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長卿七律送別詩創作特點
劉長卿所存七律近半數是送別詩。他的七律送別詩大多傾注了強烈的個人情緒，聯絡個人的身世經歷體會離情別緒，作品真摯感人。
劉長卿在唐代七律發展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從整個唐代七律的創作數量來說，除“七律巨擘”杜甫151首無人能及之外，接下來就數劉長卿七律的數量最多了。據筆者考證，可以確定為劉長卿所作七律共有58首。其中，送別詩所佔數量最多，共28首，佔總數的48%，比例相當高。只要對中唐前期主要詩人的七律送別詩留存情況做一個粗略的統計，就會發現，劉長卿並非該時期唯一熱衷運用七律來創作送別詩的人：
從上表可見，中唐前期主要詩人的七律送別詩大多佔其七律存詩總數的20%以上。可見，送別是當時七律的主要題材之一。
鄧仕梁先生在《劉長卿在唐代七律發展的地位》中認為“謫居為別倍傷情”(劉長卿《送盧侍御赴河北》)最能概括劉長卿七律的內容。這個“印象式”的評價並不十分準確。劉長卿七律之所以容易給人造成這種印象，主要是因為送別詩所佔比例高的緣故。確切地說，“謫居為別倍傷情”最適合概括的還是送別詩的內容。“謫居為別”――客中送客引發詩人無限身世感慨。“倍傷情”――詩人既傷別也自傷，他對自身經歷的感受常常寓於送別詩當中，悲愁是送別的主旋律。
送別詩是抒情性很強的交際性詩，該抒什麼樣的情、怎樣抒情都有講究。這個特點是由送別詩的傳播方式決定的。一般的詩歌可以有讀者，也可以沒有讀者。送別詩為他人而作，創作的目的性很強，送別物件就是詩人送別詩的第一位讀者。在唐代，士人遷調、徵行頻繁，送別成為他們交遊的重要場合，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送別詩還成了交遊存在、交情深淺程度的證明。在這樣的風氣下，假如送別詩寫得不好或不符合規矩，影響了個人詩名不說，還會影響兩人的交情。因此，當時的詩人在創作送別詩時都比較慎重，儘可能充分考慮送別物件的實際和感受，避免自說自話。那麼，劉長卿在送別詩中傾注強烈的個人情緒對送別詩的創作有什麼影響?
大曆時期主要有兩大詩人群體，一是以“大曆十才子”為代表的臺閣詩人，再就是以劉長卿、韋應物、李嘉佑等為代表的江南地方官詩人。為了考察劉長卿強烈個人情緒對送別詩創作的影響，我們可以將劉長卿和大曆十才子的七律送別詩做個簡單的比較。先看錢起、盧綸、韓三位詩人的七律送別詩：
玉柱金醉不歡，雲山驛道向東看，鴻聲斷續暮天遠，柳影蕭疏秋日寒。霜降幽林沾蕙若，弦驚翰苑失鴛鸞。秋來回首君門阻，馬上應歌行路難。――錢起《送李九貶南陽》
出山車騎次諸侯，坐領圖書見督郵。繞郭桑麻通淅口，滿川風景接襄州。高城鳥過方催夜，廢壘蟬鳴不待秋。聞說元規偏愛月，知君長得伴登樓。――盧綸《送鄧州崔長史》
還家不落春風后，數日應沽越人酒。池畔花深鬥鴨欄，橋邊雨洗藏鴉柳。遙憐內舍著新衣，復向鄰家醉落暉。把手閒歌香橘下，空山一望鷓鴣飛。
――韓《送客還江東》
以上三位詩人的七律送別詩數量僅次於劉長卿，皆屬於“大曆十才子”之列。上舉詩歌結構完整、創作技巧嫻熟、辭藻華麗，但相比劉詩，內容空洞，別情更顯淺淡。
再來看劉長卿的幾首送別詩：
南客懷歸鄉夢頻，東門悵別柳條新。殷勤斗酒城陰暮，盪漾孤舟楚水春。湘竹舊斑思帝子，江蘺初綠怨騷人。憐君此去未得意，陌上愁看淚滿巾。
――《送馬秀才落第歸江南》
若為天畔獨歸秦，對水看山欲暮春。窮海別離無限路，隔河征戰幾歸人。長安萬里傳雙淚，建德千峰寄一身。想到郵亭愁駐馬，不堪西望見風塵。
――《送耿拾遺歸上都》
長江極目帶楓林，匹馬孤雲不可尋。遷播共知臣道枉，猜讒卻為主恩深。轅門畫角三軍思，驛路青山萬里心。北闕九重誰許屈，獨看湘水淚沾襟。
――《送侯中丞流康州》
