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華蓋集》雜文集:《評心雕龍》
引導語：《評心雕龍》是中國作家魯迅的一篇文章，出自《華蓋集》，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莽原》週刊第三十二期。
評心雕龍〔1〕
甲 A-a-a-ch!〔2〕乙 你搬到外國去!並且帶了你的家眷!〔3〕你可是黃帝子孫?中國話裡嘆聲盡多，你為什麼要說洋話?敝人是不怕的，敢說：要你搬到外國去!
丙 他是在罵中國，奚落中國人，替某國間接宣傳咱們中國的壞處。他的表兄的侄子的太太就是某國人。
丁 中國話裡這樣的嘆聲倒也有的，他不過是自然地喊。
但這就證明了他是一個死屍!現在應該用表現法;除了表現地喊，一切聲音都不算聲音。這“A-a-a”倒也有一點成功了，但那“ch”就沒有味。——自然，我的話也許是錯的;但至少我今天相信我的話並不錯。
戊 那麼，就須說“嗟”，用這樣“引車賣漿者流”〔4〕的話，是要使自己的身分成為下等的。況且現在正要讀經了……。
己 胡說!說“唉”也行。但可恨他竟說過好幾回，將“唉”都“壟斷”了去，使我們沒有來說的餘地了。
庚 曰“唉”乎?予蔑聞之。何也?噫嘻嗎呢為之障也〔5〕。
辛 然哉!故予素主張而文言者也。
壬 嗟夫!餘曩者之曾為白話，蓋痰迷心竅者也，而今悔之矣。
癸 他說“呸”麼?這是人格已經破產了!我本就看不起他，正如他的看不起我。現在因為受了庚先生幾句搶白，便“呸”起來;非人格破產是甚麼?我並非贊成庚先生，我也批評過他的。可是他不配“呸”庚先生。我就是愛說公道話。
子 但他是說“噯”。
醜 你是他一黨!否則，何以替他來辯?我們是青年，我們就有這個脾氣，心愛吹毛求疵。他說“呸”或說“噯”，我固然沒有聽到;但即使他說的真是“噯”，又何損於癸君的批評的價值呢。可是你既然是他的一黨，那麼，你就也人格破產了!
寅 不要破口就罵。滿口謾罵，不成其為批評，Gentle-man決不如此。至於說批評全不能罵，那也不然。應該估定他的錯處，給以相當的罵，像塾師打學生的手心一樣，要公平。罵人，自然也許要得到回報的，可是我們也須有這一點不怕事的膽量：批評本來是“精神的冒險”呀!〔6〕卯 這確是一條熹微翠樸的硬漢!王九媽媽的肞嶒小提囊，杜鵑叫道“行不得也哥哥”兒。湅然“哀哈”之藍縷的蒺藜，劣馬樣兒。這口風一滑溜，凡有緋剛的評論都要逼得翹辮兒了。〔7〕辰 並不是這麼一回事。他是竊取著外國人的聲音，翻譯著。喂!你為什麼不去創作?
