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與蘇東坡的歸隱比較

陶淵明與蘇東坡的歸隱比較

　　陶淵明本不反對走仕途，相反，他當初是懷著“大濟蒼生”的抱負進入官場的，畢竟，知識分子實現人生價值最常見、最正統、最容易走通的道路就是當幹部。但由於陶淵明不適應官場瑣的顯規則和潛規則，放不下“臭老九”的架子，不願意為五斗米向鄉里小兒折腰，在理想和現實的尖銳衝突中，陶淵明最後選擇了“守拙歸田園”。辭職後地位沒有了，俸祿沒有了，趨炎附勢的朋友沒有了，雖勤於耕作，“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日子還是很清苦。但他“不慼慼於貧賤”，“銜觴賦詩，以樂其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陶淵明時代人少地多，沒有環境汙染，不難找到山清水秀的清靜之所，他能夠透過原始的農耕基本實現自給自足。但因為不求甚解，所以看的書多;因為輒飲必醉，所以喝的酒多。買書買酒在當時都是很奢侈的事情，增加了不少經濟支出，所以，生活時常窘迫。好在那時文化人少，陶淵明在鄉下更是稀缺資源，識個文、斷個字、當個家庭老師之類的，還是有用的，加上鄉風淳樸，總有人接濟他，使得他能夠忘機於世外桃源，從而給後世樹立了高人逸士的形象。

　　六百多年之後的蘇東坡是陶淵明的忠實粉絲，他真切推崇陶淵明的隱逸風度，發掘出其更多的美學價值。

　　與陶淵明相比，蘇東坡的才學更全面，他既是書法家(宋四家之首)，又是畫家(如枯木竹石圖)、美食家(如東坡肉)、服裝設計師(如子帽)，其最突出的成就是詩文和詞作，尤其是詞作，蘇東坡對當時流行的娛賓遣興、依紅偎翠為格調的俗詞注入文人高雅的品格，特別是注入了蘇東坡式的超脫、飄逸、思辨的情趣和節操，這種雅化的詞風，契合了當時社會的審美髮展思想，影響深遠。

　　蘇東坡的才學積累和展示得益於北宋偃武修文的國策。當時文壇思想活躍，群星閃爍，文化人佔據了社會上層。蘇東坡立志報國，他思想敏銳，文筆犀利，胸無城府，口無遮攔。改革派上臺他挑刺，保守派上臺他也挑刺，甚至連國家最高領導人也敢揶揄，整個一個愣頭“憤青”。同僚雖以敬佩或嫉妒的方式承認他的'才學，但往往忍受不了他的個性。

　　蘇東坡的一生像過山車，滿腹經綸變成了“一肚子不合時宜”。他從高考成名開始，幾十年多次下崗、待業、行政記過、降職甚至判刑入監，幾乎“斷了老頭皮”，“破灶燒溼葦”的窘迫，“縹緲孤鴻影”的悲涼，“自稼躬耕”的艱辛，雖“長恨此身非我有”，但終未能“忘卻營營”，一生沒有遠離仕途主線，最終在工作調動途中然長逝，“江海寄餘生”“一蓑煙雨任平生”只是寄託於詩詞中的理想，留給後人的不只是“也無風雨也無晴”的豪邁，更有“羨長江之無窮”、“人生如夢”的感慨。

　　陶淵明身心俱隱，是一個徹底的理想主義者。而蘇東坡一直遊走於理想與現實之間，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歸隱，這更符合不同時代許多知識分子的思想和生活狀況，其內心的糾結更能引起人們的共鳴。

　　受陶淵明、蘇東坡們的影響，之後遭遇社會矛盾、仕途坎坷、生活困頓的文人士大夫不再完全服從於傳統的儒家教化，反映到他們的文學作品中就是不再以官場為雅、仕進為雅，而是以山野為雅、歸隱為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