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維是盛唐邊塞詩派
王維是山水田園詩派的代表人物。其他題材較少。以軍旅和邊塞生活為題材的《從軍行》、《隴西行》、《燕支行》、《觀獵》、《使至塞上》、《出塞作》等，都是壯闊飛動之作。
王維一生曾兩次出塞赴邊，第一次是因遭受朝廷的打擊而被貶涼州，第二次為奉命出使偷林郡，其時間均在唐玄宗開元年間。王維現存的40 首邊塞詩，大致可分為親歷邊塞詩、送別邊塞詩、虛擬邊塞詩三類，且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特色獨具。王維的邊塞詩對時人與後人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對盛唐邊塞詩派的形成與確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唐玄宗在位的開元、天寶時期，邊塞詩的創作，以詩人之眾多，名作之如林，而成為當時詩壇上一道亮麗的風景線。而以山水田園詩著稱的詩人王維，即創作了不少邊塞詩名作，如《使至塞上》、《從軍行》、《隴頭吟》 等，令人遺憾的是，王維現存的邊塞詩為整 40 首 ，其數量雖然較高適的 20餘首明顯為多，但卻始終不曾引起邊塞詩研究者或文學史家們的重視，而己行世的多種王維研究著作，對於王維邊塞詩的涉筆也甚微。在單篇論文方面，以“王維邊塞詩”為題進行研究者，不僅數量極為有限，而且所言多隻停留在思想內容這一層面上 。這種研究狀況的存在，對於王維其人其作的全面研究，顯然是不利的。有鑑於此，本文擬就王維的邊塞詩作一較為全面的觀照，併兼對王維兩次邊塞之行的歷史真實略作考辨。
一、遭受打擊與奉命出使
研究王維的邊塞詩，首先得對王維邊塞之行的歷史真實進行考察，因為二者的關係極為密切．對於王維的邊塞之行，傳統的說法認為，王維一生曾兩次出塞赴邊，第一次的時間是在開元二十五年秋至二十六年夏間，第二次的時間為天寶四載，前者的事由為“赴河西節度使幕為監察御史兼節度判官”，後者則為“受制出使”。持此說者，有陳鐵民《 王維集校注 》所附之《 王維年譜 》（以下簡稱“陳《 譜 》”）等。對於王維的第一次邊塞之行也即“赴河西節度使幕”者，研究者尚有另一種認識，即認為王維的此行，乃是受朝廷打擊的結果所致。如孫昌武 《 佛教與中國文學 》 即持此說：“王維出朝到河西節度使崔希逸處作判官，這是他受到的另一次打擊。” 這兩種說法當以何為是呢？持打擊說者雖然未能對“打擊”提供材料方面的依據，但核之有關史實，知其乃為事實。
眾所周知，王維在開元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期間，之所以能在京師長安任職，主要是因為張九齡的薦舉所致，而王維集中的《獻始興公》一詩又可證之。是詩之末有云：“賤子跪自陳，可為帳下不？感激有公議，曲私非所求！”求張九齡汲引之意甚為明顯。而王維也因了這一次的獻詩於張九齡，而被“摧（？）右拾遺”。但據《唐書·玄宗紀》、《舊唐書 · 張九齡傳》等材料可知，張九齡在開元二十四年十一月“罷知政事”，翌年四月即被貶荊州長史，而被貶的原因，則為薦舉非人。《新唐書．張九齡傳》對此載之甚詳，其雲：“嘗薦長安尉周子諒為監察御史，子諒幼奏仙客，其語援徽書。帝怒，杖子諒於朝堂，流壤州，死於道。九齡坐舉非人，貶荊州長史。”