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曲四大家六大家與七大家
風格相近、成績卓著、具有歷史性影響的元曲家成為大家，那麼元曲應是幾大家呢？本文為大家介紹元曲四大家六大家與七大家，歡迎閱讀了解。
在中國文學史上，對卓有成績的人群，往往冠以大家或並稱，如：漢朝的“建安七子”，魏晉的“竹林七賢”，“唐宋八大家”，宋朝的“蘇門四學士”，明朝的“前七子、後七子”，清朝的“揚州八怪”，“清末四大家”等。這些並稱，是對某一領域風格相近、成績卓著、具有歷史性影響的一些人的讚譽與尊稱。
“四大家”說
“元曲四大家”之說，首出元周德清之口。
周德清（1277-1365）在《中原音韻?自序》稱：
樂府之盛、之備、之難，莫如今時。……其備，則自關、鄭、白、馬一新制作，韻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語，字暢語俊，韻促音調。 首次提出關漢卿、鄭光祖、白樸、馬致遠四人，為曲界之最著成績者。
周德清對元曲和元曲理論有精到研究，是元曲理論大師，又是元朝本朝人，其評價自然可信。
二百餘年後，明代戲曲理論家何良俊（1506-1573）說：
元人樂府，稱馬東籬、鄭德輝、關漢卿、白樸為四大家。（《曲論》）
這裡提出了“四大家”概念，。何良俊是戲曲理論家，曾邀請曲師頓仁與之研討戲曲音律, 他的戲曲理論對萬曆年間以沈璟為首的吳江派甚有影響。他的戲曲理論見《四友齋叢說》，後人輯為《何元朗論曲》。這樣人對元曲大家的概括，自然很有分量。“元曲四大家”之說，始浮出水面。
這種概括，為什麼漏掉一個人才王實甫？ 王實甫以劇作<西廂記>成就了在中國戲劇史上的地位。。
《西廂記》是元雜劇中最宏偉、最優美,也是中國戲曲史上最傑 出的劇作之一。作者王實甫也因之成為中國戲曲史上最有名的劇作家之一。元代宮大用在劇中就譽《西廂記》為《春秋》。明人賈仲明補寫《錄鬼簿》所列前期諸曲家弔詞,在王實甫名下也冠以“ 作詞章,風韻美,士林中,等輩伏低。新雜劇,舊傳奇,《西廂記》天下奪魁”的美譽。至此,人們不禁有了疑問:為什麼元曲四大家就數“關、馬、鄭、白”,而沒有王呢?
明代何良俊對王實甫的評價也很高，他說:“王實甫才華麗贍,真辭家之雄。”但接著就說:“但《西廂》首尾五卷,曲二十一套, 始終不出一‘情’字,亦何怪其意之重複，語之蕪耶!”大概原因可能就出在這裡。《西廂記》通篇寫著一個“情”字，在當時封建道學統治意識形態的環境裡，王實甫思想是過於“解放”了一點，待月西廂的情景在正統文人眼裡，應在“掃黃”之列。這樣的作品是不能與“四大家”同日而語，其人自然不能列入仙班。儘管對《西廂記》及《董西廂》有這樣那樣的爭議，恐怕對“情”的疑義，還是個主要原因。
“六大家”說
對於“四大家”之說，以後的學者不斷有不同的聲音“。
明代文學家、史學家王世貞（1526～1590）曾說：
曲者，詞之變。……君如貫酸齋、馬東籬、王實甫、關漢卿、張可久、喬夢符、鄭德輝、宮大用、白仁甫輩，鹹富有才情，兼善聲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長。（《曲藻序》）
此說又把元曲“大家”，一下子擴大為“九大家”。
王世貞一生官居顯位，又倡導文學復古運動，以詩文名於世，獨領文壇二十餘年，“聲華意氣，籠蓋海內，一時士大夫及山人、詞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其門下”（明史·《王士貞傳》）。這樣的一個人，對元曲家的評論，自然有一定的影響。
但清代戲曲理論家、詩人李調元（1734～1802），有不同意的說法。他在《雨村曲話》中，認為：
貫酸齋、張可久、宮大用祇工小令，不及馬（致遠）、王（實甫）、關（漢卿）、喬（吉）、鄭（光祖）、白（樸）遠甚，未可同年語也。
李調元確實篩選出六位擅寫元雜劇作家的名字，但未有用上「元曲六大家」這個名稱。 但他在“四大家”的基礎上，加進了王實甫、喬吉兩位劇作家，實是明鑑。
清文學家劉熙載（1813-1881）,是我國十九世紀時期的一位文藝理論家和語言學家，被稱為“東方黑格爾”的`大學者，也指出：
北曲名家，不可勝舉，如白仁甫、貫酸齋、馬東籬、王和卿、關漢卿、張小山、喬夢符、鄭德輝、宮大用，其尤著也（《藝概》）。
其觀點與王世貞同。
事實上，在明清兩代戲曲評論家眼中，元雜劇作家優秀者有多有少，但關漢卿、馬致遠、鄭光祖、白樸、王實甫、喬吉六人的成就，多有共識，已經被逐步肯定下來。
進入現代，元“大家”問題仍在討論中。
1918年，謝無量（1884-1964）在《中國大文學史》中，指出馬致遠、王實甫、鄭德輝、白仁甫、喬夢符、關漢卿同為“元代劇曲名家最著者”。
1927年，鄭振鐸（1898-1958）《文學大綱》·《中國戲劇的第一期》中謂：
