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官場講真話的悲劇 黃庭堅
導語：在老百姓的眼中，黃庭堅是一位好官，也是一位傑出的詩人。因為黃庭堅為了百姓們敢於與惡勢力作鬥爭，敢於發表自己的言論，而也正是因為黃庭堅的敢作敢為，講真話的真品性，導致他的一生非常的坎坷。
對於耿直善良的黃庭堅來說，離百姓越近，就越能從內心深處體恤百姓。當時，按照王安石的整體設計，朝廷推行了一項徵收鹽稅的考核指標，各地可視具體情況決定稅額多少。雖說徵收稅額的多少，隨便你報，但結果要同你的年終考核掛鉤。也就是說報的指標大、徵收額度大，自己的官可能就越大，所以各地爭先恐後“放衛星”。但黃庭堅就是一根筋，他不願為了“放衛星”而讓老百姓增加負擔，就報的少收的也少，這樣，地方百姓很開心，但“有關部門”不高興，他不僅得罪了吹牛皮、“放衛星”的同僚，更是得罪了他的上司，所以，黃庭堅的仕途渺茫。可見，他是個生活在體制內、但思想卻遊離在體制外的官員。
在朝廷眼裡，黃庭堅收稅成績不彰，不是個能吏，還是發揮他的文學才能吧。於是，在神宗死去哲宗即位之後，朝廷一紙調令將黃庭堅調回京城，任命他為校書郎，專門負責編纂《神宗實錄》。
我們知道，寫史是個吃力不討好的事情，特別是記錄皇帝在位時的一言一行，更是難辦。哪個人一生不做點犯渾的事情，更何況職業特點最容易犯渾的皇帝了。我一直懷疑司馬遷的悲劇不在於他替兵敗投降的李陵說情那麼簡單，說不定是因為他老爸司馬談或者他本人在寫史的時候，實事求是地記錄了一些漢朝皇帝的不堪，才慘遭宮刑的。所以，黃庭堅幹了這個給皇帝修史的活，以他耿直的個性，倒黴只是遲早的事情。
果然，因為黃庭堅在《神宗實錄》中寫有神宗“用鐵龍爪治河，有同兒戲”的話，遂被人視為大不敬之詞，要他作出解釋。黃庭堅會寫詩，但天生不會說假話，他如實作答說“我當時在北都做官，曾親眼看到這件事，當時的確如同兒戲”。以後一直有人來查問此事，黃庭堅都照實回答，毫無懼色。
黃庭堅沒被砍頭或宮刑，這充分體現了宋朝“文人政治”的優越性，這個體制雖然頗受非議，但對文人很優待，雖然有過如“烏臺詩案”之類的文字獄，但沒有砍過文人的頭，更不會弄出慘絕人寰的宮刑。所以，因為“鐵龍爪”事件，黃庭堅被貶為涪州別駕、黔州安置，被流放去了大西南，攻擊他的人還擔心那地方山明水秀太舒服，於是又把他移至戎州，到了今天盛產五糧液的四川宜賓。
有首歌說，“三分天註定，七分靠打拼”，但這樣勵志的歌曲並不適合黃庭堅。今天看來，黃庭堅在仕途上的挫折，似乎是命中註定，這就是所謂性格決定命運的道理。官場是個大熔爐，流血的仕途中，一個天真爛漫的'“愣頭青”最終會變成心機重重的“老油條”。清高耿直、為民請命的憤青，必然在官場上頭破血流。這一點，晚清名臣曾國藩就是個鮮活的例子。曾國藩早年也是個“二愣子”，在官場處處碰壁，動輒得咎。經過重重挫折，他才認識到，潛規則無處不在，你不“潛”別人，就得被別人“潛”，只有和光同塵，圓滑柔軟，才能在體制內順風順水。因此，所謂“和光同塵”只是同流合汙的另外一種說法而已。
黃庭堅不願同流合汙，不願“潛規則”別人，更不願被別人“潛規則”。他的人生軌跡早在七歲時已經規劃好，“多少長安名利客，機關用盡不如君”。在黃庭堅的眼裡，大道不行時，與其追名逐利於廟堂之上，莫如騎牛漫遊於江湖之間。他在《鷓鴣天》詞中寫道：
黃菊枝頭生曉寒，人生莫放酒杯幹。
風前橫笛斜吹雨，醉裡簪花倒著冠。
身健在，且加餐，舞裙歌板盡清歡。
黃花白髮相牽挽，付與時人冷眼看。
這首詞是他在酒桌上的答謝之作。“人生莫放酒杯幹”是勸酒之辭。“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通俗地說就是男人不喝酒，枉在世上走。所以酒中自有歡樂，自有天地，應讓杯中常有酒，應該長入酒中天。醉了又能如何?橫起笛子對著風雨吹，頭上插花倒戴帽，這些狂放不羈的行為，雖為時人之不恥，但是真實可愛的，這是一種放浪形骸的灑脫無羈。
詞的下闋則是黃庭堅的肺腑之言了。“身健在，且加餐。舞裙歌板盡清歡”，世風之頹如此，我只願身體長健，多吃飯，活在當下，盡情享受眼前的快樂。最為大膽的是，“黃花白髮相牽挽，付與時人冷眼看。”這裡有兩層意思，第一層是世人冷眼看我，我不在乎，我像傲霜的寒菊，如空谷的幽蘭，獨自美麗。另外一層是，我冷眼俯視著這個可笑的世界，宛如“遺世獨立”的隱者，時人理解也罷，不理解也罷，我還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