張九齡既然被貶荊州，其所貶又為薦舉非人，而王維之任右拾遺乃為張九齡所擺拔，且此前王維因違“禁約諸王”之令曾遭受過唐玄宗的親自懲治 。合勘之，則王維是次的河西之行，乃因打擊所致也就甚明。即是說，王維的這次遭受打擊，應主要是與張九齡因薦舉非人而被貶荊州有關的。而其集中的《寄荊州張垂相》一詩，又正好透露出了這一方面的資訊。是詩云：“所思竟何在，悵望深荊門。舉世無相識，終身思舊恩。方將與農圃，藝植老丘園。目擊南飛鳥，何由寄一言。”其中的“方將與農圃，藝植老丘園”兩句，是王維在張九齡被貶荊州後，為自己前途擔憂所作的一種最壞的打算。但朝廷並沒有讓王維去“藝植老丘園”，而是將他貶到遠離京師整“二千里”之遙的涼州。王維到了涼州後，陳《譜 》據王維集中《涼州賽神》、（雙黃鵲歌送別》二詩題下“時為節度判官，在涼州作”之所謂“自注”, 而認為王維是“先為監察御史，後兼節度判官”, 並說：“唐時節度使皆自闢佐史，然後上聞，蓋維先以監察御史的身份出使河西，至幕府後，又受到希逸的聘用，兼任節度判官。”實際上陳《譜 》的這一認識乃為錯誤，原因是據《舊唐書 · 職官志三》可知，節度使府之行軍司馬、判官、掌書記、參謀、隨軍諸職，“皆犬寶後置”。而成書於開元二十七年的《唐六典》無“節度判官”等職之載，又可對此佐證。由是而觀，可知王維在涼州是不曾“兼任節度判官”之職的。也就是說，《涼州賽神》、《 雙黃鵲歌送別 》 二詩題下的“時為節度判官，在涼州作”的所謂王維“自注”，乃皆系他人所作偽。而此僅為問題的一個方面。
問題的另一個方面是，王維此行既然是因遭受打擊所致，則其集中《出塞作》詩題下的“時為侍御史，監察塞上作”之“自注”不可相信，也就甚為清楚。即是說，王維此次的河西（涼州）之行，是不可能以“侍御史”的身份去“監察塞上”的。這是因為，王維當時是否任侍御史之職，乃無任何材料可以為之證實。退一步說，即使王維當時確曾任侍御史之職，他也是不能“監察塞上”的，原因是唐玄宗開元、天寶時期的侍御史並不掌“監察”之職事。對此，杜佑《通典》卷二十四乃有專載，其於“侍御史”內雲：“侍御史凡四員，掌糾察內外，受制出使，分判臺事。…… 神龍以來稍革之，其後名流慎選，體於貞觀、永徽矣。侍御史之職有四，謂推（推者，掌推舉也）、彈（掌彈舉）、公糜（知公廖事）、雜事（臺事悉總判之）。”這段文字寫得十分清楚，侍御史只在神龍以前“掌糾察內外，受制出使”，於神龍後朝廷則對其職事進行了調整，即主要負責“推”、“彈”、“公庭”、“雜事察塞上”的，而 《出塞作》題下的那條所謂“自注”非出自王維手筆，也就不言而喻。這樣看來，可知此次河西之行的王維，是既不曾任侍御史之職，又不曾“時為節度判官”與“監察塞上”的。
再看王維的第二次邊塞之行。如上所言，陳《譜》認為，天寶四載任侍御史之職的王維，因“受制出使”的緣故，曾到過榆林、新秦二郡，其集中的《榆林郡歌》、《新秦郡松樹歌》 二詩即寫於是時。但據上引《通典》卷二十四可知，“受制出使”與唐玄宗時期的侍御史根本沒有任何關係，所以，陳《譜》認為王維在天寶四載曾出使榆林、新秦的說法，乃是不可信的。這就是說，在王維生平的歷史真實中，他壓根兒就不曾於天寶四載到過今內蒙古準格爾旗東北黃河南岸的十二連城（唐榆林郡治所）一帶。由長安至榆林，新秦乃必經之地。 《新秦郡松樹歌》有云：“青青山上松，數里不見今更逢。”詩題中的新秦郡，《新唐書·地理志》 載雲：“開元十二年析勝州之連谷、銀城置，十四年廢，天寶元年復置。”據此，知王維的此次邊塞之行當在天寶元年以後。