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魯迅小說人物
導語：魯迅一生大多時間生活在動亂年代，對舊中國的社會有深刻獨到的見解，小說人物的形象入木三分，人的景況和社會環境層層緊扣，恰如其分塑造人物形象來針貶時弊，喚醒國民，引起療救。
魯迅小說數量雖然不算多，但涉及到的人物形象卻栩栩如生，一個個活生生的從現實中走來，生動跳躍，充滿時代特徵和社會印痕，能給讀者刻骨銘心的印象和深刻的思考，以及對社會時代主題的認識，善於表現人物的思想感情。陳士誠的“含著大希望的恐怖的悲聲，遊絲似的西關門前的黎明中”震盪;魏連殳的突然長嚎 “象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嗥叫”;祥林嫂臨死之前“消盡了先前的悲哀的神色，彷彿是木刻似的”，臨死之前卻提出有沒有地獄的疑問。這些描寫深入到了人物的內心深處。儘管魯迅筆下的人物命運許多都很暗淡，但讀者讀了並不鬱悶頹廢，一幅幅真實反映某個時期某些不同的中國人的“國民性”畫面凸顯出來，作家的文風和氣質在現實生活中得以表現。
透過具體人物和事件，深刻剖析了一個時代，而在這個封建勢力日趨崩潰的時代裡，舊的東西在作垂死掙扎，但誰也擋不住滾滾的歷史車輪，這是黎明前的黑暗，雖然民眾災難重重而尚未覺醒，知識分子在追求中充滿懷疑與希望，在擺脫“空虛”和“動搖”中改造自己的思想和生活，對農民寄予殷切的希望。小說裡的農民形象雖然落後仍保持堅韌的性格，深厚的蘊藏著一種終將爆發的革命的潛力，幾種人的命運在歷史的漩渦和時代的風雲中淋漓盡致顯現出來。
一、舊知識分子
魯迅小說裡的知識分子有新舊知識分子之分，“狂人”則在舊知識分子之列。
魯迅創作的第一篇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一開始，就跟“我”有關，“我”是小說開頭的餘，“某君昆仲，今隱其名，皆餘昔日在中學時良友;分隔多年，訊息漸闕…”簡單說明“狂人”不是天外來客，不是神仙鬼怪，是生活在我們中間的熟人、朋友，是現實生活中活生生的人。於是“我”便進入了“狂人”的自述。
小說一開始寫出“狂人”自己內心的恐懼，逐步引起主題。狂人看到趙貴翁奇怪的眼色，小孩子們鐵青的臉，人們交頭接耳的議論，街上女人說的“咬你幾口”的話，聯想到狼子村佃戶告荒時講過人吃人的故事。從他大哥平常的言論開始懷疑到當前的安排。他把醫生把脈理解為“揣一揣肥瘠”，如果肥了，便可以“吃”了。囑咐吃藥的“趕緊吃吧”，理解為趕緊吃他，然後歸結到這個社會是人吃人的社會的深刻道理。而且普遍的國人卻不知道。愚昧、麻木、甚至有意無意幫助著“吃人”而不知道。日記裡寫著：“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沒頁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吃人’”。從而認識到將來的社會容不得吃人的人，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聲。表現出了作者對社會現實的憂憤、深廣、犀利的批判，這是以前從未有的徹底的精神，反映了中國進入新的階段的歷史特徵，“讓人再清楚不過地看到中國舊知識分子命運的悲劇性和荒謬性”。
和“狂人”一樣型別的是《長明燈》裡的試圖吹熄“不滅之燈”的瘋子“燈和塔”，在舊社會是宗法統治的象徵。魯迅曾經在雜感裡歡呼過“塔”的倒掉，又在小說裡期待著“燈‘的熄滅，他再一次選中瘋子作為啟發人們向封建勢力宣戰的形象，不斷地傳出”熄掉它吧“的呼聲;雖然瘋子最後還是被禁閉起來，然而他的”我放火“的叫喊已經廣泛傳播，加上孩子們的歌唱，由後一代把這個任務接受過來了。《長明燈》裡的歌聲和《藥》裡夏瑜墳上的花環都是作者希望的寄與。
