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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維《使至塞上》新解

王維《使至塞上》新解

  王維的邊塞詩名作《使至塞上》,全詩主要描寫了什麼景色呢?

  一出塞者何人

  施蟄存先生《唐詩百話》認為,出塞者不是王維本人:“《使至塞上》描寫一個負有朝廷使命的人到達邊塞時所見景色。有人認為這個‘使'是王維自己。因為王維曾於開元二十五年(737)出使塞上,在涼州節度使崔希逸幕府中任判官。如果這樣,題目就應當寫作《奉使至塞上》。現在沒有‘奉'字,可見這個‘使'字是指一般的使者。再看此詩的內容,完全是客觀的寫法,沒有表現作者自己的語氣,也可知此詩不能理解為王維自述。”

  按:此懷疑牽強。其一,唐詩流傳至今已有上千年,長期傳抄過程中有漏掉“奉”字的可能;而且即使沒有“奉”字,也可以得出王維親自出使塞上的結論。其二,至於詩的寫法屬於客觀還是主觀,更是見仁見智的事情。王夫之《姜齋詩話》曰:“因景生情,自然靈妙,何勞擬議哉?‘長河落日圓’,初無定景;‘隔水問樵夫’,初非想得,則禪家所謂現量也。”可見,理解為詩人親見之景亦通。《唐詩百話》既已肯定王維曾於開元二十五年親自出使塞上,那麼寫自己旅途所見所聞便是很自然的事,似乎不必因為一個“奉”字,就懷疑這個“使”不是王維自己。

  大部分唐詩選本都認為此詩作於開元二十五年,當時河西節度副使崔希逸戰勝吐蕃,唐玄宗命王維以監察御史身分出塞宣慰,察訪軍情。這種說法應該是正確的。理由如下:

  首先,王維擔任過監察御史,《舊唐書・王維傳》曰:“歷右拾遺,監察御史。”(卷一百九十)而且擔任監察御史正是在開元二十五年。其次,關於“開元二十五年三月,崔希逸戰勝吐蕃事”,見《舊唐書》卷九:“三月乙卯,河西節度使崔希逸自涼州南率眾入吐蕃界二千餘里。己亥,希逸至青海西郎佐素文子觜與賊相遇,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新唐書》卷五、《資治通鑑》卷二百十四皆有類似記載。再次,《唐六典》曰:“御史臺:監察御史十人,正八品上,掌分察百僚,巡按郡縣,糾視刑獄,肅整朝儀。凡將帥戰伐大克殺獲,數其俘馘,審其功賞,辨其真偽,若諸道屯田及鑄錢,其審功糾過亦如之。”(卷十三)《新唐書・百官志》與《唐會要》卷六十二“出使”條也有相關記載。可見,唐代監察御史確有在邊關打勝仗後進行查點,審其功賞的職責。既有戰爭勝事,又擔任過監察御史,那麼此次出使是王維本人,當無疑義。何況在王維另一首詩《出塞作》中,自注曰:“時為御史監察塞上作”,亦可見王維確實到過塞上。另據王維《為崔常侍祭牙門姜將軍文》首題:“維大唐開元二十五年歲次丁丑十一月辛未朔四日甲戌左散騎常侍河西節度副大使攝御史中丞崔公”云云,知王維開元二十五年十一月已到河西節度副史崔公幕。所以王維於開元二十五年曾出塞事是肯定的,用詩記述此次出塞行程,亦合情合理。

  二“屬國”如何解

  《唐詩百話》認為,第一聯“單車欲問邊,屬國過居延”中的“單車”、“屬國”都是使者的代詞。並引李陵《答蘇武書》“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為證,原意是說使者沒有帶許多人馬,只用一輛車就夠了。後世詩文家就把“單車之使”簡化為“單車”,作為使者的代稱。“屬國”是秦漢官名“典屬國”的省略。這個官掌管投降歸順的蠻夷部族。因此,“屬國”就成為外交官的代詞。從而認為兩句只講一個意思,即是說使者要到邊塞上去,已經行過居延,進入胡地。所以上下二句,意思是重複的。在詩學上,算是犯了“合掌”之病。施先生關於單車的解釋是正確的,有些選本注為“一輛車”或“輕車簡從”未免泥於字面意思。但關於屬國的解釋卻有待商榷。

  經查其他注本,除了明唐汝洵《唐詩解》、王友懷《王維詩選注》等將“屬國”解為“典屬國”,認為指代人外,還有以下三種說法:

