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五柳先生傳看陶淵明
引導語：陶淵明的《五柳先生傳》看似寫一位子虛烏有的先生，但這其實是陶淵明假託五柳先生為自己所作的傳，字裡行間顯示出作者真摯淳樸、高潔脫俗的人格魅力，以及複雜的情感世界。
一 陶淵明隨意性稱謂背後蘊涵的深意
《五柳先生傳》是陶淵明嚴格按照史傳特點寫的一篇傳記文章，有正文，有贊文。但是在文章開始，作者卻很隨意地寫道：“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沒有籍貫姓名，沒有姓氏源流，門前有五棵柳樹，便順手拿來一用，以為自號。
其實，這看似隨意的稱謂卻大有深意。我們知道，中國姓氏的發展經歷了漫長的階段，古人對自己的稱謂是相當講究的，以這個為前提，再結合當時的背景來看這篇文章，將有利於我們理解陶淵明寫作的深意。
先說姓。姓與氏密切相關，宋代史學家劉恕在《通鑑·外紀》中說：“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中國姓的產生，可以追溯到母系氏族時期。每個氏族都有一個統一的稱號，即姓，同一女性所生的後代為同姓。後代不斷繁衍，同姓的氏族就有了分支，需要再用一種特殊符號標誌，於是便產生了氏。最早的氏大約出現於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過渡的階段，《五柳先生傳》中提到的無懷氏、葛天氏，其實都是各父系氏族的稱號。在當時，姓一般起著“別婚姻”的作用，氏則起著“別貴賤”的功能。戰國時期，氏逐漸失去了“別貴賤”的作用，成為以男子為中心的家族標識。隨著氏的數量越來越多，數量很少的姓被大量的氏所淹沒。氏逐漸取代了姓的地位，姓氏開始合一。戰國以後，人人都可以稱姓。
東漢時期以至唐末，不同的姓之間有嚴格的等級，人們非常講究門第。新興的世族大家被稱為門閥士族，擁有很高的社會地位，例如，東漢四世三公的弘農楊氏、四世五公的汝南袁氏。
魏晉南北朝時期以“九品中正制”選拔官吏，各州郡的權利大都掌握在世家大族之手，選拔官吏基本只看門第，不重品德才能，造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面。在陶淵明所生活的東晉時代，門閥制度達到鼎盛階段。士族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都處於統治地位，皇帝往往都要依賴士族的支援才能保證政權的穩定和延續。各地陸續出現了高門大戶，士族、寒門的界限非常嚴格。士族羞與寒門為伍，例如，《文苑英華》中所言：“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視寒素之子，輕若僕隸，易如草芥，曾不以之為伍。”在上層人士之間，嚴格的別貴姓、分士庶，甚至以國家法令的形式規定士庶之間不得通婚。
魏晉時非常講究族望。由於各種原因，同姓的人可能生活在不同地方，不同地方的相同姓氏，其社會地位也會有高有低。為了和同姓族人相區別，那些地位高的人就在姓氏上加上其世代居住的地方名，以標榜自己的望族地位，例如，太原王氏、琅玡王氏、濟陽江氏等。魏晉時都以出生於望族為榮，非常注重追溯、攀比、顯示自己的族望。假如自己不是出生於望族，就會想方設法與同姓的望族扯上關係;在談及自己的身世時，會故意不提自己的出生地，而稱自己的郡望所在郡名。在與他人交往時，為表示敬意，讓對方感到榮耀，也往往特意稱其郡望。
在這種風氣的引導、推動之下，魏晉時期，譜牒學興盛一時。鄭樵在《通志·氏族略》氏族序中說：“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於簿狀;家之婚姻，必由於譜系。……使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譜系之學，家藏譜系之書。”世家大族大興譜牒之風，以標榜門閥，顯示自己的優越。據《隋書·經籍志》記載，魏晉南北朝時期現存的譜牒著作，連同已亡佚的計算在內，共有50餘部，近1300卷。透過這些資料，我們可以看出當時譜牒檔案的繁浩，譜諜學之盛行。
“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古人自周代開始有字，它是在名之後新增的稱呼。古人在子女成人時要取字，以示子女已經成人，可以正式參加社會交往。在先秦時期，只有統治階級中人才有條件取字。在古代，長輩對晚輩一般稱名，同輩之間則不能稱名，而要稱字。秦漢以後，在平民百姓中，一般也只有讀書人才有字。
