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實秋眼中的父親作文
梁實秋故居在北京東城內務部街20號，現在門牌是39號、40號、41號。我曾祖父是滿族，在清朝是四品官兒，八旗，生下來就有皇糧。四品官兒也不算小，收入比較多，此外還在北京和南方經商，他就買了內務部街這套房子。這處故居起碼有二百年以上的歷史。
我曾祖父叫梁之山，他不能生育，後來就抱了一個孩子，我爺爺實際上是一個漢族，好象是從沙河那兒一個農民家裡抱來的，剛出生就抱我們家了，我爺爺的親身父親、母親不是滿族，是漢人。
我爺爺和我奶奶一共生了13個孩子，除一個夭折外，其他都長大了，6個男的、6個女的，我父親排行第二，那時候叫梁治華。我大爺去世早，死於肺病，他兒子也死了。在清朝的時候都講究婦女殉節，如果丈夫和兒子都死了，女子就要殉節。我大媽殉節以後，後來慈禧太后知道了認為這是貞節烈女，所以就賜了一個牌坊“貞烈可封”，大石頭牌坊，樹立在雙榆樹。當時那個地方有個雙榆樹村，給了13畝地立了一個祠堂，表彰這些在丈夫七天沒有出殯時自一殺，跟丈夫一起出殯的貞節烈女。後來那個地方拆遷了，變成雙榆樹商場。
我母親的孃家在安徽會館附近。他們是一個大家庭，有小叔子、姑姑、婆婆都在一起住，後來我媽媽為什麼也沒上大學，因為經濟比較困難，她父親死了，我外婆是一個小腳婦女，連文化都沒有，也不能掙錢。所以後來我媽媽很早就上香山慈幼院那兒工作了，日後學習畫畫。她跟我姑姑是同學，這樣介紹就和我父親認識了。以後他們在四宜軒約好，我爸爸上美國留學，我媽媽等他三年。我爸爸本來應該念四年回來，可是三年就回來了，因為說好了三年，不回來怕我媽媽跟別人結婚。那時候婦女只要家庭一給說好了，包辦了，你願意也得願意，不願意也得願意。所以他三年以後就回來了，回來以後就跟我媽結婚。
我媽媽做飯，他在小屋裡寫莎士比亞，我媽媽就給他做點小吃送去。他喜歡吃蝦，有點糖味的烤蝦，我媽媽給他做好一小盤，給他送屋去，他也不出來，在屋裡拿手捏著就吃了。我媽媽也不是學做飯的，但是她自己可以鑽研，所以她做飯我們大家都愛吃。我們吃打滷麵，我媽做的特別好。我媽包的餃子，我也覺得特別好吃。我父親經常外面吃飯，有時候回來告訴我媽今天做了什麼好吃，我媽就模仿給他做。反正他的衣食住行離不開我媽。關於他跟我媽的歷史，有一本書叫《槐園夢憶》，他寫的很動情，就是一輩子跟我媽在一起生活的瑣事。我媽死了以後，他簡直覺得痛不欲生了。現在我媽埋在美國了，為什麼叫《槐園夢憶》，我媽埋的美國墓地叫“槐園”，我妹妹把我父親的那些紙筆也和我媽埋在一塊兒。
一生翻譯莎士比亞
我父親一生所從事的，如果說最多的話就是教育。他從20幾歲就當大學教授，一直到65歲退休，沒幹過別的事兒，別的都是副業，寫作都是副業，正經的職業就是教書，他說我是個教書匠。他的學生真的是桃李滿天下，到處都是他的學生。因為他教了一輩子書，他寫的那些教科書的講稿現在都在臺灣，大學的、中學的、小學的都有。
