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歸去來兮辭》看陶淵明的儒道合一
中國曆代知識分子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儒道合一。有的表現為外儒內道，有的是外道內儒;有的是先儒後道，有的是先道後儒;有的卻是窮時則道，達時則儒……很少有真正的儒家或道家。東晉的陶淵明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歸隱田園的知識分子，他的思想似乎應該是以道家為主。但是，關於陶淵明是儒是道，歷來就有不同看法。朱熹說：“淵明所說者莊、老”(《朱子語類》)梁啟超說：“他雖生長在玄學佛學的氛圍中，他一生得力處和用力處，卻都在儒學。”(《飲冰室合集》)。陳寅恪說：“惟求觸合精神於運化中，即與大自然為一體……自不致與周孔入世之名教說有所觸礙，故淵明之為人實外儒而內道。”(《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要想弄清陶淵明的思想與儒道兩家的關係，不能忽視《歸去來兮辭》這篇重要文章。
首先，從這篇辭的寫作背景來看。魏晉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重大變化時期。無論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和整個意識形態，包括哲學、宗教、文化等等都經歷轉折，社會變遷在意識形態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現，是佔統治地位的“罷百家，獨尊儒術”的兩漢經學的徹底崩潰，代之而起的是玄學占主導地位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應該說崇尚虛無、迴歸自然、講求出世、享受人生的道家思想成為當時社會的主流思潮，而儒學及後來興起的佛學則退居其次。加之他“質性自然，非矯歷所得”，終不肯“為五斗米折腰”，在彭澤縣令上僅八十餘日，就辭官歸家，從此躬耕隴畝，終身不再出世。由此可見，“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的陶淵明意本不仕，加之身處這樣的時代，歸隱是必然的選擇。這篇《歸去來兮辭》就是在他辭官之初特意所作，以示歸隱決心。從這裡可以看出陶淵明的儒道合一思想。
其次，從全辭的主旨看，這是一篇述志的作品，述的是歸隱之志。表達的是對黑暗官場的厭惡和棄，對農村的自然景物和勞動生活的讚美。開頭即點明“田園將蕪”、“心為形役”的可悲，繼之以“悟以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把出來做官比作“迷途”，“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做官是錯了，歸隱是對的，好在現在覺悟還不晚，開篇就有自責、自悔之意，點明“歸去來”之旨。接著，作者對“引壺觴以自酌”、“倚南窗以寄傲”、“時矯首以遐觀”等“今是”生活的描寫，既是為了肯定歸來之樂，更是為了從根本上否定“昨非”。全辭寫思歸，寫歸程，寫至家門，寫歸家後的樂事，或以“松菊”自況，或抒發“自以心為形役”、“悟己往之不諫”的感慨，或直抒“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違”、“富貴非吾願”的胸，無一不是表達這樣的思想：樂於歸去，離開這爾虞我詐、勾心鬥角的官場;樂於歸來，熱愛純真自然的生活。這一主旨正是與道家清靜無為相吻合。篇尾，陶淵明也進一步表達了他的“出世”思想及對人生無常的感悟：“寓形宇內復幾時;不委心任去留?”講的是順乎自然，“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流露出一種樂天安命的思想。
通觀全篇，佔主線的是道家物我兩忘，寄情山水，樂天安命的思想。正如《古文觀止》所云：“公罷彭澤令，歸賦此辭，高風逸調，晉宋罕有其比。蓋心無一累，萬家俱空，田園足樂，真有實地受用處，非深於道者不能。”其實，這一點，在陶淵明歸隱後的許多詩作中均有印證，如表現遠離俗世、迴歸自然之作：“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己忘言。”(《飲酒》其一)表現人生虛無的感喟：“一世異朝市，此語真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虛無。”(《歸園田居》其四)以上這些是陶淵明所處時代使然，是以道家為主的主流思想在他身上的必然反映。作為一個出身沒落地主家庭的.知識分子，在門閥制度森嚴，士族階層把持朝政的時代，他不可能有所作為。那麼，既不能施展抱負，又不願同流合汙，那只有棄官歸隱一條路。這時候，道家思想必然佔據陶淵明心中的主導地位。
那麼，“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的陶淵明是不是就真的一頭扎進田園，從此不問世事，一心修道呢?其實不然，在這篇辭中不時流露出他的另一面——儒家的影子。
首先來看陶淵明的“做官”經歷。儒家歷來講“入世”，講“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重人倫，重綱常，重此生，輕來世。講求世俗的情感和關懷，作為一個深受儒家思想薰陶的知識分子，陶的身上也打下了太多的儒家的烙印。事實上，陶淵明早年立下濟世的壯志，曾幾次出仕，先後做過江州祭酒、鎮軍參軍、建威參軍、彭澤令，每次做官的時間都不長，最終因實在看不慣當時政治的黑暗和官場的醜惡，才決心辭官歸隱，但這些經歷不能不在他的文章中表現出來。表面上，他把曾經的做官經歷比作“迷途”。過去的日子不堪回首，更要珍惜今後的歲月：“悟以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這種看似大徹大悟之言，實則正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憤激之詞，這也從側面表現了他堅決不與統治階級同流合汙的志趣，這一點正是與儒家思想暗合的。
再看陶文中對自然景物和人情世態的描寫：“舟遙遙以輕揚，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餘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在這裡，自然景物成為詩人生活興趣的一部分而充滿了生命和情意。這是一種不同於道家的“無情之情”，而是一種“有情之情”。它滲透了儒家的人際關懷和人生感受。這種“情”與大自然合二為一，反映了它對汙濁現實的憎惡和對純樸的農村生活的熱愛。從這裡可以看出陶淵明雖然從上層社會的政治中退了出來，把精神的慰藉寄託在農村生活的飲酒、讀書、作詩上，但他沒有當時封建士大夫對整個人生社會的空漠之感，相反，他對人生、生活、社會仍有很高的興致。正如魯迅先生所說：“他於世事也並沒有遺忘和冷淡。”(〈〈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這些正是儒家思想在他身上的體現。
同樣，在陶淵明以後的一些詩作中，他不僅表現了“悠然見南山”的一面，還有“金剛怒目式”的一面。他歌頌那些歷史上的神話傳說中失敗而不屈的英雄：“刑天舞幹器，猛志固常在。”(〈〈讀山海經〉〉)讚揚那些為理想壯烈犧牲的人物：“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詠荊軻〉〉)這些正是他不能忘懷“俗世”的有力明證。“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先師遺訓”、“朝聞夕死”。如此看來，辭中所謂“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其實正是陶淵明“壯志難酬”、“抱負難伸”的曲折反映。難怪魯迅先生說：“他並非整天整夜飄飄然，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見南山’的是同一個人”(〈〈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
綜上所述，從《歸去來兮辭》及陶淵明後來的一系列詩文均可看出，陶淵明雖然受到當時道家思想的影響，並在自己的後半生徹底歸隱，但他心中念念不忘的仍是儒家的人際關懷，骨子裡仍然是一個“儒者”。所以，還是現代美學家李澤厚的看法最為中肯：“即使是陶潛的道家精神，也仍然是建立在儒道互補的基礎上。仍然是與儒家精神交融滲透在一起的”。“所以，他也可說是‘內儒而外道’”(《華夏美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