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嶽杜甫的譯文
《望嶽》是唐代詩人杜甫創作的五言古詩。這首詩透過描繪泰山雄偉磅礴的景象，熱情讚美了泰山高大巍峨的氣勢和神奇秀麗的景色，流露出了對祖國山河的熱愛之情。以下是小編精心準備的望嶽的譯文，大家可以參考以下內容哦！
望嶽
作者：杜甫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
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
蕩胸生層雲，決眥入歸鳥。
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
譯文
巍峨的泰山，到底如何雄偉？走出齊魯，依然可見那青青的峰頂。
神奇自然匯聚了千種美景，山南山北分隔出清晨和黃昏。
層層白雲，盪滌胸中溝壑；翩翩歸鳥，飛入賞景眼圈。
定要登上泰山頂峰，俯瞰群山，豪情滿懷。
註釋
⑴岱宗：泰山亦名岱山或岱嶽，五嶽之首，在今山東省泰安市城北。古代以泰山為五嶽之首，諸山所宗，故又稱“岱宗”。歷代帝王凡舉行封禪大典，皆在此山，這裡指對泰山的尊稱。夫：讀“fú”。句首發語詞，無實在意義，語氣詞，強調疑問語氣。如何：怎麼樣。
⑵齊、魯：古代齊魯兩國以泰山為界，齊國在泰山北，魯國在泰山南。原是春秋戰國時代的兩個國名，在今山東境內，後用齊魯代指山東地區。青未了：指鬱郁蒼蒼的山色無邊無際，浩茫渾涵，難以盡言。青：指蒼翠、翠綠的美好山色。未了：不盡，不斷。
⑶造化：大自然。鍾：聚集。神秀：天地之靈氣，神奇秀美。
⑷陰陽：陰指山的北面，陽指山的南面。這裡指泰山的南北。割：分。誇張的說法。此句是說泰山很高，在同一時間，山南山北判若早晨和晚上。昏曉：黃昏和早晨。極言泰山之高，山南山北因之判若清曉與黃昏，明暗迥然不同。
⑸蕩胸：心胸搖盪。曾：同“層”，重疊。
⑹決眥（zì）：眥：眼角。眼角（幾乎）要裂開。這是由於極力張大眼睛遠望歸鳥入山所致。決：裂開。入：收入眼底，即看到。
⑺會當：終當，定要。凌：登上。凌絕頂，即登上最高峰。
⑻小：形容詞的意動用法，意思為“以······為小，認為······小”
賞析
這首詩是杜甫青年時代的作品，充滿了詩人青年時代的浪漫與激情。全詩沒有一個“望”字，卻緊緊圍繞詩題“望嶽”的“望”字著筆，由遠望到近望，再到凝望，最後是俯望。詩人描寫了泰山雄偉磅礴的氣象，抒發了自己勇於攀登，傲視一切的雄心壯志，洋溢著蓬勃向上的朝氣。
首句“岱宗夫如何？”寫乍一望見泰山時，高興得不知怎樣形容才好的那種揣摹勁和驚歎仰慕之情，非常傳神。岱是泰山的別名，因居五嶽之首，故尊為岱宗。“夫如何”，就是“到底怎麼樣呢？”“夫”字在古文中通常是用於句首的語氣助詞，這裡把它融入詩句中，是個新創，很別緻。這個“夫”字，雖無實在意義，卻少它不得，所謂“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可謂匠心獨具。
接下來“齊魯青未了”一句，是經過一番揣摹後得出的答案。它沒有從海拔角度單純形容泰山之高，也不是像謝靈運《泰山吟》那樣用“崔崒刺雲天”這類一般化的語言來形容，而是別出心裁地寫出自己的體驗──在古代齊魯兩大國的國境外還能望見遠遠橫亙在那裡的泰山，以距離之遠來烘托出泰山之高。泰山之南為魯，泰山之北為齊，所以這一句描寫出的地理特點，在寫其他山嶽時不能挪用。明代莫如忠《登東郡望嶽樓》特別提出這句詩，並認為無人能繼。
“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兩句，寫近望中所見泰山的神奇秀麗和巍峨高大的形象，是上句“青未了”的註腳。一個“鍾”宇把天地萬物一下寫活了，整個大自然如此有情致，把神奇和秀美都給了泰山。山前向日的一面為“陽”，山後背日的一面為“陰”（山南水北為“陽”，山北水南為陰），由於山高，天色的一昏一曉被割于山的陰、陽面，所以說“割昏曉”。這本是十分正常的自然現象，可詩人妙筆生花，用一個“割”字，則寫出了高大的泰山一種主宰的力量，這力量不是別的，泰山以其高度將山南山北的陽光割斷，形成不同的景觀，突出泰山遮天蔽日的形象。這裡詩人此用筆使靜止的泰山頓時充滿了雄渾的力量，而那種“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創作風格，也在此得到顯現。
“蕩胸生曾雲，決眥入歸鳥”兩句，是寫細望。見山中雲氣層出不窮，故心胸亦為之盪漾。“決眥”二字尤為為傳神，生動地體現了詩人在這神奇縹緲的景觀而前像著了迷似的，想把這一切看個夠，看個明白，因而使勁地睜大眼睛張望，故感到眼眶有似決裂。這情景使泰山迷人的景色表現得更為形象鮮明。“歸鳥”是投林還巢的鳥，可知時已薄暮，詩人還在望。其中蘊藏著詩人對祖國河山的熱愛和對祖國山河的讚美之情。