繼《狂人日記》之後，魯迅又寫了《孔乙己》。封建社會一方面是以“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封建教育思想鑄就了孔乙己“讀書人”的自尊的性格。而另一方面又使他受到最殘酷的打擊和冷淡的待遇。他的性格、人格在現實生活中不斷受到踐踏、蹂躪、摧殘。咸亨酒店的環境，是當時社會環境的縮影。裡邊是穿長衫的人要酒要菜，座著慢慢的吃喝;櫃檯外面則是站著喝酒的“短衣幫”勞動者。而孔乙己的特殊就在於他是“站著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他已經失去踱進房子裡去的資格，仍然沒有忘記“讀書人”的身份，又不肯脫下又髒又破的長衫，又不願與穿短衣的人為伍，最終流為竊賊，卻還在聲辯“竊書不算偷”。這些細節典型、鮮明、揭示了孔乙己悲劇的性格。作者透過人物的行動抨擊了封建制度，鞭策了孔乙己的這種性格，反襯封建社會科舉制度對他的精神的戕害，啟發人們對那個社會合理性的深刻質疑。作者把孔乙己置身於社會的背景中去考察，既批判又同情，展現了人物性格的豐富性，開拓了作品的思想深度。
孔乙己是封建思想的受害者，並不是一個完全沒有廉恥的讀書人和“偷”竊者;更不是一個無道德品行的人。是一個講誠信、有愛心、熱心腸的人。他的行為並不是嚴重的缺陷。他的優點恰恰是那個病態社會不需要的。而這正是魯迅作品中深刻批判的國民性弱點的主題。
二、新知識分子
《在酒樓上》的呂緯甫是一個敏捷精悍熱心改革的青年，雖然多次輾轉流離，青年時代的夢一件也沒有實現。於是，隨波逐流自我放任，無力自拔於那樣的生活和思想，於是便又回到原來的起點而無所事事。不過，他畢竟奮鬥過，畢竟是新知識分子，比孔乙己要進步得多。但在那個時代和環境裡，他們註定命運將充滿悲劇色彩。
《孤獨者》裡的魏連殳則表現得更加陰鬱、冷漠。雖不憤世嫉俗，卻不願與世俗同流合汙，而現實又不允許他完全和社會隔絕。對他的流言不絕於耳，失業折磨著他，最終不得不向環境低頭，拋棄理想而求於“現實”到軍伐裡去當一個顧問，想完成“先前所憎惡，所反對的一切”，周圍人都趨奉他、頌揚他。他是勝利了，然而實際上他是失敗了。他在“勝利”的嬉笑中獨自啃嚼“失敗”的悲哀，終於揹負內心的創傷寂寞地死去。
呂緯甫和魏連殳都是理想和現實的犧牲品。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革新力量和習慣勢力之間的衝突，籠罩著辛亥革命後令人窒息的歷史氣氛。同時也批判了呂緯甫、魏連殳性格的弱點。這種性格在小說寫作當時的許多知識分子中仍然具有典型意義。 《傷逝》裡子君和涓生比較年輕，是“五四”時代的人物比較叛逆，要求個性解放的呼聲是堅決的。但是個性解放卻又怎能離開社會解放而單獨解決。他們沉湎在日常瑣事裡，未能繼續向前跨開步去，不久也便讓生命隨著希望一起一同幻滅。
在描繪個人和社會的衝突中，作者對知識分子不光是同情，而是對其進行了深刻的清醒的剖析和揭示：知識分子需要向勞動人民學習。
三、農民
如果說魯迅筆下的知識分子或是受封建殘害，或是“空虛”和“動搖”中碌碌無為而毀掉自己。那麼，他筆下的農民形象則是受苦受難、愚昧無知、命運悽苦、逆來順受，而不想到怎樣去改變。這也是讀者通常熟知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農村生活和農民形象在魯迅小說中佔有顯著的地位，《阿Q正傳》塑造了辛亥革命時期一個農民的典型形象。在魯迅略帶嘲諷的語調中，阿Q身上可以說沒有一點可親的特質，他的“自欺欺人”“精神勝利法”“欺軟怕硬”“自我作賤”都具有相當大的普遍性。雖然阿Q只有一個，但是當時的社會人身上，或多或少都帶有阿 Q的特點。就是在今天，我們也不否認，社會人身上或多或少有“阿Q的成分”。作為改造“國民性”的理想中的一個最大的成果。魯迅成功塑造了阿Q的人物形象，把中國人的深層人物性格揭示得淋漓盡致，這是他的一個巨大貢獻。
