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統論與歐陽修的史學思想的論文
自從梁啟超指出：“中國史家之謬，未有過於言正統者也”〔1 〕後，述中國傳統史學者，皆以為正統不足論。其實，作為傳統史學中的一種深層的歷史觀念，正統觀一直影響著史家的史學思想以及史著的內容與形式，決非不足論之事。本文對傳統史學中具有典型性的歐陽修的正統觀做一探討，以期加深對歐陽修史學思想的理解，同時也期望透過這一探討，加深對傳統史學中一些問題的理解。
（一）
梁啟超說：“正統之辨，昉於晉而盛於宋”，〔2〕所言極是，宋代史學領域論正統成為一時風尚，很多學者都對正統問題進行了闡釋，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其中尤以歐陽修的正統論影響最深。從史學思想的角度看，歐陽修第一次從理論上對前代正統問題進行了批判總結，從新的角度，開闢了正統理論的新天地，並使之由政治神話變成了史學問題，創導了將正統融入史學的先河，而且提出了自己的歷史價值標準，對後世產生了很大影響。
歐陽修的正統觀是以北宋“《春秋》學”尊王大一統觀念作為理論依據的，從這一觀念出發，歐陽修批判了討論正統問題時出現的“昧者之論”與“自私之論”。
所謂“昧者之論”，是指用五德終始作為理論基礎的帶有神秘主義和天命觀的正統論。這種理論自秦漢以後成為人們解說王朝更迭、歷史變遷的重要理論依據，一直到北宋年間，這種觀點仍相當流行。據《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宋太祖建隆二年，朝廷便認定“國家受周＠①，周木德，木生火，當以火德王，色尚赤，臘用戌”；太宗雍熙元年四月，有人上書言“當越五代而上承唐統為金德”；真宗大中祥符三年九月，張君房上疏亦云“唐土德，五運相承，國家當承唐室正統，用金德王”；天禧四年五月，謝絳又上言以宋宜用土德。諸人所議雖異，但都不出五運之說。這種觀念在史學領域裡表現也很明顯。宋真宗時修“冊府元龜”，其中的正統思想就是以五運之說立論的，它說：“昔洛出書九章，聖人則之，以為世大法，其初一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帝王之起，必承其王氣。”〔3〕用“歷數”、“徵應”、“行次”、“天統”等概念解釋歷代王朝的更迭，完全脫離了歷史實際，認為“創業受命之主，必推本乎歷數，參考乎徵應，稽其行次，上承天統”。〔4 〕《冊府元龜》用這種神秘迷信的正統觀念來總結歷史上的治亂興衰，具有很大的迷惑性。歐陽修的至交、並曾參與《新五代史》編撰的尹洙，也根據五德學說，提出“天地有常位，運歷有常數，社稷有常主，民人有常奉”，〔5〕認為歷史的發展、 王朝的更迭是遵循“常數”的，並由此構成了有“主”有“奉”的社會等級秩序。張方平也從五運的角度解釋歷史的發展，他說：“夫帝王之作也，必膺籙受圖，改正易號，定製度於大一統，推歷數以敘五運，所以應天休命與民。”〔6〕由此可見， 無論是在政治領域還是在史學領域，北宋中前期一大批士大夫都是信奉五運終始的正統理論的。對此，歐陽修進行了無情批判，“謂帝王之興必乘五運者，謬妄之說也。”〔7〕以五德學說作為理論依據的正統論者，均“溺於非聖之學”。〔8〕秦在中國歷史上有突出的地位，人們既不據其功業，也不據其道德，只依據三統五運就把它黜為閏位，漢朝本是“以至公大義而起”，五運論者不究其道德功業，只是認為“以火德當天統”，甚而至於“引蛇龍之妖以為左驗”，在歐陽修看來，這些都是“昧者之言”，〔9 〕是不足以說明王朝治亂興衰、歷史發展變化的。歐陽修在此批判了神學迷信的正統觀，破除了作為王朝更迭之政治神話的基礎，不能不說是正統論在史學上的一大進步。此後討論正統，已很少有人再用五運之說立論。