號也叫別稱、別號。號是人在名、字之外的尊稱或美稱。與名、字不同，名、字是由尊長所取，號則可以自取，而別人送上的號，稱尊號、雅號等。
生活於東晉的陶淵明，自然清楚姓、字的重要，出生寒門的他，更是真切地感受到了當時庶族知識分子生存的艱難。《五柳先生傳》開篇便寫道：“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作者假託了一個人物，不知其族望，不知其家世淵源，不知其姓甚名誰，有意思的是，此人卻有別號。號出現的很早，但直到隋唐時期，號的使用才逐漸興盛。在陶淵明生活的魏晉時期，取號的人還不多見。陶淵明給他虛擬的人物，其實也是給他自己取了一個別號，可見他的雅趣。郡望姓字是“先天”決定，號則是可以自己選取。一個人可以沒有顯赫的家世，不能選擇出生於士族或庶族，但可以培養自己的志趣，可以確定自己追求的目標。作者以五柳自號，表明了對自然的嚮往，對田園生活的歸依。將街邊隨處可見的柳樹順手拿來作為自號，也透出作者的隨性和灑脫。不攀附門第郡望，不在意姓氏源流、有字無字，只求在自然田園中寄託心靈，得到慰藉。從開篇的介紹中，我們可以看到陶淵明對自己出身的坦然，對田園生活的親近。作者以略帶自嘲的口吻，表達了對門閥制度的蔑視，對攀附之風的嘲諷。
二 “閒靜少言”的用意
陶淵明在文章中說五柳先生“閒靜少言，不慕榮利”，這是不是單純在表明自己性格內向少言，不喜榮華?結合魏晉時期的社會風氣，我們可以體會到，這“閒靜少言”四字，也同樣大有深意。魏晉時期，社會上盛行“清談”之風。士族名流相遇，不談國事，不談民生。國計民生，一概都被視為俗事、鄙事。因此，當時的士族名流，都不談“俗事”，而專談老莊、周易。“清談”之風，在當時非常流行，被視為高雅、風流之舉。士人名流常舉行“清談”聚會，一起討論爭辯。“清談”的場面往往熱鬧激烈，主客雙方針鋒相對，你攻我守，你來我往，互不相讓，以駁倒他人為能事。“清談”成為上流社會人士抒發情懷、賣弄才華的方式，參與者精神亢奮，為之樂此不疲，流連忘返。但這種“清談”其實只是用來消遣和顯示自己清高不俗的手段而已，在社會動盪、百姓生存艱難的大背景下，這種“清談”於國於民其實沒有任何實際意義。西晉傅玄曾在《舉清遠疏》中批評“清談”之風：“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外矣”。
陶淵明與百姓有較多的接觸，熟悉百姓生活，瞭解民生疾苦。他有“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的大志，有“大濟蒼生”的願望。只是在官場腐敗的現實面前，他不得已而選擇了歸隱。在全社會都陷入“清談”的瘋狂之中時，他以“閒靜少言”自愈，顯示出自己對“清談”之風的抵制，對以“清談”博取名利者的反感。
三 寫作《五柳先生傳》的目的
古代中國，隱士眾多，但這其中往往真假難辨。不少所謂的隱士，只是以隱居的方式博取名聲，獲取名利而已。陶淵明作為一名隱士，卻寫下那麼多的詩文，還為自己作傳，這是否與隱逸的初衷相悖?其寫作《五柳先生傳》的目的是什麼，是否也是在為自己博取名聲?劉建明先生曾認為，陶淵明《五柳先生傳》在寫法上其實是虛晃一槍，既能從容地從各個側面展現自我，頗示己志，袒露心聲，又避免給人以王婆賣瓜之嫌，可謂一箭雙鵰。“示己志”是作者寫作此文的重要目的，但除此而外，筆者認為，陶淵明寫作此文，還有自我勉勵的用意。陶淵明透過寫作《五柳先生傳》來勉勵自己，保持意志的高昂，“但使願無違”。陶淵明是一位很真的詩人，他無意於自誇，也就沒有為避自誇之嫌而假託掩飾的必要。
通讀陶淵明的詩文，我們能夠真切地感受到，隱士的`生活絕不像我們想象中那麼輕鬆愜意。陶淵明的隱是真隱，不是在走後世所謂的“終南捷徑”。他真正地做到了放下身段，和老百姓生活在一起，像老百姓一樣辛苦勞動，秋收冬種，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這種隱居方式，對於一位文人而言，其艱苦程度肯定是難以忍受的。從陶淵明的詩中我們可以看到，他的家曾因火災毀於一旦，被迫暫時棲身於船上。他倍受生活艱難的折磨，甚至落魄到乞食的地步。他的一生，連遭喪妻、火災、蟲禍、風澇之患，災難不斷。夏季日長，飢腸轆轆，他只能盼望早些天黑;冬季夜長，缺衣少被，凍得無法入睡，他只得盼望快點天亮。他的後半生完全是在一種貧病交加的狀態中度過。