阿Q是一個被逼得走投無路的無賴僱農，他去偷靜修庵的蘿蔔，是因為自從他調戲吳媽以後，沒有人再找他打短工，出現了“生計問題”，所以便去偷蘿蔔，而進了城一開始是給丁舉人打短工，後來由於好吃懶做，跟著別人一起做起小偷，他偷蘿蔔時，表現出了極度的無賴，“我什麼時候跳進你的園裡來偷蘿蔔”?“這是你的，你能叫得它答應你麼?你……”讓人感到無盡的辛酸。對趙太爺之流來說，生蘿蔔那裡用得著偷，根本不是人吃的東西。對一般窮人來說，蘿蔔可能也不是充飢的好東西，而於阿Q，他實在是被逼得走投無路才想如此“下策”幹此“勾當”。平心而論，如果是一個正常的社會，或是一個稍微有一點人情冷暖的地方，與其說他是一個無賴，倒不如說是在揭示世態的冷酷，探究阿Q出現“生計問題” 的社會根源，引起人們的同情和深思。是封建統治把這個“真能做”的阿Q逼上了末路。他的“違法犯罪”應歸咎於社會，他的小缺點是可以原諒的，不是十惡不赦。真正該槍斃的是趙太爺、假洋鬼子和長衫人物等，而不是阿Q、王胡、小D，但恰恰是前者又成了新政權的投機者和把持者。如果廣大農民不覺醒起來，不進行一場全面深入的反封建思想革命，推翻封建政權，阿Q們的命運永遠會陷入萬劫不復的可悲輪迴中，阿Q們遭遇的悲慘後果，表現了深刻的反封建思想革命主題。透過阿Q來探掘中國國民的靈魂，“揭出病痛，以引起療救的希望”。
《祝福》把人物放在更為複雜的社會關係裡，為農民的命運提出更為強烈的控訴。它以一個淳樸善良的農村勞動婦女——祥林嫂為主角，逐層展示揭露其革命的必然性，以此痛訴封建社會吃人的禮教，探究其社會根源。祥林嫂十分勤勞，只希望以自己不斷的勞動換取最起碼的生活權利，但她的遭遇卻充滿了辛酸和血淚。此外，《藥》裡的茶館主人華老栓，《明天》裡的單四嫂子，他們的命運非常悽苦，逆來順受，從來不會想到怎樣去改變它。祥林嫂的方式是捐門檻，華老栓是求人血饅頭，單四嫂子是盼望明天，他們構成了社會中最大的底層，受壓迫剝削而不去抗爭，是作者同情而批判的一類人物。寫到這些人物的時候，魯迅的筆墨變得沉重起來，而以祥林嫂最為典型，祥林嫂深受女子從一而終的封建思想的毒害，險進封建禮教給婦女規定的桎梏中，儘管她勤勞、質樸、善良、熱愛生活，仍為社會所不容，最後是想做奴隸而不得。作者細緻描寫了造成祥林嫂悲劇的環境，這個環境的構成有魯四老爺、“我”祥林嫂自己、柳媽、還有魯鎮的人們，或許還有所有的中國人，特別是以“我”為代表的以啟蒙者自居的知識分子，更應反省自己在造成祥林嫂悲劇中的歷史、社會責任。
閏土則是天真爛漫、黃活圓實的少年形象。不過，成年後的閏土遲鈍的樣子，手象松樹皮一樣的形象與少年的形象抵消了不少。形成一個鮮明的對比，寫出中國農民在“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層層逼迫下的深重災難，閏土的形象在過去農村裡具有普遍的代表性，他質樸、勤勞，象大地一樣的厚實，承受了一切艱辛和痛苦，過多的艱辛和痛苦使閏土變得麻木，精神的摧殘在這裡超過了生活的脅迫，一種壁壘森嚴的等級制度觀念已經注入閏土的頭腦，使他默認了那條橫亙在自己和童年夥伴之間的不可逾越的界線，並且向主宰命運的“神”低頭。二十餘年來的變化的確太大了，透過前後兩個閏土的變化，真實地批判地表現出來了中國農民自卑、私心、甚至麻木。第一人稱“我”的想象在現實面前碰得粉碎，本來清楚地留在記憶裡的“神奇的圖畫”因而也忽地模糊，寫來一波三折，使簡單的情節表現得跌宕有致，“我”希望下一代“新的生活”——“未經生活過”的生活。說明作品的著重點不是對往昔的緬懷，而是對現實的挑戰，並且引導人們去確信前途：“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透過以上這些知識分子、農民的生活和經歷，我們看到了當時腐朽社會中人吃人的本質，也看到了作為一個思想家革命家的魯迅為喚醒和改造國民性弱點所作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