  (一)指歸附朝廷以後仍舊保留其原有國號的附屬國,簡稱“屬國”。如高步瀛《唐宋詩舉要》言:“屬國:《漢書・武帝紀》曰:‘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並將其眾,合四萬餘人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顏注曰:‘凡言屬國者,存其國號而屬漢朝,故曰屬國。’《續漢書・郡國志》:‘涼州有張掖、居延屬國。’”陳貽選注《王維詩選》:“屬國:漢代稱那些仍舊保留其原有國號的附屬國為屬國。”另有呂振邦等《律詩三百首今譯》、王洪主編《唐詩精華分卷》、王福耀選注《王維詩選》、武漢大學中文系編《新選唐詩三百首》等書,也都作如此解釋。

  (二)特指“居延屬國”,持此論者一般認為“屬國過居延”是“過居延屬國”的倒裝,如韓兆琦《唐詩選注集評》:“屬國過居延:即過居延屬國。”馬茂元《唐詩三百首新編》等也都認為此句是倒裝。

  (三)既可指人,又可指地。袁行霈主編《歷代名篇賞析整合》認為,“屬國”一說指地名,即漢武帝時“五屬國”中的居延屬國;一說指官名,即蘇武歸漢所任“典屬國”之職。和單車聯絡,便知後說勝於前說。所以這裡的“屬國”很有可能以蘇武“典屬國”之職代指使者。陶文鵬《王維詩歌賞析》同意並引用此說。霍松林《唐詩精選》說“屬國”句一可謂是“過居延屬國”的倒裝;或謂“屬國”是“典屬國”的簡稱,代指使臣,是王維自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編《唐詩選》認為此詩“屬國”指人指地均可通,但指人句法比較順。

  由以上材料可見,即便是持兩可之說者,多數也認為指人勝於指地。那麼哪種說法比較正確?如果指地是附屬國的通稱,還是“居延屬國”的特指?要分析這個問題,首先要先弄清楚“居延”的意思。

  各家對“居延”解釋大體有以下幾種:

  其一,認為居延是澤名,在涼州以北,今內蒙古境內。高步瀛《唐宋詩舉要》引《續漢書・郡國志》言:“居延,有居延澤,古流沙。”又引《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篇》曰:“‘流沙地在居延縣東北。’酈注曰:‘澤在故城東北,《尚書》所謂流沙者也,形如月生五日,弱水入流沙,沙與水流行也。’”

  其二,認為居延是古地名。如施蟄存《唐詩百話》認為,漢代此地與匈奴接境,在今甘肅省張掖、酒泉一帶。

  其三,認為居延是古行政區名,即居延屬國。如陳貽�《王維詩選》引《後漢書・郡國志》的“張掖居延屬國”,並由此認為此句是說經過居延屬國。韓兆琦《唐詩選注集評》也認為居延屬國是漢代的行政區名,在今內蒙古額濟納旗南,甘肅武威西北,是王維這次要出使的地方。(按:此處“居延”解為王維要出使的地方是不對的。因為“過居延”無論是講成經過居延,還是超過居延,都說明不是王維的目的地。)

  其四,袁行霈主編《歷代名篇賞析整合》認為是居延古塞,匈奴南下涼州的要道,在漢張掖縣西北,後置縣。並言其地遠在涼州之西,“屬國過居延”,如果從實處理解,便差以千里了。“居延”充其量只能說是詩人用以代指涼州。(按:代指涼州之說並無依據,何況居延距涼州不遠,實在無必要代指。)

  綜上可見,“居延”的解釋共有古澤名、古地名、古行政區名、古塞名四種說法。但在此詩中,它只可能有一個確指。筆者認為,此處當指古地名,即居延故城,施蟄存先生的解釋是對的。古澤名之說當源於《尚書・禹貢》,是居延一詞的最早出處。漢代曾因抵禦匈奴而建居延屬國,並在城附近築塞,所以有古行政區名和古塞名之說,實際只是同一地方的不同稱謂。

  經查《讀史方輿紀要》(六三)有《居延城》,亦言漢初,居延為匈奴南下涼州的要道。太初三年,使路博德於此築塞,以防匈奴入侵,故名曰遮虜障。由此可見,在漢代,居延城外即外族之地,漢代曾在城附近築塞,因此可以稱居延為漢塞。這樣,第三句“徵蓬出漢塞”就有了著落。況且王維在另一詩《出塞作》中也提到“居延城外獵天驕”,此處之居延城和《使至塞上》所說的“居延”應當是同一地方。