如果說他業餘的就是寫作了。他一生比較大的就是翻譯莎士比亞。莎士比亞怎麼開始翻譯的呢？因為他在學校教西洋文學，當然莎士比亞是在西洋文學裡是代表性的，他講課就講這些東西。當時胡適當校長，胡適就委託梁實秋、聞一多等四個人翻譯莎士比亞，可是後來，因為這個部頭太大了，莎士比亞有40個劇本還有十四行詩，如果說都翻譯了，這個工作量不用畢生的精力都是翻譯不完的，而且莎士比亞的文字有很多都是一些古英語，很難翻，不是有很深英語造詣的就很難理解，不能把它的原意翻出來。另外還要中學文字上的秀美，要有這個修養，沒有這個也弄不了，所以那三個人就幹別的去了，不幹這個事兒了，結果把這個任務就都放在梁實秋一個人身上了。梁實秋接了這個以後，他就決定這一輩子一定要把這個事情完成。所以，從那時候開始，他就翻譯莎士比亞，一直翻譯了好幾十年。到他70歲的時候，在臺灣開了一個盛大的慶祝會，慶祝完成了全部的莎士比亞。但是這個中間是歷經了很多風風雨雨了。20歲開始翻，翻到70歲，一年翻一本的話，不能間斷，而且要找很多參考資料。我記得他那個牛津大字典都特別厚，都是從英國買來的，英國書店跟他長期都有聯絡，有什麼新書和參考書都給他送；他一看目錄要什麼書，英國劍橋大學、牛津大學都給他送書，這樣他就整天在書房裡。除了教書以外，翻莎士比亞，那時候他還編一些雜誌什麼的，整天就蹲在書房裡。他為什麼感激我媽媽，他家事不管的，都是我媽媽管，他成天就在那裡面就是書呆子。家務事、帶孩子都是我媽媽管。他說，沒有我媽媽的話，翻譯莎士比亞全集都完不成。他有痔瘡，痔瘡有時候流血他也不知道，他就一直寫，後來我媽發現他椅子上有一大灘血。當他專心致志寫作的時候一切疼痛，其他的事情全忘了。後來我媽媽又給做一個大棉墊，以後就坐在上面工作。
另外他編了一套字典——《遠東英漢大辭典》，屬於工具書，收錄了八萬多條字彙，當時中國字典只有三萬多條字彙，這個他是用了三年的時間，他發動了200多人，全世界各圖書館都跑遍了，收集資料，編了一套英漢字典，然後分類出版，有醫學的、科學的、歷史的、文化的等等，有30多個版本。當初聯合國用的英文字典就是梁實秋主編的這本字典，我原來也不知道。為了去美國探親，我到美國領事館簽證。他問我：“你是梁實秋的女兒？梁實秋是我老師。”我說：“怎麼會是你的老師呢？”他就從他一抽一屜裡拿出一個黃本的英漢字典，他說：“我天天都在看他的字典，所以他是我的.老師。我給你辦移民到美國去吧。”我說：“不行，我在中國當律師，我這兒有工作，我去探親一個禮拜就要回來的。”他說：“那好。”趕快就給我辦了手續。另外，他還翻譯了10多種其他英語文學名著，比如現在熱銷的《隨想錄》就是其中之一。
除了翻譯之外，住在重慶北碚的雅舍期間，他寫作了大量隨筆散文，後來結集為《雅舍小品》、《雅舍散文》等，出了30多個版本，被譯成多國文字，風一靡一全世界。
當然他也有一些嗜好了，那會兒在北京他喜歡放風箏。好像老北京人都愛放風箏，我父親放風箏可是挺講究的，現在的風箏可能不那麼普及了。那時候我們家放風箏，各種大沙燕，有瘦長的叫瘦沙燕，一般的叫普通沙燕，黑色的叫黑鍋底，還有龍頂魚，那個眼睛能翻的，還有孫悟空。我們風箏上面都帶著那個小鼓，還有上面帶琴，一拉風一兜，琴就響，放上去以後就跟有樂器的聲音似的。我們使用的線都不是普通的棉線，那個線不結實，放遠了就會斷了，都使用的是老弦，就跟拉胡琴的弦一樣，特別的結實。有一個放風箏的線車，拿手一撥就轉。那個軸都是硬木的軸。放遠了以後，要是風平浪靜的時候，把它拴在我們前院的柱子上一一夜，第二天早上還在上頭。可是這裡面有時候也會有麻煩，因為好多人家都放，天上多了，會打架的，有時候把線纏在一起了，一看線纏在一起趕快往回倒，你不往回倒，人家把風箏拉人家去。我父親喜歡玩兒這些東西。