末句的“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兩句，寫詩人從望嶽產生了登嶽的想法，體現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仙字精神。此聯號為絕響，再一次突出了泰山的高峻，寫出了雄視一切的雄姿和氣勢，也表現出詩人的心胸氣魄。“會當”是唐人口語，意即“一定要”。如果把“會當”解作“應當”，便欠準確，神氣索然。眾山的小和高大的泰山進行對比，表現出詩人不怕困難、敢於攀登絕頂、俯視一切的雄心和氣概。 這正是杜甫能夠成為一個偉大詩人的關鍵所在， 也是一切有所作為的人們所不可缺少的。 這就是這兩句詩一直為人們所傳誦的原因。正因為泰山的'崇高偉大不僅是自然的也是人文的，所以登上的極頂的想望本身，當然也具備了雙重的含義。
全詩以詩題中的“望”字統攝全篇，句句寫望嶽，但通篇並無一個“望”字，而能給人以身臨其境之感，可見詩人的謀篇佈局和藝術構思是精妙奇絕的。這首詩寄託雖然深遠，但通篇只見登覽名山之興會，絲毫不見刻意比興之痕跡。若論氣骨崢嶸，體勢雄渾，更以後出之作難以企及。
杜甫思想介紹
用杜甫自己的話來說，“窮年憂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濟時肯殺身”，是他的一貫精神。他拿這些來要求自己，也用以勉勵朋友。他表彰元結說，“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他對嚴武說，“公若登臺輔，臨危莫愛身。”他對裴虯也說，“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正是這些進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種永不衰退的政治熱情、堅忍不拔的頑強性格，和胸懷開闊的樂觀精神，使他成為我國曆史上政治性最強的偉大詩人。當然，這和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實踐也是分不開的。
杜甫出生在一個世代“奉儒守官”的具有悠久傳統的官僚世家，家庭給予杜甫正統的儒家文化教養和務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為的雄心。所以杜甫稱做官是他們家族的“素業”——世代相襲的職業，他的各種文化教養以及以後的種種行為都是在為追求仕途事業和為官行道相聯絡。如他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寫道“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這就是一種企望入仕，在仕途大業中實現自己“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理想抱負，即渴望在社會實際工作中建功立業，兼濟蒼生。三十五歲以前，是杜甫的讀書和壯遊時期。正當開元盛世，杜甫的經濟狀況也較好，這是他一生中最快意的時期。從二十歲起，他結束了書齋生活，開始了為時十年以上的“壯遊”。在這長期的壯遊中，杜甫接觸到我們祖國無比豐富的文化遺產和壯麗河山，不僅充實了他的生活，也擴大了他的視野和心胸，為他早期詩歌帶來相當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望嶽》詩可為代表。“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正流露了詩人對一切事業（包括創作在內）的雄心壯志。但由於這種生活方式，不可能接近人民，深入現實，因此，作為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這只是他的創作的一個準備時期。
杜甫走向現實主義，是從第二期（三十五到四十四歲）十載長安的困守開始的。這是安史之亂的醞釀時期，當權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楊國忠，杜甫不僅不能實現他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抱負，而且開始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屈辱生活，以至經常挨餓受凍：“飢餓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懸百結。”