在這一百十餘的作家中，最有名者，為第一期的關漢卿、馬致遠、白樸、王實甫，及第二期的鄭光祖、喬吉甫，世稱之為六大家。……（喬）吉甫為元六大劇作家之一，與同時的鄭光祖及第一期的關、王、馬、白齊名。
首次用上“六大家”、“元六大劇作家”的稱呼。
1932年，劉麟生（1894-1980）在《中國文學史》中謂：
“雜劇的作者，最著名的，要推關漢卿、馬致遠、白樸、王實甫、鄭光祖、喬吉符（甫），世所稱為‘六大家’，就是他們。”
1935年，劉經庵在《中國純文學史綱》中謂：
在這許多的作家中，以第一期關漢卿、馬致遠、白樸、王實甫，及第二期的鄭光祖、喬吉甫為最有名，世稱為六大家。
連外國人也注意到了這一點：
1937年，日本學者青木正兒在《元人雜劇序說》中，重申他在《支那戲曲史》（1933年）的看法：
關、白、馬、王代表初期劇作家，鄭、喬則代表中期劇作家。
1945年，[日]鹽谷溫《元曲概說》的《元曲之作家》中，設有“六大家”條目，謂：
大體說來，關、白、馬、鄭為四傑，再加上王、喬兩人，可稱“六大家”。
可以說，“六大家”、“北曲六大家”、“元曲六大家”之說已普見於當時文學史著作，流行於三十年代。
1955年，譚正璧《元曲六大家略傳》出版。
自此，“元曲六大家”漸成一專有名詞。此後，如
陳萬鼐《元明清劇曲史》有《元曲六大家》一節；
馬良春、李福田主編《中國文學大辭典》設“元曲六大家”條；
卜鍵主編《元曲百科大辭典》有“元曲六大家”條。
現在“元曲四大家”、“元曲六大家”二說並行於世。但“六大家”說，比“四大家”說，更能反映元代雜劇現實。
說“七大家”
“元曲四大家”、“元曲六大家”之說，從以上各家的論述中，其含義主要指元雜劇有大成績者，因此，準確地說“元曲四大家”、“元曲六大家”，應為“元雜劇四大家”、“元雜劇六大家”。
元曲這個特定的概念，實際包括兩部分：元雜劇和元散曲。雖然有時元曲也指元雜劇或指散曲，但完整意義是包括兩部分。從今天角度看，雜劇主要影響了後世的戲劇，散曲主要影響今天的詩詞。文學史上詩詞曲三峰並峙的評說，也主要是指元散曲的成就。唐詩宋詞與曲“並峙”，是與散曲“並峙”，而不是與雜劇“並峙”。散曲是作為一種獨立的韻文體而存在。因此，元曲僅指元雜劇的概念含義，已經不能包容元曲的全部內容了。
那麼，既有雜劇“大家”，也應有散曲“大家”。兩者相合起來，才能叫“元曲幾大家”。實際上，在“元曲六大家”中，前期的關漢卿、馬致遠、白樸、王實甫，及後期的鄭光祖、喬吉，其散曲成績大者，前期當推馬致遠，後期當推喬吉。但在散曲成績大者，還有一個重要的人，被漏掉了，這就是張可九。張可九為什麼不被列入大家行列呢？
張可久（1270前—1340後）元散曲家。字小山。一作名伯遠，字可久，號小山。慶元（今浙江鄞縣）人。先以路吏轉首領官，後曾為桐廬典史，至正初遷為崑山幕僚。因仕途不得意，晚歲久居西湖，以山水聲色自娛。
張可久常與馬致遠、盧摯、貫雲石等詞曲唱和，尊馬致遠為先輩。一生專力寫散曲，尤致力於小令，是元代後期最負盛名的散曲家之一。今存小令８５５首，套曲９ 套，在元代散曲作家中是數量最多的一位。
張可久作品多描寫自然景物，吟詠頹放生活，談禪送別，往來應酬。少數作品在悲訴身世時嘆息“生民塗炭”。如《紅繡鞋·天台山瀑布》、《醉太平·人皆嫌命窘》等，或揭露當時社會人心險惡，或諷刺崇拜金錢的醜惡風尚，尚具一定現實意義。《賣花聲·懷古》寫戰爭帶給人民的苦難，表現同情人民的思想，實屬可貴。
張可久創作上重形式格律，講求煉字琢句，對仗工整，且使用詩詞句法，常愛擷取前人詩詞名句，雖有損害散曲質樸淺俗本色一面，但其清麗典雅風格，對後世影響極大。張曲寫自然風景細緻清麗，很富美感。《一枝花·湖上晚歸》是其代表作。張散曲由於表現了閒適放逸的情趣和清麗典雅的風格，頗為明清以來封建文人所推重。
著有《今樂府》、《蘇堤漁唱》、《吳鹽》、《新樂府》四種，近人輯有《小山樂府》六卷行世。
明戲曲理論家朱權《太和正音譜》·《古今群英樂府格勢》，稱“張小山之詞如瑤天笙鶴”。“其詞清而且麗，華而不豔”，“誠詞林之宗匠也”。被排在元曲作家187人的第二位，緊接馬致遠之後。明代文學家、戲曲作家李開先則稱“樂府之有喬、張，猶詩家之有李、社”。可見其影響之大，地位之尊。
但就這樣一個人，幾百年來，卻一直被排在“元曲大家”之外，如果以雜劇而論，尚可解釋，但以散曲而論，則沒有道理。既然談到“元曲大家”，則不能沒有張可九。
因此，根據“元曲”完整概念，在界定元曲大家時，應該是：
“元雜劇六大家”：關漢卿、馬致遠、王實甫、白樸、鄭光祖、喬吉。以關漢卿最為著名。
“元散曲三大家”：馬致遠、張可九、喬吉。以馬致遠最為著名。
如果綜合表述，則應該是：
“元曲七大家” ：關漢卿、馬致遠、王實甫、張可九、喬吉、白樸、鄭光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