但若以唐人多喜用舊地名入詩的習稱度之，似其時又當在開元之際，而王維天寶年間行跡皆歷歷可考的事實，又可對此佐證之。又《榆林郡歌 》有云：“千里萬里春草色，黃河東流流不息。黃龍戍上游俠兒。愁逢漢使不相識。”其中的“漢使”之所指，即為作者本人。這四句詩表明，王維此行不僅時令在春，而且是奉命而為。合勘之，似王維當在開元末期的某年春天曾奉命出使榆林郡一次，即王維此次的出使榆林，乃在其河西行之後。以王維的行跡與宦歷言，其自開元二十三年為張九齡摧（?）拔為右拾遺後，於開元二十五年秋天西出河西，二十六年夏天東還長安，二十八年秋七月經蜀川“知南選”於黔州，二十九年春順長江出峽而還京師。即是說，在開元二十三年至開元二十九年的七年中，只有開元二十四年、二十五年、二十七年、二十八年這四年的春天，可供王維奉命出使榆林，但其具體為哪一年，則不可考。
二、王維邊塞詩分類鳥瞰
儘管王維奉命出使榆林郡的準確時間難以考知，但王維在天寶元年之前曾經兩次到過邊塞，則為事實。這兩次的時間雖然只有一年左右，但其於王維的生活與創作而言，乃是甚為重要的。因為這兩次的邊塞之行，不僅使王維有機會對邊塞生活進行了親身體驗，擴大了其認識社會的視野，而且也豐富了其詩歌的創作內容，昇華了其詩歌的藝術境界。如果以此為視點，並結合文學寫作學的角度進行考察，則王維現存的 40 首邊塞詩，大致可以分為如下三種類型：
（一）親歷邊塞詩。這類邊塞詩又可稱之為紀事邊塞詩，或者寫實邊塞詩。這是唐代邊塞詩的主流，即其皆為詩人們寫於邊塞前線，且其所寫又皆為詩人們所見與所聞，因此，這類邊塞詩既具真實性與即時性．又不乏新聞性與形象性，如岑參現存的邊塞詩，幾乎全部屬於此類。王維集中的這類邊塞詩，除了上面所言及的《榆林郡歌》、《新秦郡松樹歌》、《出塞作》、《涼州郊外遊望》、《涼州賽神》、《雙黃鵲送別》諸詩外，還有《使至塞上》、《送崔三往密州覷省》、《靈雲池送從弟》等作。從總的方面講，王維的這類邊塞詩，不僅題材廣泛，內容豐富，而且寫實性也很強，則其自然是屬於典型的紀事寫實之作。如《涼州郊外遊望》一詩：
野老才三戶，邊村少四鬱。
婆姿依里社，蕭鼓賽田神。
灑酒澆當狗，焚香拜木人。
女巫紛屢舞，羅襪自塵生。
全詩對涼州地區胡漢邊民祭祀社神的情景，寫得既生動形象，又莊嚴有序，讀之使人如臨其境、如睹其事一般。王維集中另有《涼州賽神》一詩，也與此相類似：“涼州城邊少行人，百尺峰頭望虜塵。健兒擊鼓吹羌笛，共賽城東越騎神。”這是一首直接寫邊地民眾進行賽神活動的詩。從這兩首詩可知，唐代涼州一帶的“賽神”活動，不僅內容豐富多彩，形式多種多樣，並且場面壯觀，氣氛熱烈．而所有這一切，均為作者親眼所見。所以，這兩首詩之所寫，又如兩幅“邊地習俗圖”一般，作者則於其中又採用了“點”、“染”之法，而使涼州人民對豐收的企盼，對生活的嚮往與熱愛，以及抗擊入侵者的英雄氣概等，皆得以形象而又鮮明之展現．而《使至塞上》一詩，則更是別具特點：
單車欲問邊，屬國過居延。
徵蓬出漢塞，歸雁入胡天。
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
蕭關逢侯騎，都護在燕然。
這是王維集中最負盛名的一首邊塞名作。全詩 j 、句，句句都是對作者西至涼州時的紀行。首聯與尾聯，既問答並用，又互為呼應，極寫“邊”之浩瀚，以反襯出詩人初次西行時的心境。中間四句，重在寫詩人“出漢塞”而“入胡天”之所見。“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這兩句所寫，場面壯闊，景象雄渾，意象吃動，扣人心絃，非親歷其地親睹其景者，是難以作如此大手筆之描繪的。其他如《出塞作》之“護羌校尉朝乘障，破虜將軍夜渡遼。‘玉靶角弓珠勒馬，漢家將賜霍漂姚”，《榆林郡歌》之“山頭松柏林，山下泉聲傷客心。千里萬里春草色，黃河東流渡不息”等，或紀事，或寫景，其事與景即皆為詩人所親歷親見，因此均能給人以真實親切之審美感受。