平常他是逛書攤，上琉璃廠、榮寶齋、海王村這些地方逛書攤，人家那兒老闆都認得他。每到逢年過節的時候，逛廠甸。在北京過年好象習慣都去逛廠甸，就是一種廟會的性質，在新華街上搭上棚。很多攤販都集中到那兒去，吃的東西、用的東西，甚至金銀珠寶翡翠，現在都差很多了，那會兒賣羊頭肉、乳酪、炸糕，反正都是北京的這些東西。我小時候特別喜歡上廠甸，又吃又喝，又買玩意兒。他帶著我們去，那會兒廠甸，喝豆汁，吃灌腸、驢打滾、艾窩窩，大糖葫蘆，特別長，有好幾尺長。他喜歡玩兒什麼呢？愛抖空竹。有的是兩頭都有圓的，中間像個葫蘆似的。還有一種是單頭的，這邊有圓的，那邊沒有，這樣的不好抖。大空竹、小空竹，家裡有很多。他認為那個是一種運動，一到廠甸就買空竹。
老友
聞一多和我父親在青島大學的時候在一個學校教書，他們兩人關係非常好，聞一多差不多每個禮拜都上我們家。在青島的時候我還小，但是我記得聞一多經常來我們家（今青島市魚山路33號），他常抱著我玩。後來聞一多到昆明瞭，我父親在重慶，兩個人就不在一起了。但是那個時代，文人只有一支筆，他沒有一一，別人要迫害他的時候，他只能用筆來反抗。那時候我父親就說聞一多受抗戰的影響很激進的。當時就有很多特務都跟蹤他們，我爸爸也是被跟蹤的物件，有一個小黑汽車老跟著他，他特別害怕。因為我爸爸說話嘴上沒有遮攔，看什麼不對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說，得罪很多人。他就對聞說：聞一多，你自己留個心眼，你不要在公共場合這樣，會受到迫害。可是當時聞一多熱血沸騰，所以遭到人家的迫害。後來我父親知道以後特別傷心，因為他們倆是很好的朋友。他喜歡下圍棋，當時擺的有圍棋盤，有圍棋子。他一拍桌子，說：一多怎麼會遇到這樣的事情呢。那棋子都滾到地上去了。因為北碚的房子是木板地，很粗糙的木板地，有很多縫，他一拍那個棋子順縫都掉下去了，摳不出來了。後來到臺灣去，聞一多給他的信一直帶在身邊。還有聞一多當時受害的報紙，都黃了，跟手紙似的，他一直帶在箱子裡。
他和冰心感情也很好。因為他們都到美國留學，是在船上認識的，聊天時冰心問他：你是學什麼的。他問冰心：你學什麼。她說：我學文學的。他說：我學文學批評的。他和吳文藻（冰心的丈夫）都是清華的同學。在美國我父親和冰心他們都一塊兒演戲，有很多活動。後來他到臺灣去以後，不知道誰傳說，說冰心死了，他非常傷心，寫了一篇《憶冰心》的文章在臺灣報紙上發表了。後來得知冰心沒有死，他覺得很不好意思，就表示很道歉，說我聽說你死了，沒有死我就這樣寫你，很不應該。冰心說：不對，我非常高興，因為一個人很難知道他死了以後，別人是怎麼樣紀念他。她說：我現在知道，我死了實秋會寫文章紀念我，我很高興。
在北碚的時候，梁實秋和老舍都在編譯館，老舍就住在我們家東邊。現在都開闢成立梁實秋紀念館和老舍紀念館。我爸爸擔任翻譯英文的編輯委員會的主任，老舍晚上經常上我們家去，閒著沒事兒有時候打麻將、聊天。後來開文藝晚會的時候，他們倆說相聲，兩人都一口北京話。說相聲有一個習慣，一人拿一把扇子，作為一個道具，有時候說到哪兒，敲一下，引得大家都笑。我爸說咱倆拿這個扇子可以當道具，他說：你不要敲我腦袋，你不要打我。他說我不打你。但是說到興高采烈的時候，老舍可能忘了就敲他，一敲他，他就躲，我爸爸戴一個大眼鏡，正好扇子就把眼鏡給打下來。我爸爸穿著長袍馬褂說相聲，趕緊拿衣裳一兜，就把眼鏡兜住了，眼鏡沒有掉地上，省得摔碎。但是底下就鬨堂大笑，人家以為就是導演給他們做的滑稽的動作呢，實際上不是，實際上臨時發生了這麼一件事兒，所以很多記者都拿這個作為一個趣聞。
