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勃駢文創作的生成動因
導語：王勃的駢文作品，深受其家學傳統、生活遭遇、創作心態的影響，不同時期呈現出不同的特點，分別是教化精神、詩性精神、文學精神的表現。當詩性精神和文學精神有機結合，其駢文則放出燦爛光輝，達到後人難以企及的高度。
居於“四傑”之冠的王勃，雖命短，但才長，創作的作品千古流芳，受到人們高度讚譽，尤其是駢文冠絕古今，僅《滕王閣序》一篇就折服許多人，被譽為 “絕唱”。明代楊慎曾雲：“使勃與杜、韓並世對毫，恐地上老驥，不能追雲中俊鶻。”王勃為什麼能在極其有限的生命歷程裡擁有如此之高的創作成就?除了才長之外，是否還有一些深層的原因?本文試圖從文學生成動因的角度解釋這個問題。
一、王勃駢文是教化精神的體現
王勃有著淵源深厚的家學傳統。他在《送�弟赴太學序》中：“吾家以儒輔仁，述作存者八代矣，未有不久於其道，而求苟出者也。”此外，他還深受關隴儒學的薰陶。關隴儒學延續漢學，經過蘇綽、蘇威父子及牛弘、辛彥等人的傳承努力，加入隋唐統一混合的文化，蔚然成為獨立的一源。無論關隴儒學還是河汾之學，“王道仁政”都是其核心精神，因此王勃從小就樹立了以道自任的人生理想。他透過書、啟、論等文體表達經世致用的思想，體現出強烈的教化精神。
麟德元年初，劉祥道巡行關內，14歲的王勃寫就《上劉右相書》，指斥時弊，表達政治主張和政治見識，第一對頻繁用兵高麗提出異議，直陳其嚴重後果，連年戰爭，損耗巨資，增憂乏樂，弊多利少。第二列舉當時政治種種弊端，提出信賞必罰、威振雷霆、樹仁明之長的清明政治設想。第三對農商經濟中分配不均的現象表示擔憂，提出嚴刑峻法、沿風正典、遠弘教旨、大變流俗的對策。第四提出“御天下者，必待人也”的觀點，建議朝廷招賢納士。政見雖然尖銳，但卻條理清晰，有理有據，有指斥有建議，體現出王勃傑出的政治才能和卓越的治國方略，強烈的仁政思想和愛民意識，顯示出濃厚的教化精神。難怪太常伯劉公“見而異之，曰：‘此神童也。’因加表薦”。
王勃在沛王府奉教撰《平臺秘略論》十首，他認為：“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能事，而君子等役心勞神，宜於大者遠者，非緣情體物，雕蟲小技而已。”尤其強調文學經世教化的功能。咸亨二年撰寫的《上吏部裴侍郎啟》，同樣強調“文章之道”，認為文章乃“甄明大義，矯正末流，俗化資以興衰，家國由其輕重”的不朽事業。可見他的駢文體現著濃厚的教化精神。
二、王勃駢文是詩性精神的表現
早年的王勃年輕氣盛，銳意進取，有兼濟天下的宏願。然而在沛王府時日不久，因一紙無足輕重的遊戲文字就被驅逐出來，錦繡前程無端地被斷送，建功立業的夢想被擊得粉碎，政治熱情和渴望被無情地潑上冷水。王勃滿腔的憂鬱和憤懣鬱結於心而發於文，因此他在西遊蜀地時創作的作品，絕大多數都體現出濃烈的詩性精神。
關於詩性精神，姜劍雲師有詳細的論述，他認為：“詩性精神是指出乎原始衝動的、自發的抒發情感的精神。”“這種原始詩性精神表現為因了抒情言志的驅動，主要在於為了滿足自我的精神的減壓、心靈的釋放，說到底，是為自己的。”王勃早年文學作品中表現出的教化精神有所減弱，詩性精神卻十分濃郁強烈。杜曉勤先生曾指出：“當四傑被迫遠離宮廷、蹭蹬下僚的時候，其詩文創作觀念就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他們開始側重於詩賦‘述懷言志’的抒情功能。”
《春日孫學士宅宴序》雲：“若夫懷放曠寥廓之心，非江山不能宣其氣;負鬱怏不平之思，非琴酒不能洩其情。”鬱怏不平、悲憤難忍，想要發洩、釋放，於是在江山、琴酒中放鬆心情，更重要的是“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志鬱心中，不得不發，乃寫詩作文聊以自慰。《秋日遊蓮池序》中：“酌濁酒以蕩幽襟，志之所之;用清文而銷積恨，我之懷矣!能無情乎?”坎 之氣非清文難以銷解，幽積之恨非清文難以盪滌。寫詩作文對王勃，太迫切也太重要，唯此能消愁，唯此能安慰自我。他也曾在江山、琴酒中得到暫時慰藉，但極富詩人氣質的王勃，最終選擇詩歌文賦作為最好排憂解愁的工具。
