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剪梅》李清照寫作背景
前言：膾炙人口的《一剪梅》背後還有一個很複雜的背景，你知道嗎?李清照是非常有才華的聞名遐邇的一位女詞人，寫了很多優秀的作品。其中這首《一剪梅》便是其中一首精華之作。現在讓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這首詞背後的故事吧!
一剪梅·紅藕香殘玉簟秋
朝代：宋代
作者：李清照
原文：
紅藕香殘玉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
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閒愁。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背景故事：
這首《一剪梅》是李清照的早期作品，當作於1103年(北宋崇寧二年)的秋天。“花自飄零水自流”這一句，實在是條極不吉祥的預言，像埃及金字塔裡那條法老的詛咒，“誰要觸動了我，誰就不的好死”那樣，其應驗之靈之準，使得她的一生，那任由沉浮的際遇，那難以自主的命運，果然脫不開“花自飄零”四字讖語。
李清照作此詞時，正芳齡二十，是與趙明誠婚後的第三年。花樣年華，新婚燕爾，應該是女人最好的歲月、然而，正是從這首詞開始，被流水不知帶往何方的飄零命運，也就開始了。這位才女，其命運不濟的一生，其不知所終的結局，既是一個女人的悲劇，也是一個文人的悲劇，更準確地說，是中國封建社會，一個無辜女詩人的悲劇。
故事得從1100年(元符三年)說起，這年正月，哲宗駕崩，趙佶嗣位，是為徽宗。這位在中國歷史上數得著的昏君，一上臺，便倒行逆施起來。
1102年(崇寧元年)夏5月，司馬光、文彥博、蘇軾等人，被藉為“元祐奸黨”。
7月，李清照之父李格非，“以文章受知於蘇軾”(《宋史》)，為蘇門後四學士之一，順藤摸瓜，在劫難逃。7月乙酉，定案“元祐奸黨”17人，李格非名列第五，罷官。
9月，宋徽宗御書奸黨人名，凡百有二十，刻石京師端禮門，以示儆尤，李格非名列其中，充軍廣西象郡。
1103年(崇寧二年)4月，毀司馬光、呂公著等繪像，及三蘇、秦、黃等人文集。
9月，令天下監司長吏廳各立“元祐奸黨碑”。黨人碑刻309人，李格非名列第26。
1104年(崇寧三年)詔御書所書寫之奸黨，不得在汴梁居住，凡親屬，無論親疏，遣返原籍。
1106年(崇寧五年)春正月，慧星出西方，太白晝見，沼求直言，方有毀碑之舉。
1108年(大觀二年)春正月壬子朔，宋徽宗大赦天下，黨dang禁至此稍弛。(據上海古籍出版社令李清照集箋註》)
據說，宋太祖趙匡胤登基後，有過一條不成文的規定，不得殺淨臣，不得殺讀書種子。刻石銘碑，藏於禁中，是否如此，未見正史，不敢斷言。但趙姓皇帝對待知識分子，在歷朝歷代中，尚屬禮遇，大體而言，刻薄是有的，殘暴還說不上。在中國封建社會中，文人做官，做到部長級，國務委員級，副總理級的高層職務，也就只有宋朝的范仲淹、王安石、歐陽修、司馬光和蘇軾等人達到如此官位。他們出入宮禁，位列中樞，掌握機要，籌謀決策，真正受到帝王重用，那才真叫當官，絕不是當擺設，充玩意兒，起花瓶作用的閒差虛位。有職有權，有威有勢，足夠讓今天已做官的，想做官的作家，或者詩人，豔羨不已。
