徊親交戀，愴悢昆友情。日暮風雪起，我去子還城。登途建隼旟，勒駕望承明。雲臺煥中天，龍闕鬱上徵。晨興奉早朝，玉露沾華纓。一朝從此去，服膺理庶甿。皇恩儻歲月，歸復廁群英。[3]263
首四句點題，交代了他離開長安出為滁州刺史的事實，但還有一個關鍵的資訊在於“少年不遠仕，秉笏東西京”八字。韋應物本是京兆杜陵人，唐時有俗諺“城南韋杜，去天尺五”。出身顯赫的韋應物在玄宗時已經入仕。據《韋應物墓誌》載其仕歷雲：“丱角之年，已有不易之操。以蔭補右千牛，改□羽林倉曹，授高陵尉、廷評、洛陽丞、河南兵曹、京兆功曹。……除鄠縣、櫟陽二縣令，遷比部郎。詔……領滁州刺史。”可見他在任滁州刺史之前，雖為官九任，但一直圍繞著京兆府和河南府兩地。從他所擔任的官職來看，也一直不算太高。現在有機會為政一方，擔任要員，這對於韋應物來說不啻政治生涯中的“春天”，不能不使他受到一些鼓舞。所以下文四句說自己“素慚省閣姿，況忝符竹榮。效愚方此始，顧私豈獲並”，他對於自己本來擔任的尚書比部員外郎一職已經很慚愧了，覺得自己名不副實，現在居然要去擔任滁州刺史，就更難免誠惶誠恐了。這固然是作者的自謙之詞，但也確實說明他對擔任滁州刺史一職有受寵若驚的感覺。但作者轉念一想，既然擔任了這一職位，就不能庸庸碌碌，既然有了這樣難得的機會，就應該竭忠盡智，有所作為，“效愚方此始”，真讓人有一種信誓旦旦的感覺。但是，作者越是信誓旦旦，越讓人從中聽到了幾許言不由衷，幾許畏難，幾許矛盾，幾許複雜。
這種心理的產生和韋應物的家庭出身、時代背景、個人經歷均有關係。首先，京兆韋氏的出身一方面帶給了韋應物他人沒有的榮寵，另一方面，這樣的家族必然在某種程度上具有經世致用的家族氛圍或者說家族文化基因。和先輩們的時代雖然已經不同，但有所為的思想是潛藏在韋應物內心深處的。其次，出生於開元年間，又擔任過玄宗右千牛一職的韋應物切身地見識過、經歷過盛世的繁華，在那個時代享受過恣意的生活，他回憶這段時光時的詩風也曾經那樣狂放不羈，帶有盛唐格調，如《溫泉行》《燕李錄事》《逢楊開府》等均是如此。但時代的車輪不會因任何人而發生改變，安史之亂的變故一時之間“驚破霓裳羽衣曲”，王朝的盛世就這樣突然消失在他的面前，他所承受的心理打擊要遠重於其他同齡人。最後，在任滁州刺史以前，韋應物一直在仕與隱中徘徊。從韋應物進入仕宦生涯開始，就像一條有規律的波浪線一樣，一直在仕與隱中騰挪轉換：擔任玄宗侍衛時因安史之亂隱居武功寶意寺，代宗時任洛陽丞因懲辦不法軍士被訟去官後居於同德精舍，代宗時任河南府兵曹參軍因病去官後復居於同德精舍，大曆十四年因連坐京兆尹黎幹由鄠縣令改任櫟陽令，旋即辭官寓居澧上善福精舍。當然，從上述經歷來看，詩人雖然隱居的原因往往是因為戰亂、罷免、疾病、獲罪辭官等不得已的因素，但實際上隱居也一直以來像一個無法抵擋的誘惑一樣吸引著詩人。這種吸引既是中國古代文人功成身退、泛遊五湖的心態使然，同時也是詩人一直以來沉淪下僚的仕宦經歷對他經世致用心態的消磨作祟。他早期的《贈王侍御》一詩中說：“自嘆猶為折腰吏，可憐總馬路傍行。”[3]78昔日豪放不羈，任性妄為的豪門公子哥已經被這黑暗的官場磨去了稜角，更何況政治環境愈加惡劣。之後，在《高陵書情寄三原盧少府》中，韋應物感慨“直方難為進，守此微賤班。開卷不及顧，沉埋案牘間。兵兇久相踐，賦徭豈得閒。促戚下可哀，寬政身致患。