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爭臣論》
韓愈的《爭臣論》是一篇從當時政治出發，有的放矢的重要論文，評論的人是真人，事是真事。
爭臣論
作者：韓愈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
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恆其德貞而夫子兇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雲：‘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土，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後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後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
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亻朁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啟之也。”
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
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
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
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
【譯文】
有人在我這裡問諫議大夫陽城：“他可以算是有道之士嗎?他學問淵博見識廣博，不用求教於人。按古人的道理行事，居住在晉地的偏遠之處。晉地的百姓受到他德行的薰陶因此有幾千人善良。有大臣聽說了便舉薦他，天子任命他為諫議大夫。人們都認為很光彩，陽子並沒有喜色。待在這個位置上五年了，看他的德行如同還是在野一樣。他豈是因富貴而偏移心志的人啊!”
韓愈我回答他道：“這就是《易經》的柔順的恆卦所說的長久不變它的德操對男人是壞事啊。怎麼能算得上是有道之士哦?在《易經·蠱》的上九卦中說：‘不侍奉王侯，使自己的情操高尚’。《蹇》的六二卦就說：‘國家的臣子處境艱險，不是因為自己的原因，是為了國家和君主啊。’這也是因為在不同的時段境況，而所遵循的道德標準不同。象《蠱》的上九卦，處在無所作為的境地，卻要致力於並非自己力所能及的高尚事業;象《蹇》的六二卦，處在國家臣子的位子，卻將不理國事作為高尚的心志，那麼冒進的禍患就會產生，對為官不作為的現象的諷刺就會很多。這樣的樣板可不能作為標準，而且其過錯的遺害終久難以消除的。如今陽先生在職不算不久了，瞭解天下的得失不可能不熟悉了，天子待他不可謂不是厚愛有加了，而他卻未曾有一句涉及朝政的話，看待朝政的得失，就好象越國的人看待秦國人的胖瘦，輕飄飄在他的心裡沒有一點喜憂的感受。問他的官職，就說是諫議大夫;問他的俸祿，就說：‘下大夫級別的薪俸’;問他的職責，就說：‘我不知道啊’。有道之士，原本是這樣的嗎?而且我還聽說：有官職的人，不稱其職就離開;有進言責任的人，進言而無作用就離開。今天的陽先生認為他自己進言了嗎?該進言而不言語，與不用他的進言而不離開，沒有一樣是值得肯定的。陽先生是為了俸祿而出仕吧?古人有話說：‘為官不是因為
貧窮，而有的時候又是因為貧窮’，說的就是為了俸祿的官員。這種官員應當辭去尊貴的官職而呆在卑下的地位，離開富有處身貧窮，象那些守關打更的人一樣就行了。孔子曾經做糧倉主管，曾經做六畜主管，都不敢耽誤他的職守，必定說：‘統計停當了才算完啊’，必定說：‘牛羊生長好了才行啊’。象陽先生的俸祿，不是卑下和貧窮，這是非常明顯的，卻如此作為，他這樣可以嗎?”
有的人說：“不，不是這樣的。陽先生不諷諫皇帝的原因，是作為臣子不做揭示他的君主的過錯來得到名望的行為，所以雖然有諫有議論，讓人不得而知啊。《書經》說：‘你有好謀劃好的策略，就進到裡面告訴你的君主，你在外面誇獎君主，說：‘這麼好的謀劃這麼好的策略，只有我的君主的德行才想得出來。’’陽先生的用心，也和這是一樣的。”
韓愈我回應道：“如果陽先生的用心是這樣，更讓我迷惑的了。進去諷諫君主，出來不讓人知道的臣子，是大臣宰相的事情，不是陽先生適合做的事。陽先生本來以百姓的身份隱居在蒿草棚之下，皇上獎賞他的行為適宜，提拔他到這個職位。官職以諫作為名稱，完全應該有行動來盡他的職守，讓全國各地和後代知道朝廷有如鯁在喉不吐不快的直言的臣子，天子有不誤賞、順遂地聽從諷諫的美德。那些山林隱居的人士，聽了便羨慕他，綁好衣帶紮起頭髮打扮整齊，願意來到朝廷申述他們的見解，致使我們的皇帝成為堯舜一樣的賢帝，英明名聲流芳萬古。如同《書經》所說的，那麼大臣宰相的事，不是陽先生所適合去做的。而陽先生的用心是要讓君主討厭聽到自己的過錯吧?是促使這種現象的發生啊。”
有的人說：“陽先生的不求聞名而人們宣揚他，不求被任用而君主任用他，是不得已而起來的。他堅守他的原則不變，為什麼您責備他這麼嚴厲呢?”