所謂“自私之論”，指史家在作史時為本朝爭正統，偏私本朝。如撰寫南北朝史，“私東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授，則正其統曰：唐授之隋，隋受之後周，後周授之後魏”，更為嚴重的是，“為南史者詆北曰‘虜’，為北史者詆南曰‘夷’”。〔10〕歐陽修認為這些都是“挾自私之心而溺於非聖之學”。〔11〕對於這種在做史時不顧事實，任意樹立正統，而無是非予奪之標準的做法，歐陽修十分鄙棄。
（二）
透過對歷史上及現實中正統問題的反思批判，歐陽修提出了自己系統的正統理論。他從北宋“《春秋》學”尊王大一統角度提出對正統的理解，“臣愚因以謂正統，王者所以一民而臨天下”，〔12〕“《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13〕根據“居正”與“一統”，歐陽修指出歷史上的正統王朝有三類：第一類是“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堯、舜、夏、商、周、秦、漢、唐屬此類；第二類是“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於一”，東周屬此類；第三類是“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西晉、隋屬此類。〔14〕在這裡，歐陽修提出了“正”與“一”兩個歷史價值標準，所謂“正”，是指道德而言，也即封建的禮分：所謂“一”，是指功業而言，也即王朝的'業績。歐陽修反對純粹用道德因素區分歷史的做法，把現實功業放到了一個很重要的位置上，提出在論述王朝地位時要“較其德與跡”，〔15〕也即確立道德、功業並重的歷史評價標準。在他看來，三代相傳，“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沒什麼可說的。但“自秦以來，興者以力”，這就需要認真考慮王朝的功業了，“直較其跡之逆順，功之成敗”。〔16〕在這裡，歐陽修不囿於對歷史作道德善惡兩極判斷的成見，能從王朝統治的實際情況出發，反對脫離歷史事實的空虛的道德標準，將封建的倫理道德與部分的歷史事實融合起來，為傳統的價值觀念注入了功業因素，並使正統問題直接與歷史問題相聯絡，這不能不說是歐陽修史學思想的巨大進步。
在區分了正統的三種類型，提出了從道德、功業兩個方面評價王朝地位的同時，歐陽修又提出了“絕統”的概念。他認為前人所謂正統相承不絕的認識是錯誤的，它給人們解說分裂時期的歷史造成了困難，也引起了許多無謂的爭端。有鑑於此，歐陽修考察了歷史的治亂分合、盛衰升降，認為正統有續有絕，他指出：“故正統之序，上自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絕，晉得之而又絕，隋唐得之而又絕。自堯舜以來，三絕而復續，惟有絕而復續，然後是非公、予奪正，而正統明矣。”〔17〕歐陽修正統“三續三絕”的見解，較好地說明了統一王朝的歷史與分裂割據時期的歷史，以及統一與分裂的轉化。這種說明可以避免對歷史進行過分的曲解，是有其認識價值的。基於這種思想，歐陽修反對在史書紀年問題上靠編排年號示正統所歸的做法，指出：“夫居今而知古，書今世以信乎後世者，史也。天下有統則為有統書之，天下無統則為無統書之，然後史可法也。”〔18〕這種直書史事，不完全囿於正統的歷史編撰原則，在宋代理學盛行的學術氛圍中，確屬難能可貴。
歐陽修在運用自己的正統理論對歷史發展進行具體論述時，有不少思想上的閃光點，這集中表現在他對秦、魏、五代歷史地位的評價上。
在歐陽修看來，討論王朝正統問題必須注意王朝的“興廢之際，治亂之本”，要認真“究其興廢，跡其本末”，〔19〕不能以主觀好惡或表面形式來判定。自班固撰《漢書》，置贏秦於閏位，歷來論秦之歷史地位，多為貶斥。歐陽修則不然，他考察了歷史的盛衰變化、王朝更迭以及秦由小到大、由弱而強的歷史過程，指出：“堯、舜、夏、商、周、秦皆出於黃帝之苗裔，其子孫相代而王，堯傳於舜，舜傳於禹，夏之衰也，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棄其弊而代之。”〔20〕在這裡，歐陽修指出歷史上的王朝更迭，都是因為前朝出現了“衰弊”，後之興起者“棄其弊而代之”，具有“承弊易變”的歷史哲理。