  《新唐書》卷四十三《地理志》中有“居延州”的記載,可見唐代已將此地完全納入了自己的版圖。因此“徵蓬出漢塞”,就不僅是對出塞途中地理位置的真實記載,更顯示了作者對祖國疆域遼闊的自豪欣喜之感。

  弄清居延的涵義,我們再看“屬國”的解釋。

  “屬國”在唐詩中的確大部分時候指人,但也有指附屬國的。經查《全唐詩》除《使至塞上》外,還有以下幾首詩用到“屬國”一詞,如《隴頭吟》(王維):“蘇武才為典屬國,節旄落盡海西頭”;《隴頭水》(鮑溶):“生歸蘇屬國,死別李將軍”;《吟馬長城窟行》(袁朗):“屬國擁節歸,單于款關入”;《胡無人行》(聶夷中):“自然胡無人,雖有無戰爭。悠哉典屬國,驅羊老一生”;《秦州雜詩》(杜甫):“屬國歸何晚,樓蘭斬未還”;《奉天酬別鄭諫議雲逵盧拾遺景亮見別之作》(戴叔倫):“名亞典屬國,良選諫大夫”;《送渾大夫赴豐州》(劉禹錫):“故吏來辭蘇屬國,精兵願逐李輕車”;《送從翁中丞奉使黠戛斯六首》之一(趙嘏):“雖言窮北海雲中,屬國當時事不同”;《武源行贈邱卿岑》(皎然):“灞亭不重李將軍, 漢節猶輕蘇屬國";《奉和聖制送張說巡邊》(徐知仁):“問皋陰山下,安人屬國前。”

  從以上列舉看,除最後一首“安人屬國前”指附屬國以外,其他都是用蘇武典故。但是這些用典或用“典屬國”,或用“蘇屬國”,有非常明確的指向,不會引起歧義。趙嘏和杜甫詩中,雖然直接用“屬國”,根據詩意也只能解釋為人。可見,“屬國”在唐代有兩種意思。

  筆者認為王維此詩中應當作附屬國講。因為如果當人講,按《唐詩百話》的說法:“前兩句既用‘單車’,又用‘屬國’,‘過居延’是‘向邊’。二句只有一個概念。在詩學上,算是犯了‘合掌’之病。”其實詩的第三句“徵蓬出漢塞”也是“向邊”的意思。五言律詩以精到為要妙,如果連用三句來說明“我要出塞”,似乎不太合理。如當附屬國講,則是指唐代的附屬國超過了當年漢代的'居延邊塞。不僅文從字順,而且顯示了作者是在唐王朝打了勝仗之後去察看邊防,感受到疆域廣闊,國力強大的自豪感,極具“盛唐氣象”。不僅為“出漢塞”作了說明,而且為第三聯“大漠孤煙直,黃河落日圓”作了鋪墊,也沒有了“合掌”之病(雖然盛唐人作詩尚不太講究“合掌”)。

  從王維詩“蘇武才為典屬國,節旄落盡海西頭”,亦可見他是把“典屬國”和“屬國”作為兩個概念來用的。“典屬國”指人,“屬國”指地。

  那麼指地是特指“居延屬國”,還是統指“附屬國”呢?既然我們前面已經確認“居延”是“居延城”,自然不能再說是“居延屬國”。那麼“過居延屬國”的倒裝也就不能成立。因此,這首詩中“屬國”指附屬國的說法應該是正確的。

  三出塞為何時

  此詩是作於春天,還是秋天?

  既然此詩是出塞途中所作,這就涉及到王維是何時出塞的。大多數論者認為是秋天,如《唐才子傳校箋》《唐代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都持此論,但並沒有說明理由。

  我們可以根據詩中所反映的物候判斷一下它的季節,這就必須弄清楚“徵蓬”和“歸雁”的涵義。各選本對“徵蓬”和“歸雁”有以下幾種說法:

  首先說“徵蓬”。施蟄存《唐詩百話》:“頷聯是說使者過了居延,就像滾滾塵沙一樣出了漢家的邊塞,又像北歸的大雁一樣飛入胡天的上空。‘徵蓬’是地上飛卷的塵沙,現在江南人還把隨風捲地而來的塵土叫做‘蓬塵’。”陳貽�《王維詩選》:“徵蓬:形容行旅的漂泊。”(並認為是“張九齡貶官的同年秋天,因所守監察御史職內的任務,奉命出使塞上”)王洪主編《唐詩精華分卷》:“蓬:草名。此處以隨風遠飛的蓬草,比喻徵人的漂泊不定。”(並認為以天高氣清的秋天作背景)霍松林《唐詩精選》等選本,大多作此解。