（二）送別邊塞詩。這類邊塞詩與上述親歷邊塞詩中的送人之作相比較，其最大的不同點在於，前者的送人之地為邊塞，後者的送人之地則在長安或者他地。如在《送崔三往密州鰓省》 一詩中，王維所送之崔三其人，乃是由涼州“往密州覷省”的．故此詩的作地為邊塞也就甚為清楚．而送別邊塞詩則不然。以《送岐州源長史歸》一詩為例，詩題中的源長史其人，儘管曾與王維同在河西崔希逸幕府供職一時，且王維於詩中又多言及邊塞之事，但據詩意可知，這位源長史此行乃是由長安而歸岐州的，所以王維以詩相送之地非為涼州甚明。正是因為這類邊塞詩的作地不在邊塞，所以作者於所送之人，大都是對其邊塞之行的舉措予以鼓勵和讚賞，並積極支援其到邊塞去建功立業。王維集中的這類邊塞詩甚多，其代表作有 《奉和聖制送不蒙都護兼鴻護卿歸安西應制 、《送張判官赴河西》、《送趙都督赴代州 、 《送劉司直赴安西》、《送平淡然判官》、《送宇文三赴河西充行軍司馬》、《送陸員外》、《贈裴將軍》 、 《 送韋評事 》、《送元二使安西》等。如《 送張判官赴河西》詩：
單車曾出塞，報國敢邀勳。
見逐張徵虜，今思霍冠軍。
沙平連白雪，蓬轉入黃雲。
慷慨倚長劍，高歌一送君。
僅就第五、六兩句的寫景而言，可知這首詩的作年乃是在王維涼州行之後的，這是因為，其所寫之景，皆為王維當年所親歷親見。而作者之所以寫此詩並“高歌一送君”者，關鍵就在於其友人張判官的再次“報國敢邀勳”（據“單車曾出塞”之“曾” , 知張判官此前曾出塞一次），因而才有對其“慷慨倚長劍”之激賞。又如《送趙都督赴代州》詩：
天官勤將星．漢地柳條青。
萬里鳴刁斗，三軍出井隆。
忘身辭鳳闊，報國取龍庭。
豈學書生竿，窗間老一經。
仍然是以鼓勵、激賞的語言相贈送，特別是最後四句，以真摯的情感，對友人趙都督的出塞赴邊、許身報國之壯舉，進行了高度讚揚，並勉勵其一定要建功邊睡。而值得注意的是，王維在這一類邊塞詩中對友朋因臨別而所贈之言，其所體現與反映的`，乃是他自己早年抱負的一個縮影。由於種種原因，詩人自知許身報國已是無望，因此只得寄希望於他人，特別是那些赴邊出塞的友人，此即成為了王維送別邊塞詩的核心之所在．所以，在王維的這類邊塞詩中，既洋溢著詩人的愛國熱情，又閃爍著一種時代的光輝，其思想性也自然藉此而得到了進一步昇華。
（三）虛擬邊塞詩。對於這類邊塞詩，亦有稱之為模擬邊塞詩者。大體說來，這類邊塞詩之所寫，既非以詩人之親歷目睹為具體描寫的依據（就其紀實性與即時性而言），也不是對歷史事件或事實作如實之描述，而是屬於生活真實範疇的一種藝術虛構。正因此，對這類邊塞詩進行寫作年代的確定，就令人感到特別棘手，原因是無任何依據可藉之以對其進行編年。如王維集中的《少年行四首 、《燕支行》、《夷門行》、《隴西行》、《隴頭吟》、《老將行》、 《從軍行》、《李陵詠》、《觀獵》等詩，即皆是如此。不獨如此，這些邊塞詩所描寫的內容，儘管極具典型性與代表性，但卻又很難與某一具體歷史事件或事實進行“對接”。請看《燕支行》一詩：
漢家天將才且雄，不時誦帝明光宮。
萬乘親推雙閱下．千官出錢五陵東。
誓辭甲第金門裡，身作長城玉寒中。
衛霍才堪一騎將，朝廷不數貳師功。
