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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淵明與蘇東坡的歸隱比較

陶淵明與蘇東坡的歸隱比較

  陶淵明本不反對走仕途,相反,他當初是懷著“大濟蒼生”的抱負進入官場的,畢竟,知識分子實現人生價值最常見、最正統、最容易走通的道路就是當幹部。但由於陶淵明不適應官場瑣的顯規則和潛規則,放不下“臭老九”的架子,不願意為五斗米向鄉里小兒折腰,在理想和現實的尖銳衝突中,陶淵明最後選擇了“守拙歸田園”。辭職後地位沒有了,俸祿沒有了,趨炎附勢的朋友沒有了,雖勤於耕作,“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日子還是很清苦。但他“不慼慼於貧賤”,“銜觴賦詩,以樂其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陶淵明時代人少地多,沒有環境汙染,不難找到山清水秀的清靜之所,他能夠透過原始的農耕基本實現自給自足。但因為不求甚解,所以看的書多;因為輒飲必醉,所以喝的酒多。買書買酒在當時都是很奢侈的事情,增加了不少經濟支出,所以,生活時常窘迫。好在那時文化人少,陶淵明在鄉下更是稀缺資源,識個文、斷個字、當個家庭老師之類的,還是有用的,加上鄉風淳樸,總有人接濟他,使得他能夠忘機於世外桃源,從而給後世樹立了高人逸士的形象。

  六百多年之後的蘇東坡是陶淵明的忠實粉絲,他真切推崇陶淵明的隱逸風度,發掘出其更多的美學價值。

  與陶淵明相比,蘇東坡的才學更全面,他既是書法家(宋四家之首),又是畫家(如枯木竹石圖)、美食家(如東坡肉)、服裝設計師(如子帽),其最突出的成就是詩文和詞作,尤其是詞作,蘇東坡對當時流行的娛賓遣興、依紅偎翠為格調的俗詞注入文人高雅的品格,特別是注入了蘇東坡式的超脫、飄逸、思辨的情趣和節操,這種雅化的詞風,契合了當時社會的審美髮展思想,影響深遠。

  蘇東坡的才學積累和展示得益於北宋偃武修文的國策。當時文壇思想活躍,群星閃爍,文化人佔據了社會上層。蘇東坡立志報國,他思想敏銳,文筆犀利,胸無城府,口無遮攔。改革派上臺他挑刺,保守派上臺他也挑刺,甚至連國家最高領導人也敢揶揄,整個一個愣頭“憤青”。同僚雖以敬佩或嫉妒的方式承認他的'才學,但往往忍受不了他的個性。

  蘇東坡的一生像過山車,滿腹經綸變成了“一肚子不合時宜”。他從高考成名開始,幾十年多次下崗、待業、行政記過、降職甚至判刑入監,幾乎“斷了老頭皮”,“破灶燒溼葦”的窘迫,“縹緲孤鴻影”的悲涼,“自稼躬耕”的艱辛,雖“長恨此身非我有”,但終未能“忘卻營營”,一生沒有遠離仕途主線,最終在工作調動途中然長逝,“江海寄餘生”“一蓑煙雨任平生”只是寄託於詩詞中的理想,留給後人的不只是“也無風雨也無晴”的豪邁,更有“羨長江之無窮”、“人生如夢”的感慨。

  陶淵明身心俱隱,是一個徹底的理想主義者。而蘇東坡一直遊走於理想與現實之間,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歸隱,這更符合不同時代許多知識分子的思想和生活狀況,其內心的糾結更能引起人們的共鳴。

  受陶淵明、蘇東坡們的影響,之後遭遇社會矛盾、仕途坎坷、生活困頓的文人士大夫不再完全服從於傳統的儒家教化,反映到他們的文學作品中就是不再以官場為雅、仕進為雅,而是以山野為雅、歸隱為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