我們大體上能從以上三首詩歸納出劉長卿七律送別的主要模式：題目和首聯交代離別事件，中間兩聯結合行人的身世，融情入景，尾聯歸結於自己的感慨。與上舉三位臺閣詩人的送別詩相比，共同點在於結構上都非常注意結合送別物件的具體經歷，差別就在劉詩更多地融入了強烈的個人情緒。劉詩情緒強烈的典型表現是常給人以“逢別即揮淚”的感覺，28首送別詩有6首以“淚沾巾”“淚沾衣”等模式結尾。劉長卿是一個比較喜歡誇張的詩人，但是，當送別之時，於眾目睽睽之下，明明沒有感動流涕，卻強說自己“淚沾巾”，這種情形想必不大合理。真情實感是打動人心的前提。和臺閣詩人相比，劉長卿的送別詩更加真實感人。這是因為，詩人善於將個人的遭際、感受和送別物件的實際聯絡起來，拉近了兩人的關係，令人感覺非常親切。以《餞王相公出牧括州》為例：
縉雲詎比長沙遠，出牧猶承明主恩。城對寒山開畫戟，路飛秋葉轉朱，江潮淼淼連天望，旌旆悠悠上嶺翻。蕭索庭槐空閉，舊人誰到翟公門。
題目和首聯交代送別物件的遭際。王相公即王維之弟王縉。兩《唐書》雲王縉性貪冒，結附元載。大曆十二年三月與元載同時得罪下獄。元載賜死，唐代宗念王縉年事已高，免他―死，貶為括州{4}刺史。對王縉來說，這已經是萬幸了。況且，括州屬江南道，算得上是比較豐腴的地方，與許多被貶嶺南、劍南、黔中等窮惡之地的左降官相比，已經是非常幸運的了。劉長卿有過被貶南巴{5}的經歷，曾到過今天的湖南、廣東一帶，深知那裡環境的險惡。因此他在開篇就勸慰道：“縉雲詎比長沙遠”，意思是說能夠出牧江南道的括州，而不是像元載一樣被處死，真是皇帝開恩了。中間兩聯描寫前往括州行旅的艱辛和淒涼，尾聯則想象王縉到貶所後寂寥孤獨的生活，體會王縉的悲涼心境。這首送別詩，從方方面面體察送別物件的遭遇和心情，足見詩人的真誠和體貼，真情實感頓時體現。
再如《隕上送韋司士歸上都舊業》： 前朝舊業想遺塵，今日他鄉獨爾身。鄖地國除為過客，杜陵家在有何人。蒼苔白露生三徑，古木寒蟬滿四鄰。西去茫茫問歸路，關河漸近淚盈巾。
這首詩作於劉長卿刺隨州之時。送韋司士歸上都勾起了詩人濃濃的羈旅愁恨和思鄉之情。劉長卿是洛陽人，自天寶末年逃難到江東之後，由於種種原因就一直沒能再回去。他和那些南渡的中原遊子一樣，時刻都在懷念在戰火籠罩之下的故土、親人，哪怕自己的故里已是一片荒蕪：“舊國無家訪，臨歧亦羨歸。” 寫這首詩的時候，詩人已過花甲之年，離開家鄉有三十多年了，但是當他遇到得以北歸的朋友時，他還是感慨萬千。他在詩中憐惜韋司士在戰亂後隻身歸鄉，替他想象故鄉的荒蕪冷寂，設想韋司士“關河漸近淚盈巾”。很難說這不是詩人思鄉情結的寫照。正是相似的遭遇使他能如此真切地體會朋友的心情，從而寫出真摯感人的詩歌。
劉長卿和錢起等詩人在送別詩創作上的這些差異，正體現了江南地方官詩人和臺閣詩人在創作特點上的差異。這些差異，歸根到底，是由兩個詩人群體不同的.人生態度、生活環境等現實因素造成的。
第一，生活環境影響兩派詩人的詩歌內容。臺閣詩人生活內容單調，範圍狹窄，相同的題材難以寫出新的內容。江南地方官詩人的交遊範圍相比更加廣泛。以劉長卿為例，身為轉運使留後期間頻繁出使鄂嶽各個州縣，需與當地的大小官吏進行接洽;任地方長官之時，常常要迎送往來官吏。他所接觸的人物形形色色。即使在詩歌結構呈現程式化的情況下，豐富的生活依然能夠保證詩人有足夠新鮮的內容來填充。
第二，送別物件的身份影響送別詩的創作。臺閣詩人出入王公貴族府第，陪侍燕飲，所交多為達官貴人。這就使得他們在下筆之時不免自矜身份，以華麗的辭藻掩飾情感的貧乏，形成了雍容典雅的風格。地方官詩人由於交往物件形形色色，其送別詩的內容、形式，情感表現的方式也是多樣的，和臺閣詩人相比，更顯率性和真誠。