日夕思自退，出門望故山。君心倘如此，攜手相與還。”[3]66-67在宦海中沉浮數載的`作者此時已經產生了“心有餘而力不足”的無奈之感，難免發出“日夕思自退，出門望故山”的“循吏倦還”之嘆了。近藤元粹評價此詩曰：“使高士有歸與之嘆，世自有任其責者。”[4]確為的評。所以，在這樣特殊的心境下，被任命為滁州刺史的韋應物無異於在政治上被打了一針強心劑，這讓他似乎又燃起了一些鬥志，但念及以往的遭遇，又會讓他的政治熱情在不自覺中大打折扣。這種矛盾心態在韋應物的心中無異於一種煎熬，這樣的煎熬及如何解決這種煎熬自然而然會成為其德宗時期詩歌的一個主題。
對於奉王命而不得不“中歲守淮郡”的韋應物來說，既然決定了要“效愚”，那麼就沒有辦法“顧私”，也就是他私心中不願離去的親朋好友們——“徘徊親交戀，愴悢昆友情。日暮風雪起，我去子還城”。韋應物本身就是一個極為重情的人，不管是對朋友、親人還是對百姓、國家乃至對大自然的美麗景色和田園風光都充滿了熱愛之情。身在動盪社會環境中的人們在心理上本就易於重情，再加上韋應物本人性情之所在，所以，濃郁的情感是韋詩中極為重要的一個特質。以他對兄弟而言，韋詩中相關作品非常多，難怪黃徹感慨：“嘗觀韋應物詩，及兄弟者十之二三。……餘謂觀此集者，雖讒鬩交瘉，當一變而怡怡也。”[5]況且以韋應物四十餘歲的年齡，且沒有愛妻(其妻已於大曆十二年去世)相伴的情況下離開他十分熟悉的環境和親人，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去主政，多少會有些畏難之情。在這種心理下，對親友的依戀更加強烈，本也是人之常情。況且，從唐人觀念來說，在仕宦上一直重內而輕外，因此，從韋應物本身的心理來說，他眷戀著朝廷和皇帝，渴望能夠有機會早點回到長安，回到朝堂上來。這樣的心態在這首詩的末尾得到了反覆抒寫和強調：“雲臺煥中天，龍闕鬱上徵。晨興奉早朝，玉露沾華纓。”在遠去的道路上，詩人忍不住遙望長安城，此時的長安城中那高聳入雲的臺閣、觀闕是那樣的壯觀而親切，曾經的自己每天都會來到唐宮之中，得覲天顏，得商國是，到了明早，這樣的場景卻再也不會出現了，而只能是“一朝從此去，服膺理庶甿”。離去之後，對於百姓的治理是自己一直牢記心中的事情，“皇恩儻歲月，歸復廁群英”，假如皇恩浩蕩，看到我這番勤勉的工作，也許能讓我早些回來，得以廁身於朝堂群英之間吧。
三、韋應物在德宗時期創作的新傾向
之所以如此詳細地分析上述詩歌，是因為在這首詩中所展現的複雜情思恰恰暗示了韋應物在貞元時期創作的新質素。
(一)吏隱生活方式的選擇與表達
在江南的仕宦生活中，韋應物最終選擇了“吏隱”的生活方式解決了困擾他大半生的仕與隱的矛盾，而這一方式的獲得和江南綺麗的風光密不可分。正因如此，山水景物的描寫也成為他貞元時期詩歌創作的重要方面。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後人眼中韋應物山水詩人、隱逸詩人的身份及其典型的清雅閒淡的詩風，實際上更多是透過他在建中、貞元時期的創作才得以實現的。