韓愈我說：“自古聖人賢士都沒有有求於聞名、被任用。為當時的不平而憂患、為民眾不得治理而憂患，按照他們的原則，是不敢獨善其身，而一定要普救天下啊;勤勞不懈，到死才算結束。所以禹過家門不入，孔子來不及把座席坐暖又繼續趕路遊說列國，而墨子家煙囪都燻不黑長年累月奔波在外。這兩為聖人一位賢士，豈會不知道自己的安逸是享樂嗎?實在是敬畏上天寄託的責任同情百姓的困苦啊。上天授予某人賢能的才能，難道是使他自己優於旁人就完了嗎?其實是要用他們補救這個世上的不足之處啊。耳目在身上的作用，耳朵是用來聽而眼睛是用來看，聽清楚那些是非，看清楚那些險和易，然後身體才得安寧啊。聖賢的人，就是那個時代的人們的耳目啊;那個時代的人們，就是聖賢的身體啊。而陽先生如果不賢能，就要受賢能的人役使來效力他的上級啊。如果他真的賢能，就本該敬畏天命而為人們的困苦憂愁，怎能好整以暇地自得安逸呢?”
有的人說：“我聽說君子不喜歡強加於人，而且不揭發別人的陰私指責別人的過失來表現自己的直率。象先生這樣的言論，直率是夠直率的，不是損傷自己的德行而且浪費唇舌嗎?喜歡和盤托出揭示別人的過錯，國武子之所以在齊國被殺，先生也聽說了吧?”
韓愈我說：“君子處在他的職位上，就想的是為他的職責而死;沒有得到職位，就要想著說好他的言論來闡明他的道理。我是要闡明道理，不是來表現自己的直率而強加於人。而且國武子不能親近獲得善人的理解，只是喜歡在內亂的國家說出所有的言論，所以被殺。古書上說：‘只有善良的人能夠接受所有的言論。’是說他們聽了能夠改正缺點。您告訴我說：‘陽先生可以算得上是有道之士。’現在雖然不能達到自己所認為的高度，陽先生難道不是一個善人嗎?”
【解析】
這是一篇從當時政治出發，有的放矢的重要論文，評論的人是真人，事是真事。作者直言不諱地發表意見，表現了敢於面對現實，干預生活的勇氣。而且後來的評論家都認為，本文所批評的'諫議大夫陽城在此後三年，改變作風，伏闕上書，挾擊奸臣，多少得力於韓愈這一擊之功。可見本文是產生了積極的社會效果的。
本文中心思想是要求人們忠於職守，反對因循敷衍，無所事事。這些原則到今天還是適用的。區別在於，韓愈論述的出發點是封建名位觀念，是忠於封建帝王的。
本文采用的結構獨具一幟，截然的四問四答，但又能緊密銜接，首尾呼應。並有駁有議，時開時闔，忽擒忽縱，從寬處帶緊，又從逼緊處放寬。目的都在於促進陽子諍諫，而不是惡意的譏刺。這也是值得借鑑的。
【賞析】
本文在寫法上採取問答的形式。首先由對方發問，提出陽城是“有道之士”的看法，並且闡述其理由。儘管是發問，實際上是希望得到韓愈的認可。這就迫使韓愈不能不就什麼是“有道之士”，什麼是“爭臣”作一番論證。這第一輪辯論之後，對方其實已經勢屈。勢屈而不服，只有用狡辯的方式來應戰了。認為陽城不是不諫議，而是不願讓君主負惡名，所以他雖有諫諍而外人不知。這個狡辯應該說是很難反駁的，因為在古代君主是神聖的，臣子確有不願讓君擔惡名而匿其諫諍之跡，所謂朝回焚諫草，是為世俗傳為美談。論者企圖以此而使韓愈語塞。但韓愈稟承的是原始儒家的政治原則，並不像一般人那樣，把君主看得那樣神聖。諫官之設，其前提就是君主會犯錯誤，所以作為諫官而隱瞞君主犯錯誤的事實，久而久之，就會使君主真以為自己是永遠英明正確的。這種行為，其危害是顯而易見的。陽城如果真像論者所說的那樣，難道他是為了有意地讓君主養成“惡聞其過”的危險習慣嗎?第二輪辯論後，勝負已成定局。但對方仍然可笑地負隅頑抗，甚至到最後提出了與開始的觀點完全相矛盾的理由，企圖讓韓愈最後收回對陽城的批評，但這隻能使自己越來越失去道義的立場。全文的整個論辯設計，確實頗為精彩。