王勃抒發的憂慮和感慨，概括起來，就是“撫窮賤而惜光陰，懷功名而悲歲月” (《春思賦》)的坎 之氣。有志無時的悲痛對於王勃刻骨銘心，難以消解。《守歲序》中，王勃發出“悲夫!年華將晚，志事寥落”的慨嘆，這是志遠而心屈，才高而位下的人面對一年將盡時的喟嘆，無可奈何而又心有不甘。
這滿腔慷慨難平之氣，不甘沉淪的痛切，正是魏晉以來士大夫們普遍失去的'情感，也是南朝文學作品中廣泛缺乏的內容，當它出現在初唐詩人王勃筆下，立即放出熠熠光彩，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
三、王勃駢文是文學精神的表現
儘管王勃強調文學經世教化功能，在駢文中自覺地體現出教化精神;但在壯志難酬、仕途失意、憂憤不平之時，他自發地選擇文學作為排憂解愁的工具，抒心志、發感慨，作品真摯感人，深沉醇厚，是詩性精神的表現;而他逞才遣辭，亟欲表現自己超群絕倫的文學才華時，創作的作品則花枝招展、華美典麗，表現出濃郁的文學精神。所謂文學精神，姜劍雲師也有論述，他認為：“文學精神是指為了藝術與審美的，自覺為文的精神。”《採蓮賦》表現了突出的文學精神。
賦前的小序表明創作意圖，儘管歷史上關於芙蓉的賦很多，但無非都是“權陳麗美，粗舉採掇”，王勃玩味再三，很不滿意，決心壓倒“眾制”，展示才華。
文章首先描繪出一幅田田蓮葉荷花生長圖，黛葉紅葩，密密叢叢，生機勃勃。風光無限，吸引人們爭先恐後去採蓮。緊接著，正面描寫採蓮盛況，列舉不同的人面對蓮花產生的情思。金室麗妃、璇宮佚女，她們驚奇嘆息，驚香悼色，畏別傷離;澤宮年少，期門公子，則使綠珠捧棹，青琴理舳，呼朋喚友，相邀採蓮;南鄢義妻、東吳信婦，難以忘掉心中的憂愁，“眷芳草兮已殘，憶離居兮方苦”;而倡姬蕩媵，掇翠莖，襲朱萼，“願解佩以邀子，思褰裳而從君”;貴子王孫，叨舷擊榜，發文賦詩，色震百草，香奪九芝。
作者浩浩瀚瀚，用華美典麗的詞語描述以上種種人的所做所想，最後歸結到自身。今非昔比，現在只感到故鄉寥落，生涯惆悵，希望永潔自身，長寄君王。以“採蓮歌”作結，借蓮花自況，微露心意，委婉含蓄，信心十足。
此賦借採蓮生髮，無限拓展時間空間，構築宏偉壯大，內容浩瀚宏博，文辭繁華典麗，縱橫馳騁，左右逢源，鋪排浩大，洋洋灑灑，成為王勃賦中的巨篇，受到當時和後人的稱讚。《舊唐書・王勃傳》雲：“上元二年，勃往交趾省父，道出江中，為《採蓮賦》以見意，其辭甚美。”充分展示了作者縱橫奔放的浪漫氣質和超群絕倫的才華，正所謂“感物造 ，材知深美”。蘊含著濃郁而強烈的審美和藝術品味，是文學精神的突出表現。
四、王勃駢文是詩性精神和
文學精神的渾融統一
一旦強烈的詩性精神和積極的文學精神有機重合，王勃的駢文則發出耀眼光芒，質文相生，文情並茂，《滕王閣序》就是如此之經典作品。
全文前半部分描述滕王閣的地理形勢及自然風光，開闊雄放富有詩情畫意。“豫章故郡，洪都新府”。古今對比，追溯歷史，描寫現實;“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天上地面，具體交待地理分野;“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荊而引甌越。”一水面，一陸地，突出地勢開闊;“物華天寶，龍光射牛鬥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一虛一實，形容人文色彩濃厚。雄放的氣勢中有高低抑揚的節奏感，給人以深刻的印象。