  從以上資料可見,“徵蓬”有兩種解釋,大部分選者認為是隨風飄飛的蓬草,以象徵旅人的漂泊,而蓬草飄飛則應該在秋季,因此詩作於秋天。惟有施蟄存先生認為“徵蓬”是地上飛卷的塵沙,也即江南人所說的“蓬塵”。但這種解釋有點想當然。首先王維不是江南人,未必知道隨風捲起的塵沙叫“蓬塵”;其次,“蓬”字並沒有作“塵土”這一義項,不能作這樣的引申。

  那麼“徵蓬”在此詩中到底如何理解?經查《全唐詩》中還有四首詩用到“徵蓬”。《從軍行》(虞世南):“蔽日卷徵蓬,浮天散飛雪”;《邊夜有懷》(駱賓王):“旅魂勞泛梗,離恨斷徵蓬”;《西使兼送孟學士南遊》(盧照鄰):“相看萬餘里,共倚一徵蓬”;《南中別陳十李七》(張說):“請君聊駐馬,看我轉徵蓬”。從這四首詩來看,只有第一首詩可以特指“隨風飄轉的蓬草”並有明顯的季節指向,而其他三首則根本無法判定其時間,“徵蓬”已經成了“旅途漂泊”的代稱。那麼“徵蓬出漢塞”就僅指作者已走出漢塞,而不能據此判定是秋天。

  再說“歸雁”。霍松林選注《唐詩精選》“歸雁:乃春暖後從南方飛回的大雁。”陶文鵬《王維詩歌賞析》、彭慶生、張仁健主編的《唐詩精品》、呂振邦等《律詩三百首今譯》、張風波《王維詩選注》也都認為“歸雁”指“北飛的大雁”。

  韓兆琦《唐詩選注集評》:“歸雁:秋天向南歸去的雁行。這句是說:天上的雁行都向南去,而我卻逆著方向到胡人的北方來了。”

  由此可見,“歸雁”大部分解釋成“北歸的大雁”,惟有韓兆琦《唐詩選注集評》認為是秋天向南歸去的雁行。

  如果將“徵蓬”、“歸雁”解釋成“蓬草”和“南歸之雁”,則物候都可以指向秋天。但是,如果說成南歸之雁,“入胡天”的“入”字就不易理解了。詩人前句說“出漢塞”,此句用“入胡天”,如果是詩人感受的“入”,則雁行和詩人應該是同一方向。而如果按“雁行南去,而我來北方”的解釋,那麼在詩人的眼裡,雁行應該是“出胡天”而不是“入胡天”了,所以雁行不應該是南歸。

  如果解釋成蓬草和北歸之雁,則蓬草飄轉在秋天,鴻雁北歸在春天,二物的時地就相悖了。因此袁行霈主編《歷代名篇賞析整合》據此認為是實物虛寫,只是起到一種象徵作用。如“徵蓬,又叫飛蓬,是一種草,秋來斷根,隨風飄轉;雁是候鳥,寒時南飛,暖時北歸。蓬和雁在塞外是可以看得到的,是塞上的景物,詩中所寫可以理解為作者眼前所見實物。但是我疑心詩人未必真見到這兩樣實物,其主要用意乃在虛處。否則,二物的時地相悖便無法解釋了。蓬草飄轉在秋天,鴻雁北歸在春天,二者實不可得兼。實物虛寫則不受時空限制,因為它只是起到一種象徵作用。徵蓬和孤雁,常用以比喻在外漂泊的旅人,這裡都是暗擬詩人自己,意在寄寓詩人奉命(或許是被迫)出使漂泊在外的悲壯情懷”。這種解法也較牽強,屬於從詩意本身無法解釋,便找別的理由加以疏通。而實際情況應為兩句都是寫實,第一句直接說行程已出漢塞,第二句寫看到的實景,歸雁飛入胡天。

  那麼整首詩中可以判斷物候的就只有歸雁的去向了。雁北歸在春天,王維作此詩也當是在春天。又據《新唐書・玄宗本紀》載:“開元二十五年三月……河西節度副大使崔希逸及吐蕃戰於青海,敗之。”(卷五)可知“崔希逸戰勝吐蕃事”是在開元二十五年三月。三月聞捷,四月遣使也是可能的。似乎不必一定要等到八、九月。因此依據詩意和現有資料,判定出塞事在春天是合理的。

  四地名的虛實

  詩中的地名到底是實指,還是用典?詩中共涉及到三個地名,“居延”、“蕭關”、“燕然”,唐有“居延州”,因此居延為實指,前已辨析。“蕭關”和“燕然”是實指還是用典,我們可從諸家的解釋來作一判斷。