趙魏燕韓多勁卒，關西俠少何咆勃。
報仇只是聞嘗膽，飲酒不曾妨刮骨。
畫戟雄戈白日寒，連旗大篩黃塵沒。
登鼓遙翻瀚海波，鳴茄亂動天山月。
麟麟錦帶佩吳鉤，颯杳清驪躍紫騷。
拔劍已斷天驕臂，歸鞍共飲月支頭。
漢兵大呼一當百，虜騎相看哭且愁。
教戰須令赴湯火，終知上將先伐謀。
這首詩的題下有“時年二十一”之所謂“自注”, 其實是靠不住的，因為王維並無“自注”的寫詩習慣 。如果將王維生平與詩中所寫內容綜而觀之，可知這首詩的作年當在王維兩次赴邊之後，但確切年份則無考。全詩以“漢家天將”的出征為描寫物件，透過“萬乘親推”、“千官出餞”的盛大場面，用以突出“天將”的非凡氣概，並對其率部深入“燕支”前線、劍斷“天驕臂”而大獲全勝的英雄事蹟．進行了熱情謳歌。然而詩人筆下所描述的這一切，都是屬於建立在生活真實之上的藝術典型，即在正史新舊《唐書》中，並無可與其“對號入座”的具體人和具體事。再看《隴頭吟》：
長安少年遊俠客，夜上戍樓看太白。
隴頭明月回臨關，隴上行人夜吹笛。
關西老將不勝愁，駐馬聽之淚雙流。
身經大小百餘戰，魔下偏稗萬戶侯。
蘇武才為典屬國，節魏空盡海西頭。
這首詩是否為《老將行》的初稿，因資料所限，我們不得而知，但二者皆為“身經大小百餘戰”的老將得不到封賞而鳴不平的主旨，則是甚為一致的。由此看來，可知這兩首詩在“人”與“事”方面雖然為“虛”，實則是“虛”中有“實”，即其所批判的筆鋒均直接指向了當時的唐王朝．其思想的深刻性僅此即可見一斑。
上述王維的三類邊塞詩，既各自有別而又各具特點，因此，其無論是從思想性抑或藝術性乃至審美的角度言，都堪可稱之為王維詩歌中的一束奇葩。這些邊塞詩的存在，不僅豐富了王維詩歌的內容，擴大了其詩歌的題材表現領域，並且在所獲成就方面，與其山水田園詩相比較也不遜色。而開元時期王維的思想與抱負，藉之亦可窺其大概。所以從總的方面講，這些邊塞詩所反映所代表的，乃是王維詩歌中的一種精神。
三、王維邊塞詩的文學史地位
邊塞詩之於唐代，最早對其進行創作的詩人，當首推唐太宗李世民．這位皇帝詩人現存的邊塞詩，被《全唐詩》編於卷首的作品有《飲馬長城窟行》、《執契靜三邊》、《遼城望月》、 《於北平作》、《傷遼東戰亡》、《遼東山夜臨秋》等。唐太宗的這些邊塞詩，均為其寫於率部征戰遼東期間，故所寫皆乃為其之親身經歷與親眼所見。其後，陳子昂以其兩次赴邊出塞的經歷，先後寫下了《贈趙六貞固二首》、《觀荊玉篇並序》、《度峽口贈喬補胭知之王二無競》、 《題居延古城贈喬十二知之》、《居延海樹聞鶯同作》、《題祀山烽贈喬十二侍御》、《還至張掖古城聞東軍告捷贈韋五虛己》、《送魏大從軍》、《和陸明府贈將軍重出塞》、《西還至散關答喬知之》、《東征至淇門答宋參軍之問》、《薊丘覽古贈盧居士藏用》、《登幽州臺歌》等詩。據彭慶生《陳子昂詩注》可知，陳子昂的兩次邊塞之行，共創作了21 首邊塞詩，其數量之多，乃居初唐詩人之冠。唐太宗與陳子昂對邊塞詩的創作，不僅拓展了唐詩的題材領域，為“軍事文學”之作在當時的詩壇上贏得了一席地位，而且也極大程度地激發了青年詩人們到邊塞前線去建功立業的雄心與壯志。而正是因此之故，詩人楊炯才於《從軍行》中，發出了“寧為百夫長，不作一書生”的吶喊。楊炯雖然不曾出塞，但其與盧照鄰等詩人一樣，也曾創作了一些屬於送別類的邊塞詩，如《送劉校書從軍》 即為其例：而在盧照鄰集中，則有《送幽州陳參軍赴任 等詩。所以，從盛唐邊塞詩派的角度言，唐太宗、楊炯、陳子昂等人的邊塞詩創作，已是為其之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礎的。