前文已經提到，韋應物在擔任滁州刺史之前，其生活狀態一直在仕與隱中轉換。在以往仕、隱生活的交錯中，作者內心的矛盾主要源於其“圍城”心理——為官之時渴望退隱，退隱之時又希望為官，既想要自由又想要權勢，即所謂“軒冕誠可慕，所憂在縶維”[3]439。那麼，到底該如何解決這一困境呢?大曆詩人們的偶像謝朓早就為後世的官僚文人們探索出了一條“既歡懷祿情，復協滄州趣”[6]的“吏隱”之路，而來到了江南的韋應物在感受到江南的綺麗風光後，也自覺地走上了這條道路，並在山水詩的創作中得到了充分體現。
有學者曾專門研究韋應物在滁州的詩歌創作情況，並得出這樣的結論：“韋應物只在滁州生活了三年，但他的詩歌有將近五分之一是在滁州創作或與滁州有關的。特別值得重視的是，對韋應物詩歌思想藝術風貌產生深刻影響的‘吏隱’思想是在滁州正式形成的。因此，是韋應物把閉塞荒蕪的滁州古郡帶入了中國文學史，而滁州這片土地又滋養了韋應物的詩歌。”[7]雖然學者的研究只是立足於滁州，實際上，不僅僅是滁州，江州、蘇州又何嘗沒有滋養韋應物的詩歌呢!筆者據陶敏、王勝友兩先生的《韋應物集校注》統計，在韋集中，登眺之作共15首，創作於德宗朝的則有10首，佔全部作品的三分之二;遊覽之作共58首，其中作年不詳的13首，創作於德宗朝的共計28首，也是在大曆時期創作的將近兩倍。可見，相比大曆時期，韋應物登山臨水之作的數量在德宗朝有了很大提升。之所以如此，一方面作者本是一個“所愛唯山水”[3]451的性情中人，現在終於有機會來到秀麗的江南山水之中，自然會興起一種別樣的感慨。作為滁州刺史的韋應物曾寫下《遊琅琊山寺》：
受命恤人隱，茲遊久未遑。鳴騶響幽澗，前旌耀崇岡。青冥臺砌寒，綠縟草木香。填壑躋花界，疊石構雲房。經制隨巖轉，繚繞豈定方。新泉洩陰壁，高蘿蔭綠塘。攀林一棲止，飲水得清涼。物累誠可遣，疲氓終未忘。還歸坐郡閣，但見山蒼蒼。[3]472
擔負著“恤人隱”職責的詩人畢竟堪稱循吏，所以郡內人事的處置不能不佔據詩人絕大部分的時光。因此，“久未遑”的暢遊一旦有機會得以實現，其喜悅的心情就真的是難以言表了。帶著這樣的興致去遊山玩水，難免讓自然萬物“皆著我之色彩”了。不僅如此，在遊山玩水中，身心得到了愉悅，世事的牽累也終於得到了排遣，然後依舊能回到現實中，回到自己的職位上——“還歸坐郡閣”，其中蘊含的精神實質和南朝小謝的吏隱生活又有什麼區別呢?除此之外，詩人在滁州所作的《再遊西山》一詩中說：“南譙古山郡，信是高人居。自嘆乏弘量，終朝親簿書。……出身厭名利，遇境即躊躇。守直雖多忤，視險方晏如。況將塵埃外，襟抱從此舒。”[3]452表達的也是長時間在仕與隱之間猶豫、徘徊，詩人雖然仕途偃蹇，但自己寧願得罪人也要堅守自己正直的品格。況且，現在自己來到了滁州，一直以來抑鬱的胸懷也能得以舒展了。《南園陪王卿遊矚》中也說自己“形跡雖拘檢，世事澹無心。郡中多山水，日夕聽幽禽”[3]450，以郡中山水景色作為自己遊覽騁懷的媒介。《夏至避暑北池》中有“晝晷已雲極，宵漏自此長。未及施政教，所憂變炎涼。公門日多暇，是月農稍忙。高居念田裡，苦熱安可當。亭午息群物，獨遊愛方塘。門閉陰寂寂，城高樹蒼蒼。綠筠尚含粉，圓荷始散芳。於焉灑煩抱，可以對華觴”[3]479，也很典型地體現了詩人在公事之餘遊賞景物的生活方式。這樣一來，既能“專城寵”，亦能“逍遙池館華”[3]451，何樂而不為呢。
南宋葛立方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