巳 那麼，他就犯了罪了!研究起來，字典上只有“Ach”，沒有什麼“A-a-a-ch”。我實在料不到他竟這樣杜撰。所以我說：你們都得買一本字典〔8〕，坐在書房裡看看，這才免得為這類腳色所欺。
午 他不再往下說，他的話流產了。
未 夫今之青年何其多流產〔9〕也，豈非因為急於出風頭之故麼?所以我奉勸今之青年，安分守己，切莫動彈，庶幾可以免於流產，……
申 夫今之青年何其多誤譯也，還不是因為不買字典之故麼?且夫……
酉 這實在“唉”得不行!中國之所以這樣“世風日下”，就是他說了“唉”的緣故。但是諸位在這裡，我不妨明說，三十年前，我也曾經“唉”過的，我何嘗是木石，我實在是開風氣之先〔10〕。後來我覺得流弊太多了，便絕口不談此事，並且深惡而痛絕之。並且到了今年，深悟讀經之可以救國，並且深信白話文之應該廢除。但是我並不說中國應該守舊……。
戌 我也並且到了今年，深信讀經之可以救國……。
亥 並且深信白話文之應當廢除……。
十一月十八日。
【註解】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莽原》週刊第三十二期。
“雕龍”一語，見於《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雕龍睪”。據裴駰集解引劉向《別錄》：“騶睪修衍(騶衍)之文，飾若雕縷龍文，故曰‘雕龍’。”南朝梁劉勰曾採用這個意思，把他的一部文學批評著作題為《文心雕龍》，本篇的題目就是套用《文心雕龍》的。作者的用意是調製當時文壇上流行的一些稀奇古怪的論調，最主要的是在攻擊從林琴南到章士釗的讀經尊孔的復古主義，和胡適、徐志摩、陳西瀅等人對於西方資產階級文化的奴顏婢膝的阿諛;但同時也批評了新文藝陣營中的某些偏向和不正確的主張。而文中所舉的一些語句，大都見於上述諸人的文章，但也有經過作者提煉的。
〔2〕A-a-a-ch 即Ach，德語感嘆詞，讀如“啊喝”。
〔3〕關於“搬到外國去”的話，參看本卷第83頁注〔2〕。
〔4〕“引車賣漿者流” 一九一九年三月林琴南在給蔡元培的信中攻擊白話文說：“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矣。”
〔5〕噫嘻嗎呢 章士釗在《甲寅》週刊第一卷第二號(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孤桐雜記》中說：“陳君(按指陳西瀅)……喜作流行惡濫之白話文。致失國文風趣。……屢有佳文。愚擯弗讀。讀亦弗卒。即噫(原文作嘻)嘻嗎呢為之障也。”
〔6〕關於批評與謾罵的話，可能是針對《現代評論》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西林的《批評與罵人》一文而發的。
該文有如下一些議論：“批評的時候，雖可以罵人，罵人卻不就是批評。
兩個洋車伕相撞，車伕回過頭來，你一句，我一句，那是罵人，那不是批評……我決不贊成一個人亂罵人，因而丟了自己的臉。”“講到批評的時候免不了罵人……我們都不能不承認‘不通’，‘胡說’，‘糟踏紙張筆墨’，是罵人;我們都不能不承認在相當的情形之下，這些話是最恰當的批評”。“新近報紙上常引法國大文學家法朗士的話，說：批評是‘靈魂的冒險’。既是一個‘靈魂’，‘冒險’，還能受什麼範圍?”
Gentleman，英語：紳士。“精神的冒險”，也譯作“靈魂的冒險”。法國作家法朗士在《文學生活》一書中說過文學批評是“靈魂在傑作中的冒險”的話。
〔7〕這一節是模仿徐志摩的文字而給以諷刺的。參看《集外集·“音樂”?》。
〔8〕買一本字典 胡適在《現代評論》第一卷第二十一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二日)的.《胡說(一)》中，說“近來翻譯家犯的罪過確也不少了”，他指責王統照在翻譯美國詩人朗費羅的長詩《克司臺凱萊的盲女》時不查字典，“捏造謬解”，“完全不通”。並說：“我常對我的翻譯班學生說，‘你們寧可少進一年學堂，千萬省下幾個錢來買一部好字典。那是你們的真先生，終身可以跟你們跑。’”
〔9〕青年何其多流產 當時有些人把青年作者發表不夠成熟的作品斥為“流產”。《現代評論》第二卷第三十期(一九二五年七月四日)刊登江紹原《黃狗與青年作者》一文，認為由於報刊的編輯者不知選擇，只要稿子，青年作者“就天天生產——生產出許多先天不足，月分不足的小傢伙們。”隨後徐志摩等人也發表文章應和。同年十月二日徐志摩主編的《晨報副刊》發表《副刊殃》一文，指責青年作者“藉副刊作出風頭的場所，更屬墮志”。魯迅對這種論調的批評，可參看本書《這個與那個》第四節。