而為這一詩派的形成與確立作出了重要貢獻的詩人，則非王維莫屬。如上所言，王維現存的邊塞詩有整 40 首之多，這一數量在初盛唐邊塞詩人中，是僅次於岑參而名列第二的。眾所周知，岑參是盛唐邊塞詩派中最重要的詩人之一，其一生曾五次赴邊，共創作了約 70首左右的邊塞詩（據《全唐詩 · 岑參集 統計）。岑參現存邊塞詩的這一數量，雖然較王維為多，但如果著眼於岑參“天寶三年趙嶽榜第二人及第”的這一事實，則王維在進行邊塞詩創作時，岑參尚不曾赴邊出塞，而是乃“往返於京洛間”的1131 ( Pl02）。如此，則知王維在邊塞詩創作的時間方面，乃是要較岑參早出十多年的（岑參天寶八載始隨高仙芝出塞，詳見聞一多 《唐詩雜論》第 108 頁）。而盛唐邊塞詩派中的另一位重要詩人高適，其現存邊塞詩的數量不僅較王維為少，而且在創作時間方面也較王維要晚出許多（唯《燕歌行》創作於開元二十六年，具體參見拙著《唐代詩人探績》第237一244頁）。其他如王翰、王昌齡、崔顏、賈至、王之渙、李碩等邊塞詩人，於邊塞詩創作的時間雖然大抵與王維相前後，但在數量上卻皆無法與王維相提並論。此則表明，王維乃是唐代大量創作邊塞詩的第一人。正是由於王維在開元年間就創作了一批數量可觀、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特色鮮明的邊塞詩，並經過高適、岑參等人共同的創作努力，才使邊塞詩這一唐詩中的新品種得以在當時尉為壯觀。於是，一個可與“山水田園詩派”比美的新詩派一一“盛唐邊塞詩派”即因此而形成，而確立。因此，著眼於盛唐邊塞詩派的發展史以論，王維應是這一詩派最早的奠基人之一。
作為詩人，王維對於盛唐邊塞詩的發展與繁榮所作出的努力，還重點表現在藝術的創新方面。相對於唐太宗、陳子昂及盛唐前期的邊塞詩而言，王維邊塞詩的藝術創新，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其一是以樂府詩題進行邊塞詩的創作。這是王維邊塞詩有別於唐太宗、陳子昂等人邊塞詩的顯著特點之一。王維集中屬於具有這一特點的邊塞詩，上舉其虛擬類邊塞詩中的《少年行四首》、《燕支行》、《夷門行》、《隴西行》、《隴頭吟》、《老將行》、《從軍行》等，即皆為其代表，其中，既有襲用樂府舊題者，如《少年行四首》、《夷門行》、《隴西行》、《隴頭吟》等，又有屬於新題樂府者，如《老將行》、《燕支行》等。這兩類樂府邊塞詩，雖然多屬古體詩的範疇，但也不乏近體詩之作，如《少年行四首》等，僅此，即可見出其形式的豐富性與多樣性之一斑。而據拙作《論王維的樂府詩》一文的考察又可知，王維現存的樂府詩，無論是樂府舊題抑或新題樂府，也無論是古體樂府抑或近體樂府，全部都是可以配曲而唱的，則其樂府類邊塞詩自然也不例外。這一特點的存在，對於王維邊塞詩的傳播與走向社會，顯然是極為有利的。
其二是王維的邊塞詩有許多是以寫人見長的。在邊塞詩中塑造與刻畫人物藝術典型，王維稱得上是開先河的一位詩人。一般來說，王維之前的初盛唐邊塞詩，大都為抒情與記事之作，即使如高適、賈至著名的唱和詩《燕歌行》也不例外．但王維的許多邊塞詩，則是重在以人物活動為描寫的中心，並且特別注重於人物的細節描寫，從而首創了在邊塞詩中對人物形象進行刻畫的先例，如《少年行四首》中的“少年”、《老將行》 中的“老將”、《燕支行》中的“漢家天將”等等，即皆為其詩歌人物畫廊中的藝術典型。