第三，不同的生活態度是造成兩派詩人送別詩風格迥異的根本原因。以“大曆十才子”為代表的臺閣詩人由於依附於權貴，在酬唱送別之際，專事逢迎，為文造情，難以寫出有生命力的感人作品。江南地方官詩人首先是地方官吏，然後才是詩人。儲仲君先生髮現包括劉長卿在內的一批大曆詩人，在劉晏所主持的戰後王朝經濟秩序的重建工程當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這是一項十分艱鉅複雜的工程，劉晏需要有十分得力的助手。在選用人才方面，劉晏是絕不含糊的。“凡所任使，多收後進有幹能者。”“當時權勢，或以親戚為託，晏亦應之，俸給之多少，命官之遲速，必如其志，然未嘗得親職事。其所領要務，必一時之選。”而這“一時之選”中，我們發現，有不少是後來著稱於世的大曆詩人。張繼自然是一個。……劉長卿是一個。當時天下財賦仰給江淮，劉長卿則作為轉運使判官駐守淮南，其作用自不可等閒視之。高仲武《中興間氣集》稱長卿“有幹吏”，顯然是他在江淮任職期間功效卓著，有充分的表現，也正因此他才得以升任鄂嶽轉運留後。{6}
儲仲君先生在文章中所列舉的這些詩人不少都是江南地方官詩人的代表人物，例如張繼、劉長卿、戴叔倫、包佶、竇叔向等。他們關注現實，直面王朝的衰蔽，切實投身到國運攸關的財經活動中去。正是因為他們紮根、立足於現實，和“大曆十才子”等臺閣詩人相比，他們就更為獨立，更有魄力和骨氣。因此在詩歌當中，他們就能肆意地抒發自己的情感，宣洩自己的情緒，把難捨難分的送別場合，當成交流情感的機會，詩歌自然真情流露。
劉長卿在七律送別詩中所體現的強烈個人情緒，反映了詩人內心的孤獨寂寞和對友情的珍視。劉長卿早年頻繁來往於京洛之間。入仕之後，兩遭遷謫。任轉運使判官、轉運留後等職時，頻繁出使轄區各州縣。可以說詩人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奔波行役之中，飽受羈旅之苦，所以詩人特別渴望親情和友情的慰藉。但是大曆、貞元之際正是唐朝歷史上戰爭最頻繁的時期，戰亂和藩鎮割據造成交通不便，詩人及其周圍的人際環境多處在頻繁轉移之中，相聚實屬不易。早在他入仕之初就發出過“故老相逢少，同官不見多”(劉長卿《謫官後卻歸故村將過虎丘悵然有作》)的感慨。因此，對於短暫的相聚，詩人向來十分珍視，對於重逢，往往懷著近乎絕望的心情。這就使得送別之時不論是送者還是別者，皆相顧悽然。大曆詩人面對離別的這種情緒是時代的產物。遙想大唐全盛日，“仗劍去國，辭親遠遊”(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是少年的壯舉。“時物堪獨往，春帆宜別家。辭君向滄海，爛漫從天涯”(常建《閒齋臥病行藥至山館稍次湖亭二首》之二)則是一派輕鬆瀟灑的風度。在送行時，哪怕在歧路稍有感傷：“與君離別意，同是宦遊人”，也會旋即自行為之振起：“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盛唐人少年般英氣勃勃的風貌和大曆人小兒女般淚灑作別的形象形成了鮮明對照。一場安史之亂，摧毀的不僅是唐帝國如日中天的國勢，更摧毀了一代人的朝氣和信念。同樣的別離，兩代人的體驗完全不同。劉長卿等江南地方官雖勤勉王事，恪盡職守，但是令人失望的現實卻難以激起他們勃然的熱情，豪邁的氣概。萍飄蓬轉的羈旅行役讓他們倍感艱辛，貶謫、流放等坎坷的經歷對他們的信念更是毀滅性的打擊。即便如此，他們也不會放棄仕途，因為，仕宦是封建文人實現自我的前提。他們別無退路，只得繼續被鞭趕著在夾縫中前行。人越是在孤苦之際，越是需要親情和友情的慰藉。但是對親情友情的渴望和這種渴望難以充分滿足之間的矛盾，造成了他們對相聚和離別懷有強烈的悲痛感受。離別之際，對國勢的失望、對自身遭遇的悲傷、對故鄉的思念、對生活的失望……這些沉積在心底的情感頓時達到飽和狀態，一經觸發，便藉著離情別緒這個口子不可遏止地宣洩出來，不論是別者還是送者皆明白此中真意。他們心中對友情、親情、理解和同情的渴求，都在送別詩當中得到了滿足，故無傷禮俗。
綜上所述，劉長卿的七律送別詩大多傾注了強烈的個人情緒，聯絡個人的身世經歷體會離情別緒，作品真摯感人，反映了一位長期羈旅漂泊的江南地方官詩人對友情親情的珍視和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