歷史的事實是，陽城在後來陸贄遭貶官時曾經力諫，這說明他是一個有責任心的諫官。但他一開始任諫官五年不言事，確是不對。
拓展閱讀：關於韓愈的典故
(一)、諫諍之路
韓愈曾與柳宗元、劉禹錫同被任命為監察御史。貞元十九年(803年)，關中地區大旱。韓愈查訪發現，災民流離失所，四處乞討，關中餓殍遍地。目睹嚴重的災情，韓愈痛心不已。而當時負責京城行政的京兆尹李實卻封鎖訊息，上報朝廷說，關中糧食豐收，百姓安居樂業。這激起了韓愈的一腔怒火。他奮筆疾書，向皇上遞交了《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飢狀》，反映真實情況，並請求減免這一地區的租稅。韓愈這一舉動不僅沒有引起唐德宗的重視，反而在小人讒言之下被貶為連州陽山令。
元和十四年(819年)，早已被調回長安的韓愈又以一篇《論佛骨表》上疏直諫，對興師動眾、耗費巨資，掀起迎拜佛骨狂潮的憲宗加以勸誡。他在文章中懇請，將佛骨“投之於水火，永絕根本，以斷天下後世的迷信疑惑”“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一切災殃，由臣承擔，上天鑑福，絕不怨悔”。可唐憲宗讀後大為震驚，要對韓愈處以極刑。多虧一眾官員為韓愈求情，他才倖免一死，被貶為潮州刺史。被貶後，韓愈寫下“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的詩句，表達了他忠心進諫、一心為國為民的情懷。
“文死諫，武死戰”，這是中國古代為官者的最高境界。韓愈曾寫道：“願辱太守薦，得充諫諍官。”可見，他的仕進理想就是做好一名諫官。要做好諫官，就不能怕得罪人——哪怕是皇帝。“欲進短策，無由至彤墀。刳肝以為紙，瀝血以書詞。”雖然他最終並沒能做成諫官，但以自己的實際行動踐行了這一信條。
(二)、風流成性
據傳韓愈很縱慾，妻妾成群，以致性功能大為衰退。他經常服用壯陽藥，古代的壯陽藥中多有硫磺成分，多食有害，於是韓愈聽了他人建議，把硫磺研成末喂公雞，等公雞長大後再食雞肉，使公雞先吸取了硫磺的毒性，從而間接獲得硫磺的壯陽功效，可是這樣吃多了還是使他死於此。宋人陶谷《清異錄》上說：“昌黎公逾晚年頗親脂粉，故可服食;用硫磺末攪粥飯，啖雞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靈庫’，公間日進一隻焉”，但是，“始亦見功，終致絕命”。
《馬說》的出現，正是表現韓愈的懷才不遇，有志難酬，痛斥昏庸統治者的愚妄無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