  關於蕭關的解釋大多選本是一致的,如清趙殿成《王右丞集箋註》引《史記正義》,並言:“蕭關,今古隴山關,在原州平涼縣界。”又引《漢書》:“文帝十四年,匈奴入蕭關,殺北地都尉是也。”高步瀛《唐宋詩舉要》解蕭關:“《元和郡縣誌》曰:‘關內道原州平高縣:蕭關故城在縣東南三十里。’《清一統志》曰:‘甘肅平涼府:蕭關在固原縣東南。’”陳貽�《王維詩選》、 陶文鵬《王維詩歌賞析》的解釋基本未出此說。

  但袁行霈《歷代名篇賞析整合》認為:“末二句也是借古喻今。蕭關並非指唐神龍三年以後在原州白草軍城所置的蕭關縣,而是指原州高平縣西南四十里的蕭關故城,即漢文帝十四年,匈奴殺北地都尉所入之蕭關。在漢朝和匈奴對抗時,蕭關是要塞,常有候騎出入。所謂‘蕭關逢候騎’,從字面看,乃是虛寫,只是為了借匈奴與漢朝的對抗,喻吐蕃與唐朝的對抗,才提起這個與實際路途了不相及的蕭關。”

  綜上可見,蕭關的異解不是太大。應該就是指今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縣東南,匈奴殺北地都尉所入之蕭關,是關中通向塞北的交通要衝,也是唐代防禦吐蕃的重地。既然是關中通向塞北的交通要衝,就應是王維出塞的必經之路,那麼“蕭關逢候騎”就應該是實指了。意為“行至蕭關,遇到了偵察巡邏的騎兵”。

  而《歷代名篇賞析整合》(袁行霈主編)認為“蕭關逢候騎"是用漢代典故,是虛寫,只是為了借匈奴與漢朝的對抗,喻吐蕃與唐朝的對抗,才提起與實際路途不相關的蕭關,顯然有誤。

  關於燕然的解釋有兩種。

  一種認為是用竇憲勒銘典,而不是實指。如高步瀛《唐宋詩舉要》引:“《後漢書・竇憲傳》曰:‘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為車騎將軍,以執金吾耿秉為副,出塞於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憲、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記漢威德,令班固作銘。’《清通志》曰:‘喀爾喀杭愛山在鄂爾渾河源之北,直陝西、寧夏北兩千裡許,翁金西北五百餘里,當即古之燕然山。’”倪木興《王維詩選》、王福耀《王維詩選注》、 張風波《王維詩選注》也都認為燕然代指最前線。

  一種則認為是唐都護府名,是實指。如《唐詩選注》(上冊 ):“燕然:唐都護府名。治所在今內蒙古自治區杭錦後旗烏加河北岸。”

  可見,除了《唐詩選注》認為是唐都護府名外,其他各家都認為是燕然山,也即當年後漢車騎將軍竇憲大破北單于,刻石紀功處,此處虛指最前線。這一解釋是合理的。此次出使之由,本來就是因為對吐蕃作戰取得勝利而去視察軍情,這裡用漢代竇憲燕然勒銘事,既可讚頌此次勝利,又和前面的“單車”、“漢塞”相呼應,將全詩的格調統一了起來,可謂渾化無痕。

  因此,“蕭關”是實指出塞途中所經之地,而“燕然”則是用“竇憲勒銘”典,喻指崔希逸大破吐蕃事。

  施蟄存《唐詩百話》說:“至於燕然山,更不是西域節度使的開府之地,王維用這個地名,恐怕只是對當時的節度使恭維一下,比之為竇憲。這最後一聯,非但用燕然山,使人不解,而且這兩句詩,根本不是王維的創作,他是抄襲虞世南的。虞世南《擬飲馬長城窟》詩云:‘前逢錦衣使,都護在樓蘭。’在樓蘭倒是符合地理形勢的。王維此詩本來可以完全借用虞世南這一句,蘭字也正好和延、天協韻。可是他大約不願意被譏為抄襲,改樓蘭為燕然,這一改卻改壞了。”這一解釋並沒有明白“燕然”在這首詩的作用。而且“樓蘭”也未必符合地理形勢,還失去了“燕然”典的自豪感。況且化用前人成句,只要能出新,達到青出於藍的地步,也沒有什麼不可以。後世點化前人成句而成文壇佳話的並不少見,以此譏為抄襲,未免過於苛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