後來臺灣推薦諾貝爾獎獲得者，人家推薦梁實秋，梁實秋說我不行，說這是中國代表就給一個名額，說臺灣這麼一個小地方代表不了中國，人家說那你推薦一個，誰行呢？他說我看就老舍行。可是那時候老舍已經死了，他還不知道呢。後來一問，老舍死了，人家說你推薦別人吧。他想了半天，那推薦不出來了。所以後來就沒有了。據說把這個名額給了日本。老舍死了以後，我上美國探親，老舍的夫人胡e青給我寫了“健康是福”四個大字。胡e青是書法家也是畫家，我給父親拿過去，父親心裡特別感觸。
我父親年輕的時候，與徐志摩、青島大學的校長、《新月》雜誌社的那些人都是很熟悉的。後來我父親到臺灣去了，跟這些人聯絡少了。像季羨林就和我父親關係特別好。那時候季羨林在猶豫學什麼好呢，學東方語文學系是少數，全中國人沒有幾個人學。我父親說你就學這個吧，學這個好，越少數越好，全中國就你一個人會。季羨林就在東方語文學系學少數語種，後來他當然推廣了，他學了很多國的文字，所以季羨林對我父親是很尊重的。在學術上我父親也非常器重，那時候他還年輕，覺得他將來特別有出息。
中國人
我是學法律的，不太懂得文學，所以有時候人家採訪我的時候，我就不怎麼談文學的事情，因為不懂，胡說八道讓人笑話，但是耳聞目染也知道一些，我父親對於文學，他不希望有什麼束縛，他說我想到什麼就可以寫什麼，不希望別人給他定一個條條框框，中國的文學上有很多流派，過去八股文就是條條框框，就得起承轉合，作詩平平仄仄，就得押韻，寫散文的可以超脫一些。這樣就跟有些流派認識不一致，那也是可能的，但是這些事情不要去指責什麼，將來從歷史上自有定論，因為每一種科學也好、藝術也好、文學也好都有流派，你說張大千的畫好還是徐悲鴻的畫好，那就不好比。文學上也有各種流派，當然也受各種政治思想的影響，那是不可避免的。因為生在這個時代裡，不能脫離這個時代，當然那都是歷史上的事情了。談到魯迅的事情，我知道魯迅的後代在臺灣跟我父親關係很好的，經常上我們家吃飯去，照了相片給我。現在臺灣和大一陸和平相處親如一家了，求同存異了，就別再揪住歷史的問題，歷史的問題就是歷史。再過500年或者5000年以後，你再回過頭來看現在的事情那就更客觀了。
人不管流浪到多遠，對於故鄉的感情永遠是割不斷的。我父親死的時候，穿著一身中式的長袍馬褂，不要穿西裝。他上美國去，人家讓他入美國籍，他說我不入美國籍，我是中國人，我以是中國人為自豪。他說如果說中國和美國要發生衝突的話，我必然要站在中國這邊，因為我是中國人。
梁實秋雖然是搞文學的，但是愛國的思想貫穿在他思想裡頭。從我們家裡來說，一直也都是教育子女都要愛國。那時候抗日戰爭，後院有一個井，我奶奶常年老設一個祭臺，擺上水果，就是紀念抗日戰爭犧牲的這些陣亡將士，我們都去磕頭。那時候行禮，不是鞠躬就是磕頭。我父親他對於中國，以自己是一箇中國人而自豪。我父親是老知識分子，所以對於說吃也好，北京一些玩兒的東西也好，過年的風俗習慣也好，都好些體現在他的文章裡頭，其實這麼大歲數了，還想吃這口東西也不見得，一種感情上的寄託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