煙霞泉石，隱遁者得之，宦遊而癖此者鮮矣。謝靈運為永嘉，謝元暉為宣城，境中佳處，雙旌五馬，遊歷殆遍，詩章吟詠甚多，然終不若隱遁者藜杖芒鞋之為適也。元暉《敬亭山》詩云：“我行雖紆組，兼得尋幽蹊。”《板橋》詩云：“既歡懷祿情，複葉滄洲趣。”自謂兩得之者。其後又有鼓吹登山之曲。且松下喝道，李商隱猶謂之“殺風景”，而況於鼓吹乎!韋應物、歐陽永叔皆作滁州太守，應物《遊琅琊山》則曰：“鳴騶響幽澗，前旌耀崇岡。”永叔則不然，《遊石子澗》詩云：“麕?魚鳥莫驚怪，太守不將車騎來。”又云：“使君厭騎從，車馬留山前。行歌招野叟，共步青林間。”遊山當如是也。[8]
其中談論的中心雖然是遊山之道，但文中把韋應物和謝靈運、謝朓相提並論，並將他們都稱之為“宦遊而癖”“煙霞泉石”者，實際上正是注意到了三者在吏隱生活方式上的一致之處。而這樣的生活對於韋應物來說，正是他在德宗朝擔任滁州、江州、蘇州刺史後，所走過的從不自覺到自覺投身於山水美景的同時又無法徹底忘懷世事的複雜心路歷程後最終選擇的結果。因此，研究德宗朝韋應物的創作情況從作家心靈史角度來說，就有了不可取代的價值和意義。那麼，沉浸在山水風光中的韋應物始終不能忘懷的世事到底是什麼呢?
(二)思親戀闕之情的反覆抒發
對於韋應物來說，始終徘徊在他心間令他無法忘懷的就是親友和故鄉長安。而且，長安對於詩人來說不僅僅是故鄉之所在，它還是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是在藩鎮割據的背景下士人們實現政治理想和抱負的唯一舞臺。江南固然有它的魅力之所在，但所謂月是故鄉明，江南美景也無法從根本上消除詩人對故鄉長安的思念。如其《遊靈巖寺》：“吳岫分煙景，楚甸散林丘。方悟關塞眇，重軫故園愁。”[3]454《陪王卿郎中游南池》：“鵷鴻俱失侶，同為此地遊。……終憶秦川賞，端坐起離憂。”[3]449這些在江南創作的詩歌無不透露著詩人對故園秦川的懷念和眷戀以及自己無法回到政治中心的失落和抑鬱。
初來江南的詩人已經年近半百了，再加上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帶來的體弱多病，獨在異鄉為異客的詩人難免倍加思念親朋，他詩集中大量的思親念友詩都是創作於江南時期。以其詩集中的寄贈和懷思兩類作品進行統計的話會發現，在145首作品中，去掉系年不明的3首懷思之作，其中92首(包括寄贈之作79首，懷思之作13首)均創作於德宗朝。這樣的數字恰恰說明，在江南的韋應物往往習慣於將其對親朋的種種情思透過詩歌的方式進行傳達和展露，以排遣自己內心的孤獨之情。
四、韋應物在德宗時期創作的特殊價值和意義
從微觀角度而言，韋應物在德宗時期對特定題材的關注無疑為他在詩史的演進中確立了一席之地。但如果對他在德宗時期的創作進行綜合、宏觀地考察，就會發現他在這一時期的創作無論是對於其個人還是對於整個中唐詩史來說都有著更為深遠的意義和價值。
(一)個人詩壇地位的確立
就詩壇地位而言，韋應物在江南尤其是滁州、江州、蘇州擔任刺史期間，和各路文人的酬唱往來活動非常頻繁，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相對鬆散但以韋應物為中心的文人唱和團體。文壇領袖地位的確立客觀上使韋應物能以自己的創作對周圍的文人和當地的文壇產生較大影響。