在《五柳先生傳》中，他也真實地描述了自己生活的窘迫：“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所謂“人窮志短”，艱難困苦往往易使人意志薄弱，喪失信念。在隱居時，陶淵明思想上也曾經有過矛盾，有過動搖。要堅守自己的節操，就需要他時時排解精神上的困惑，砥礪自己的思想，使自己能夠守住志節。對於一位文人而言，讀書、寫作無疑是自我宣洩、自我激勵的最好方式。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陶淵明寫作《五柳先生傳》，不是為了自我誇耀，而是為了自我勉勵。他描畫了一位生活艱難，但卻灑脫隨性、忘懷得失，有著崇高精神追求的五柳先生，並把他以榜樣，時時自我欣賞、自我激勵。他透過寫作來自娛、自勵，達到“不慼慼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的精神境界。陶淵明少年時“猛志逸四海”，歷經磨難，到老年仍然“猛志固常在”，半生貧病交加而能固窮守節，這是與他善於以詩文自我排解、自我勉勵是分不開的。
也因如此，陶淵明寫作並不是為了博取名聲，獲取名利。因為他的作品，在當時及以後很長一段時間裡並不為人所看重。在玄言文學佔統治地位的時侯，他質樸自然的詩歌不受人重視;在山水詩盛行的時代，他淳樸簡明的田園風光也不討人喜歡;在“富豔難蹤”大受歡迎的時代，他那平淡自然的文風也得不到文壇的認可。在當時，他的創作算得上是個另類。陶淵明的寫作並沒有為他榮利，他也不可能預知後人將會那麼欣賞他的志趣和他的作品。
對於一位堅定地放棄入仕的詩人而言，陶淵明的創作真正地除去了功利目的，帶有強烈的私人化色彩。他的作品更像是寫給自己看的，類似於一種日記式的自我傾訴和自我慰藉。因此，他的創作完全沒有必要去迎合世俗的口味。漫漫長夜，靜寂無聲，在昏暗的燈光下，詩人攤開紙，記錄下自己與心靈的對話;翻開寫下的詩文，細細品讀，會心陶醉。在閱讀和寫作中，詩人掃去一身的疲憊，忘卻飢餓的痛楚，找到人生的價值，產生堅守的力量。寫作，已成為他求得心安、自我砥礪的一種方式。
陶淵明歸隱
隱逸詩人
俗稱五柳先生陶淵明被稱為“隱逸詩人之宗”。其隱逸文化總的風格有三：其一是柔，其二是淡，其三是遠。他的創作開創了田園詩的體系，從而使中國古典詩歌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從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歡陶淵明固守寒廬，寄意田園，超凡脫俗的人生哲學，以及他淡薄渺遠，恬靜自然，無與倫比的藝術風格;同時對陶淵明歸隱田園的原因以及他的隱居生活情況進行研究分析。下面結合陶淵明的詩歌對此作出探討。
陶淵明少年時受傳統儒經的影響，懷有兼濟天下大濟蒼生的壯志。但是，由於門閥制度的存在，庶族寒門出生的人不可能突破門閥士族對高官權位的壟斷，在這樣的情況下，陶淵明的理想是難以化為現實的，他理想的夢幻註定會破滅。陶淵明直到二十九歲的“高齡”才出仕為官，但終其一生，他所做的也不過是祭酒、參軍、縣丞一類的芝麻小官，不僅壯志無法施展，而且不得不在苟合取容中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場人物虛與委蛇。到他三十九歲時，多年來的經歷使他的思想發生了本質的變化，他開始轉向躬耕來自給自足，追求心靈的寧靜與澹泊。此後，他又為彭澤縣令，因不願為五斗米折腰，上任八十餘日就解印掛職而歸。從此，他結束了他仕途的努力和曾經的彷徨，義無反顧地走上了歸隱田園之路。 自四十一歲歸隱田園之後，陶淵明確確實實享受了一段“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的田園樂趣。然而書香門第出來的陶淵明畢竟不是稼穡的好手，“開荒南野際”的辛勤也未必能使他過上衣食無憂的小康生活。義熙四年在陶淵明四十四歲時，一場災禍更使得他全家一貧如洗。