在飢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經想到退隱，作一個“瀟灑送日月”的巢父、許由，杜甫沒有迴避艱苦，還是堅決走上積極入世的道路。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漸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統治階級的罪惡，從而寫出了《兵車行》《麗人行》《赴奉先詠懷》等現實主義傑作。杜甫也曾有這樣的詩句“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又如“丈夫四方誌，安可辭固窮”等，這些詩句無一不反映出杜甫身上那種渴望濟世揚名，渴望建功立業的雄懷大志，但是杜甫的這種理想和抱負建立在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以及憂患意識之上的。十年困守的結果，使杜甫變成了一個憂國憂民的詩人。這才確定了杜甫此後生活道路和創作道路的方向。
從四十五歲到四十八歲，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陷賊與為官時期。這是安史之亂最劇烈的時期，國家岌岌可危，人民災難慘重，詩人也歷盡艱險。安史之亂是帶有民族矛盾性質的，當時進行的戰爭乃是有關國家存亡的自衛戰爭。因此杜甫對待戰爭的態度也就和以前不同，不是反對，而是積極號召。他哀悼那為國犧牲的“四萬義軍”，他告誡文武官吏要“戮力掃攙槍”，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一方面還是勉勵人民參戰。由於深入人民生活，並投入實際鬥爭，這就使他寫出了《悲陳陶》《哀江頭》《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馬》和“三吏”、“三別”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愛國精神的詩篇，並達到了現實主義的高峰。如他的詩歌《登岳陽樓》：“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在這首詩歌當中，詩人站在岳陽樓上，透過遠眺，想到了兵荒馬亂、戰火紛飛的社會狀況，從而憑依窗軒，胸懷家園，不禁涕淚交流。又如：《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而在這首詩中，由於聽到朝廷收復失地的訊息而驚喜若狂。這兩首詩都是杜甫流落漂泊之時所作。由於安史之亂，社會顯得一片狼藉，所以杜甫無時不期望著能夠平息叛亂，社會歸於安定。因此當他想到國家遭殃，戰火不熄，生靈塗炭的時候就流淚不止，而當聽說官軍收復了薊北，於是又喜極而泣，不能自抑。可見，杜甫的憂來自於國家，喜亦是來自於國家，這就是儒家知識分子身上所具有的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和憂患意識。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759年七月，杜甫棄官於這年年底到達成都，在成都西郊蓋了一所草堂，開始他最後一期“漂泊西南”的生活。在漂泊的十一年中，他經常過著“生涯似眾人”的日子。他愛和勞動人民往來，而憎厭官僚，所以說：“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歸茅宇，旁舍未曾嗔。”杜甫的生活仍然很苦，在他逝世的那一年，還因為避臧介之亂而捱了五天餓。可貴的是，他在生活上不論怎樣苦，也不論漂泊到什麼地方，他總是在關懷著國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同時也從不曾忘記或放鬆自己的創作，在漂泊的十一年間，他寫了一千多首詩。《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又呈吳郎》《遭田父泥飲》《諸將》《秋興》《歲晏行》等都是這時期最優秀的作品。和前期不同的，是帶有更多的抒情性質，形式也更多樣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創造性地賦予七言律詩以重大的政治和社會內容。
杜甫在四川漂泊了八或九年，在湖北、湖南漂泊了兩三年，770年冬，死在由長沙到岳陽的一條破船上。“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這是他對國家和人民最後的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