〔10〕開風氣之先 一九二五年章士釗在他主編的《甲寅》週刊上激烈反對白話文。胡適在《國語》週刊十二期(一九二五年八月三十日)發表《老章又反叛了》一文，其中說到章士釗也是很早就寫過白話文的，“同是曾開風氣人”。章即在《甲寅》週刊一卷八號(一九二五年九月五日)發表《答適之》，其中也說：“二十年前。吾友林少泉好談此道。愚曾試為而不肖。十年前復為之。仍不肖。五年前又為之。更不肖。愚自是閣筆。”
魯迅的雜文特色
魯迅在他的一生中，特別是後期思想最成熟的年月裡，傾注了他的大部分生命與心血於雜文創作中。他的雜文極具批判性，魯迅曾把雜文分為“社會批判”和“文明批判”，所強調的正是雜文的“批評(批判)”內涵與功能。順次翻開魯迅生前出版的14本雜文集，就可以看到一部不停息地批判，論戰，反擊……的思想文化鬥爭的編年史：從《熱風》開始的對封建禮教、舊傳統的批判，與復古派的論爭，一直延續到《且介亭雜文末編》對政府的法西斯專政的抗議，對中國共產黨內的“左傾”路線的反擊。魯迅雜文所顯示的這種“不克厥敵，戰則不止”的不屈精神，從根本上有違於中國文化與中國士大夫文化知識分子的“恕道”、“中庸”傳統，集中的體現了魯迅其人其文的反叛性、異質性。
魯迅的批判不同於一般的思想評論，他把自己的批判鋒芒始終對準人，人的心理與靈魂：這是一種文學家的關照。正如魯迅自己說：“我的習性不太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常有“疑心”。因此，他最為關注的正是人們隱蔽的，甚至自身無法自覺意識的心理狀態。如雜文《論“他媽的”》，魯迅在國人習以為常的“國罵”背後看出了封建等級、門第制度所造成的扭曲的而不免卑劣的反抗心理。魯迅還提出了“推背式”的思考方式，即“正面文章反面看”，據此而寫出的一些雜文，例如《小雜感》：“自稱盜賊的無須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稱正人君子的必須防，得其反則是盜賊”：這都是深刻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自然也是“刻毒”。魯迅的雜文思維也是非規範化的，他常在常規思維路線之外，另闢蹊徑，別出心裁，就打開了全新的思路，例如其在著名的學術隨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的關係》中就以這種思路就得出了不一樣的結論：嵇、阮對禮教的破壞只是表面現象，事實上卻是愛之過深的表現。魯迅雜文的犀利、刻毒，令人難以接受，還在於他的同樣違反“常規”的(聯想力)想象力，魯迅一方面將外觀形式上離異最遠似乎不可能聯絡在一起的人和事連線在一起：在“形”的巨大反差中發現“神”的相通;另一方面又能夠發現和感受到歷史與現實的獨特聯絡。在《小品文的危機》中“煙花女子，已經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塗脂抹粉，在夜裡到馬路上來”。這樣一端是高貴者及其殿堂，一端全是地上“最不乾淨的地方”，在經過魯迅的牽連下就達到了“神聖”的“戲謔化”，高雅的惡俗化。
“將具體的、個別的人與事排除個別性、具體性、特殊性，做出普遍意義懂得整體概括，並加以簡括的名稱，經‘這一個’提升為‘這一類’的‘標本’，同時保留著形象、具體的特徵，成為‘個’與‘類’的統一”這是魯迅在進行論戰時所採取的基本方法。在魯迅生前的14本雜文集中塑造了許多精彩而典型的形象，如“叭兒狗”、“西崽”、“洋場惡少”、“革命工頭”等等。這些形象常是對某人一時一地的言行作為一種典型現象來加以解剖，“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從而提煉出的一種社會型別，這些形象具有超時空的意義，這也使得這種型別的“共名”與魯迅小說裡的阿Q、祥林嫂一樣，具有長遠的藝術生命力。
與思想的天馬行空相適應，魯迅雜文的語言也是無拘無束而極富創造力的。魯迅的雜文可以說是把漢語的表意、抒情功能發揮到了極致。在他的雜文中：或口語與文言句式夾雜;或排比、重複局勢的交叉運用;或長句與短句、陳述句與反問句的相互交錯，混合著散文的樸實與駢文的華美與氣勢，可謂“深情並茂”。如《記念劉和珍君》中：“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酣暢淋漓，氣勢可觀。而在另一方面，魯迅雜文的語言又是反規範的，他故意地破壞語法規則，違反常規用法，製造一種不和諧的“拗體”，以打破語言對思想的束縛，同時取得荒誕、奇峻的美學效果。比如他有時將含義相反的或不相容的片語織在一起，於不合邏輯中顯深刻：“有理的壓迫”、“跪著造反”、“在嫩苗上馳騁”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