這年夏天，詩人筆下洋溢著生活氣息的“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被一場無情的大火燒光了，全家只好寄居在船上，靠親朋好友的接濟過活。永初三年(422年)陶淵明五十八歲時生活已近絕境，其情狀反映在《有會而作》一詩中，“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飢。菽麥實所羨，孰敢慕甘肥!”元嘉四年(427年)，詩人貧病交加，在其《輓歌詩》中第二首自輓詩中，詩人對死後可以“鼓腹無所思”的幻想讀來讓人心酸：“在昔無酒飲，今但湛空觚。春醪生蜉蟻，何時更能嘗。餚案盈我前，親舊哭我傍”。元嘉四年(427年)十一月，六十三歲的陶淵明淡然離世。
隱退原因
關於陶淵明的出仕與隱退，人們習慣於從社會大環境崇尚隱逸之風和他內儒外道的思想去解釋。其實，抓住陶淵明五次仕宦經歷，歷史地具體地去分析他為何隱退守拙的原因，可以得出一些新的認識。可歸結為兩點：一是陶淵明本性使然，一是社會現實使然。陶淵明性格的本質特徵是追求心靈的最大自由和心態的閒適優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陶淵明處於一個崇尚自由、玄風扇熾的時代，政治上的篡奪和殺伐使一意尋求避禍全身計程車人極易形成隱逸的品格。陶淵明隱逸性情的形成，應當說與東晉士族文人這種普遍企羨隱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風尚不無關係。就是這種崇尚自然、悠然灑脫的天然稟賦，使他不堪“為五斗米向鄉里小人折腰”，而最終掛官歸田。他寫了《歸去來兮辭》，在詩中他十分坦誠地講，就任縣令，是為生計所迫;之所以辭職，是因為“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超然的性格使他寧可餓肚子，也不願違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跡官場了。在《歸園田居》中，詩人歌道：“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短短几句，對仕途的厭惡之情溢於言表。因“質性自然”“本愛丘山”，視仕宦之途為樊籠的陶淵明，終辭職歸隱，拋離塵雜，返歸自然。 陶淵明歸隱田園不僅要與他率真的個性結合考慮，更要從廣闊的政治背景以及他的仕宦生涯去體察，他的入世與出世可以說都與當時的社會現實有關。陶淵明雖最終解職歸田，但他少壯時，卻是有一番建功立業、兼濟天下的思想的。在《飲酒》、《雜詩》等詩歌中，他曾道：“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表明了他並非一開始就有出世的想法。他出生於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勳之後，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進取，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但他所處的東晉末年時局動盪：宗室內部的鬥爭，軍閥對政權的野心，不斷引起血腥的殺戮乃至激烈的火拼。這種社會動亂不僅給人民帶來災難，同時在社會上層也造成嚴重的不安感。這使陶淵明的政治雄心不得不有所消減。另外，在這種權力爭奪之中，一切卑汙血腥的陰謀，無不打著崇高道義的幌子，這使秉性真淳的陶淵明也難以忍受。從晉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二十九歲的陶淵明第一次出來做官，到四十二歲掛冠歸田共十三年。這期間，陶淵明一直處於“出世”與“入世”的矛盾鬥爭中，這在他的詩中多有體現。在《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等詩中，他嘆道：“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聘”，詩中蘊籍著詩人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詩人也曾為是否歸田有過痛苦的徘徊和猶豫，但終究“愛丘山”的夙願壓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終於找到了他最終的路——歸隱田園。所以說，他的歸隱是社會現實使然，是他的思想與社會現實無法調和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