作為地方要員、一方郡守的韋應物除了官僚的身份之外，還在官舍舉辦文會。《郡齋雨中與諸文士宴集》即對其官員和文人身份交融下日常生活的寫照。在江南屢次擔任刺史的韋應物本身是一個較為典型的詩人，他和周圍文人的往來酬唱亦成為時人追慕不已的文壇佳話。而這樣的特點透過他刺史——文人的身份自覺不自覺地影響著周圍人的創作，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皎然向韋應物獻詩時捨棄自己擅長的近體詩而選擇了韋應物本人較為偏愛的古體詩，雖然這樣的討好之舉並沒有得到韋應物的認可，但卻非常鮮明地表現了擁有顯著地位的官僚文人在文壇上的影響力。
(二)詩史的影響
和大曆詩人不同的是，韋應物詩歌始終對現實比較關注，也就是白居易所說的“才麗之外，頗近興諷”[9]。皎然在《答蘇州韋應物郎中》中開篇即說：“詩教殆淪缺，庸音互相傾。忽觀風騷韻，會我夙昔情。盪漾學海資，鬱為詩人英。格將寒松高，氣與秋江清。何必鄴中作，可為千載程。”[10]由皎然的評價也可見在當時詩教淪喪的情況下，韋應物一直堅持風騷的現實主義精神，詩風上格高氣清，成就不俗。不僅如此，在詩體的選擇上，韋應物也特立獨行，在古體詩的創作上遠遠高於同時代的其他文人。這在近體詩盛行的時代大潮中似乎有些不合時宜，但這既是韋應物個人好尚之所在，同時也是他在德宗時期身處江南，較少受到主流詩風影響的結果。據研究者統計，就韋應物可以系年的五言古詩來說，建中之前共計91首，建中之後共計94首，[11]雖然在數量上似乎相差不多，但結合韋應物貞元六年就已去世的事實會發現，進入德宗朝的韋應物在詩歌創作上對古體詩的堅持與發展。學者在客觀考察韋應物的創作後將他稱為“大曆詩壇上一支獨異的花朵”[12]。與大曆詩壇諸人創作的異貌似乎正暗示了他在建中、貞元詩壇詩風有所變化的原因所在。而無論是對現實的關注還是對古體詩的重視，正暗合了元和詩人在詩歌題材、詩歌體式上的趨勢和走向。因此可以說，韋應物以他充滿個性化的創作展示了一位得時代風氣之先的詩人在文學發展中的敏感力和創造力，而他的創作傾向經過貞元文人的進一步發酵在客觀上無疑為元和文學的發展開闢了道路。因此，文章開頭部分提及的學者評價他為“元和文學之嚆矢”的內涵也就透過他在德宗時期的具體創作得到了解答。
五、結語
客觀來說，韋應物作為由大曆進入貞元的作家，德宗時期已是其人生的中晚期，儒家所謂君子“三戒”中明確提及“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13]。可見，意滿自得、安於現狀本是人老之時的常態。韋應物的詩歌創作也難免受此心態影響，如果沒有求新的意志、人生的變故或者其他外因的刺激，他也很可能就會延續其在大曆年間的風格和主題，繼續在新的時代和環境中淺斟低唱著過去的旋律(而這也正是大曆詩人中雖然有頗多生活到德宗時代但卻無法將其稱為德宗朝詩人的原因)。幸運的是，因為個人境遇、生活環境、地域文化的諸種變化與影響而使韋應物的詩歌創作在新的時代下呈現出了不一樣的風貌，進而也使其創作在新的時代環境中煥發出了新的生機和活力。而有鑑於上述已經論及的內容，韋應物德宗朝詩人身份是應該得到重視和承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