歐陽修思考自然、社會變化時有一個基本出發點，那就是“《周易》否泰消長之卦”，〔21〕認為“物極則反，數窮則變，此理之常也”。〔22〕歐陽修用這一思想考察歷史興衰，指出秦承周之弊而代之，是合乎“天理自然”的。他還特別指出春秋戰國時期列國爭雄的事實，認為秦在這一歷史時期，採取了得力措施，努力發展壯大，“始秦之興，務以力勝”，靠的是功業。歐陽修還指出，後儒因痛恨秦始皇“任法少恩”、“非古自是”，進而貶低秦的歷史地位，是因人廢事。他說：“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能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統也。”〔23〕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歐陽修已不僅僅是為秦爭正統，而是用歷史學家的眼光，從功業的角度肯定了秦的歷史地位，見解非一般士人可比。
自晉以後，人們對魏的正統地位一直爭論不休，這實際上也是一個怎樣看待魏國曆史地位的問題。歐陽修指出，東漢自和帝、安帝開始衰敗，到桓帝、靈帝時國力大壞，“其衰亂之跡，積之數世，無異三代之亡也。”在這種情況下，“豪傑並起而爭”，在道德上並無高下之別，這樣就要“較其跡”，看其功業了。三國中魏勢力最強，且代漢而起，當然應為正統。歐陽修又用歷史類比的方法，指出“魏之取漢，無異漢之取秦，而秦之取周也”，〔24〕進一步肯定魏的歷史地位。
歐陽修寫《新五代史》，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如何確定五代的歷史地位。宋太宗時，李昉等人編五代年號，把梁歸入僭偽，朝廷所用的崇天曆也黜梁的建號。對此，歐陽修認為“不可不辨”。他認為後梁固然不得為正統，但也不能稱之為“偽”，“於正統則宜絕，於其國則不得為偽”。〔25〕從而在撰寫《新五代史》時，為後梁在內的五代之君列《本紀》，給五代歷史以應有的地位。歐陽修寫《新五代史》“不偽梁”的史法受到世人譏評，認為他獎勵篡逆之君有失《春秋》之旨。對此，歐陽修進行了辨駁，指出《春秋》對篡弒之君仍稱之為“君”，《新五代史》不違背《春秋》史法；五代之君皆為賊亂之君，如果單單“偽梁”，顯然不合適；再者，梁雖不是正統，但從功業上看，梁有轄土，有吏民，有社稷，行使生殺予奪大權，因而也不能稱為“偽”。需要注意的是，歐陽修在此為《春秋》大義作了新解，他說：“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為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實嘗為君矣，書其為君。其實篡也，書其篡。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春秋》於大惡之君，不誅絕之者，不害其褒善貶惡之旨也。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為君而不得掩其惡，以息人之為惡。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後知予不偽論之旨也。”〔26〕歐陽修認為“不沒其實”，按照歷史實際處理歷史記載，才是《春秋》真意。實際是君，就記為君，實際行篡，就記為篡，這樣才能傳信於後世，達到懲惡勸善的目的。歐陽修以“不沒其實”作為《春秋》大義，並以此解釋歷史上的統閏偽正，衝破了北宋“《春秋》學”的樊籬。
總之，歐陽修的正統論注重從道德、功業兩方面去考察王朝歷史地位，把道德評價與歷史評價結合起來，言人事而棄神學，重理性而摒迷信，並指出正統有續有絕，中國歷史上存在著“王道”無所歸的歷史時期，這些認識在史學上都是有價值的，反映了歐陽修史學思想的進步之處。
（三）
從史學思想的角度看，歐陽修的正統論也有很大的侷限性：