李清照的父親李格非，也非等閒人物，以禮部員外郎，拜提點京東刑獄、作為河南、山東一帶的“司法廳長”，“警察總監”，官也做得不算小的。所以，平心而論，混賬如趙佶者，儘管修理文人，不遺餘力，透過“黨人案”，大搞宋朝的政治運動，倒沒有開過殺戒，沒有砍人腦袋，總算不違祖宗規矩。不過，他先打“元祐奸黨”，後打“元符奸黨”，雷厲風行，嚴懲不貸，鬥爭從嚴，處理也從嚴.充軍發配，妻離子散，打得大河上下，京師內外，殺氣騰騰，鬼哭狼嚎，也是蠻恐怖的'。
北宋白神宗變法以來，到徽宗的“雙打”，知識分子就不停地被“翻燒餅”，烙了這面再烙那面，烤焦這邊，再烤那邊，今天把這撥打下去，明天把那撥抬上來，後天，給打下來的這撥昭：寫，再後天，又將抬上來的那撥打下去。這過程，正是李格非所受到免官、下放、復職、再謫的政治遭遇。他在哲宗朝元祐年間，因蜀黨被起用，到了徽宗朝崇寧年間洛黨抬頭，又遭被打下去的噩運。
可是，“元祐黨人”都是正直的知識分子，都是有才氣的文人，而對立面“元符黨人”，幾乎無一不是小人。知識分子的本性，土可殺而不可辱，辱比殺更能挫折識文斷字之輩。宋徽宗這種銘刻在石板上的“元佑奸黨碑”，可以算是中國四大發明之外的第五大發明，比西方的恥辱柱，不知早了多少年?當代歷次政治運動中，出現過的大字報、戴高帽、批鬥會、“噴氣式”，追本溯源，都是借鑑宋徽宗的這一手。
現在已經找不到李格非到廣西以後的情況資料，但他女兒卻因為是奸黨的親屬，在開封的日子，不怎麼好過。第一，她不能不掛念謫放遠方的老爹;第二，她不能不犯愁自己要被遣送的命運。株連一說，雖然出自秦朝，但是各朝各代的統治者，無不奉為圭臬。宋朝，不可能有“可以教育好子女”的“給出路”政策，但不可能沒有以蔡京為首的“雙打辦公室”，以高俅領銜的“清查奸黨工作組”。在中國，只要一搞運動，整人者，層出不窮，告密者，紛紛出籠，檢舉者，望風捕影，打小報告者，如影隨形，立刻就是小人輩出，奸佞紛呈，惡狗滿村，爬蟲遍地的興旺景象。一個詩詞寫得如此出色，人品生得如此出眾的女詩人，能逃脫得掉這麼多“業餘警察”的眼睛嗎?
我真為當代那些受到無微不至呵護的美女作家額手稱慶，她們幸虧沒有生在宋朝，而託福生在有如此眾多好色之徒的中國當今文壇，才有這份好運氣的。
幸好，李清照的先生趙明誠很愛她，是她在那不堪屈辱的日子裡，惟一的精神支柱。這位在大學“讀研”或者“考博”的丈夫，既沒有跟她真離婚或假離婚以劃清界限，也沒有立時三刻大義滅親把她掃地出門，而是四處求情，輾轉託人，送禮請客，以求寬容，挨一天算一天，儘量拖延著不走。
實際上，趙明誠完全可以求他的父親趙挺之，這位官至尚書左丞除中書侍郎，相當於副首相的高階幹部，只消說一句話，誰敢拿他的兒媳怎樣。然而，此人很不是東西，“炙手可熱心可寒”，就是李清照對這位長輩的評價。
趙挺之不會為“雙打分子”的子女李清照緩頰的，一方面是親不親，路線分;另一方面便是一種陰暗心理了。此人幾乎謅不出幾句像點樣子的詩詞，很生悶氣，這和當年江青死整20世紀30年代文化人一樣，對他的兒媳，有妒火中燒的文人情結啊!
正是這許許多多的外部因素，李清照相當不是滋味，才有這首前景渺茫，後果難料的《一剪梅》。明人王世貞評說此詞：“可謂憔悴支離矣”(《弁州山人詞評》)。這四字評語，可謂大奇。只有笛中人，過來人，才能作此等語。因為其父王仔，藏有《清明上河圖》，嚴東樓想要，王仔不敢不給，但又捨不得，只好搞了一份贗品送去。誰知被人揭發，由此忤怒嚴嵩，便找了別的藉口，將他關進大牢。王世貞營救無計，眼看其父瘦斃獄中。這種相類似的感受，從時代背景這個大的角度，來忖度李清照寫作時的心態，是說到了點子上的。
其實很多詩詞背後都有這樣一個背景，或複雜不已，或驚心動魄，或纏綿悱惻，或斷人心腸……瞭解了詩詞的背景故事有助於我們有助於瞭解詩詞表達的內容，以及其中所蘊含的情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