這些邊塞詩中的人物形象，不僅有血有肉，栩栩如生，而且性格各異，風采獨具，如“少年”的血氣方剛與以身許國，“老將”的無辜被棄而愛國熱誠不減，“天將”的威風凜然與非凡的英雄氣概等，即皆具特點。也就是說，作者對這些人物形象的刻畫，既使之具有外貌特徵的鮮明性，又不失對其內心世界予以展現，因而具有很高的審美價值。而尤值稱道的是，王維還曾於一首詩中同時刻畫出幾個人物形象，且人物的精神面貌與思想情緒各自有別，如《隴頭吟》即是這方面的代表。在這首詩中，既有“夜上戍樓看太白”的長安少年，又有“夜吹笛”於隴上的行人（徵人） , 更有“駐馬聽之淚雙流”的關西老將，作者著力刻畫的這三個人物形象，所分別代表的是長年生活於邊塞前線的老、中、青三代徵人的不同情懷，因而極具典型意義。
其三是擴大了邊塞詩的藝術境界。從美感特徵的角度進行審視，王維的邊塞詩在詩境的營構方面，較之其前的邊塞詩而言，大都能給人以雄渾壯闊的審美感受。這其實是一種詩境的開拓。這種開拓所呈現出來的藝術特質，若借用沈德潛《唐詩別裁集》中的話來說，就是“雄渾勝” 。沈德潛的“雄渾勝”雖然是針對王維五律而言的，但王維的邊塞詩亦具有這一特點，如上引《使至塞上》即為其例。此詩“以英特豪逸之氣融貫於出色的景物描寫之中” ，形成了雄渾壯闊的詩境，並以長河、落日、孤煙、歸雁等意象相互作用，從而為讀者勾勒出了一個背景壯闊、氣象宏麗、意境深遠的壯美境界。由王維所開拓出的這種闊大壯美的藝術境界，不僅對後來岑參的邊塞詩以很大影響，而且還為岑參發揮到了極致。
王維邊塞詩所表現出來的上述三個方面的藝術創新，對於激發當時與後來詩人們的創作熱情，推動邊塞詩的繁榮與發展，以及於盛唐邊塞詩派的形成與確立，都具有不可低估的影響。而其之所以能夠進行如此創新者，則應主要來源於這樣的三個方面，一是詩人在邊塞的親身生活體驗與感受之使然，二是受漢魏樂府詩如曹植《白馬篇》等作品影響的結果，三是與其“畫師”的審美趣味關係密切。而這三者的結合，便歷史地奠定了王維作為盛唐邊塞詩派先驅者的永久性地位。
註釋：
① 關於王維邊塞詩的具體數量，研究者或認為有“整 30 首”，或認為是“三十多首”，或認為’ ' 40 首”等，說法種種，本文從“ 40 首”之說，故特此說明。
② 截止於 2007 年 10 月，對王維邊塞詩進行專題研究者，共有 6 篇論文，其依時間次序具體為：張清華《論王維的邊塞詩》（載《中州學刊》1984年3期）、王拾遺《論王維的邊塞詩》（載《寧夏教育學院院刊》1984 年 4 期）、王從仁《論王維的邊塞詩 （載《上海師大學報》1985 年3 期）、馬秀娟《論王維的邊塞詩》（載《南昌大學學報）1985 年4期）、張學忠 《論王維的邊塞詩》（載《函授教育》1988 年5 期）、蘇華《論王維的邊塞詩》（載 《新進大學學報》1996年 4 期無這 6 篇論文不僅題目均為《論王維的邊塞詩》，而且所論內容大致類似，即其都是以其思想性為主要研究物件的。
③ 關於王維“知南選”的選所之具體所在地，舊說或認為在襄陽，或認為在嶺南道之桂州（今廣西桂林），均誤。其正確者乃為羚中道之珍州（治所在今重慶彭水），對此，拙著（唐代詩人探績 》第二章之《王維開元行殊求是》一節乃有詳考，可參看。該書由貴州人民出版社 2005 年出版。第 46 頁一第 5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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