其一，儘管歐陽修指出了正統的三種類型，創立了絕統說，但是在運用正統這一理論解說歷史時仍不免陷入自相矛盾。比如三國時期，歐陽修從功業的角度指出魏為正統；南北朝時期，北魏與東晉並立，歐陽修卻認為是絕統。同樣是分裂割據、互不統屬的時代，為什麼有的正統有所歸，而有的是絕統呢？從歐陽修的論述中，我們明顯看到他不能自圓其說，可以說，歐陽修論正統，實際是想尋找一條能合理解釋王朝更迭、治亂興衰的路徑，他本人對傳統正統觀確有很大突破，但終因囿於正統，不能擺脫，使自己的歷史解釋又陷入了矛盾。
其二，和司馬光對待正統的態度相比，歐陽修的侷限性就更明顯了。司馬光對正閏之說基本上是持批評態度的，認為“正閏之論，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義，確然不可移奪者也”，“非大公之通論也”。〔27〕故而他提出自己編撰《資治通鑑》，“止欲敘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慼，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為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撥亂世反諸正也。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28〕司馬光重國之興亡，民之休慼，以“功業之實”論定王朝在歷史上的地位。這種功業論的觀點是比較尊重歷史事實的，可說純粹是歷史家的眼光。而歐陽修在功業之外，還拖著一條長長的“道德”的尾巴，在看待歷史問題時就不如司馬光開明瞭。
應當看到，歐陽修的正統理論在當時及後世影響很大。蘇軾、朱熹以及元、明士大夫，很多人都受他的影響，並在他尊王、大一統、君臣名分的基礎上增加了諸如“華夷之防”等內容。蘇軾承襲歐陽修對正統的理解，說：“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29〕並從名與實的層面上進行了歸納論證。朱熹則受歐陽修“絕統”說的影響，創“無統”說。在他看來，周秦之間、秦漢之間、漢晉之間、晉隋之間、隋唐之間、五代等六個時期，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統，屬“無統”時期。元儒王元、危素、明儒方孝孺等人也都闡發“絕統”說，並加進了明顯的“華夷之防”觀念，從而影響到元、明兩代史書的編撰。比如元代修遼、金、宋三史，就圍繞三史的正統問題展開了長時期的討論，最後才由脫脫拍板，定下了“三史各與正統”的修撰原則，從而保證了三史的順利修成。歐陽修透過系統地闡述正統理論，並將它匯入史學領域，影響之大，於此可窺一斑。
注：
〔1〕〔2〕梁啟超《新史學·論正統》，《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3〕〔4〕《冊府元龜·帝王部·總序》。
〔5〕《河南先生文集》卷三《河南府請解投贄南北正統論》。
〔6〕《樂全集》卷十七《南北正閏論》。
〔7〕〔8〕〔11〕〔13〕《歐陽文忠公文集》卷十六《正統論上》。
〔9〕〔10〕〔19〕《歐陽文忠公文集》卷五十九《原正統論》。
〔12〕《歐陽文忠公文集》卷十六《正統論·序論》。
〔14〕〔17〕〔25〕《歐陽文忠公文集》卷十六《正統論下》。
〔15〕《歐陽文忠公文集》卷五十九《東晉論》。
〔16〕〔24〕《歐陽文忠公文集》卷五十九《魏論》。
〔18〕《歐陽文忠公文集》卷五十九《明正統論》。
〔20〕〔23〕《歐陽文忠公文集》卷五十九《秦論》。
〔21〕《歐陽文忠公文集》卷四十二《送張唐民歸青州序》。
〔22〕《歐陽文忠公文集》卷十七《本論下》。
〔26〕《新五代史·梁本紀第二·太祖下》。
〔27〕〔28〕《資治通鑑》卷六十九《魏紀》一。
〔29〕《蘇軾文集》卷二十一《後正統論》。
字型檔未存字註釋：
＠①原字為“礻”加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