滕王閣風光壯麗，“層臺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從上到下，突出高峻險惡。“鶴汀鳧渚，窮島嶼之縈迴;桂殿蘭宮，即岡巒之體勢。”由水面到陸地，形容建築利用山形水勢，恰到好處。“披繡闥，俯雕甍。山原曠其盈視，川澤紆其駭矚。”運用擬人手法，烘托滕王閣宏偉的氣勢，令人歎為觀止。綜合使用多種藝術手法，文章雄渾壯闊，流光溢彩。
登上滕王閣，眺望四周景色：“雲銷雨霽，彩徹區明。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曉，響窮彭蠡之濱;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動靜交織，聲色並茂，開闊而富有生機，絢麗多姿而情思渺渺。尤其是“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向來為人稱道。葉大慶評價說：“蓋勃之言，所以摹寫遠景，以言遠天之低，故鶩之飛幾若與落霞齊爾。如詩人所謂‘新月已生飛鳥外’，‘鳥飛不盡暮天碧’，曰 ‘乾坤萬里眼’，曰‘一目略千里’之類，以見興致高遠如此。……勃下句雲‘秋水共長天一色’，亦以遠水連天，上下一色，皆言滕王閣眺望，遠景在縹緲中，如此奇也。故當時以其形容之妙，歎服二句，以為天才。”
後半部分轉而抒發內心情志。“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總結描寫自然風光，轉向抒發內心情志，熨帖妥當。整段文字隸事用典，明言暗喻，貼切地表達時運不濟，有志難伸的遭際，抒發鬱結於心的憤懣與憂怨。
全文寫景、敘事、抒情相互交融，組成統一整體。寫景氣勢雄壯，絢麗多姿，粗線條勾勒中有精雕細刻之處，描寫角度富於變化，表現手法多種多樣，意境蒼遠渾成。敘事前後照應，首尾銜接，行蹤清楚明白。抒情委婉曲折，跌宕起伏，有低沉的感慨，也有深沉的希冀，讀之既令人感傷同情，又讓人讚歎不已。整體看來，全文猶如一顆璀璨明珠，光芒四射，大放異彩。
王勃何以能把詩性精神和文學精神結合得如此完美，相生相得而又無跡可尋?我認為有以下幾方面原因：
首先，與初唐的社會風氣和文學氛圍有密切關係。《舊唐書・文苑傳》雲：“爰及我朝，挺生賢俊，文皇帝解戎衣而開學校，飾賁帛而禮儒生;門羅吐鳳之才，人擅握蛇之價。靡不發言為論，下筆成文，足以緯俗經邦，豈止雕章縟句。韻諧金奏，詞炳丹青，故貞觀之風，同乎三代。高宗、天后，尤重詳延;天子賦橫汾之詩，臣下繼柏梁之奏;巍巍濟濟，輝爍古今。”朝廷禮儒生而納人才，使得文學事業空前繁榮，文學作品韻諧金奏，詞炳丹青，不再侷限於雕章琢句。尤其是高宗、天后盡攬天下之士，庶族寒士憑藉自身才華，把以才氣為主的詩賦、時策作為進身工具。濃厚的文學氛圍，為王勃的創作提供極為有利的條件。
其次，與士人的主體精神有關。士人的主體精神張揚，普遍積極進取，昂揚向上。他們有著強烈的功名意識，希望早日建功立業，實現人生理想。開明的擇士制度又給予他們無限憧憬和希望。如此人格精神反映在作品中，作品便充滿對自身前途命運的關注和思考，特別是失意時懷才不遇的感嘆和不平之氣的抒發。
最後，與王勃的生活經歷和個性特徵有密切關係。王勃遭受了幾次仕途的坎坷和磨難，心中蘊積著強烈的憤懣和憂怨，作品中注入濃烈的思想感情，這正是詩性精神的最好詮釋;同時，王勃恃才傲物，遇事當仁不讓，《滕王閣序》就是作者展示自己超群絕倫文學才華的產物。《新唐書》本傳雲：“初，道出鍾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閣，宿命其婿作序以誇客，因出紙筆遍請客，莫敢當，至勃， 然不辭。都督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輒報。一再報，語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請遂成文，極歡罷。”在這裡特別強調客人都莫敢當而獨有王勃 然不辭，欣然提筆，作品中美言佳句頻頻出現，使一座皆驚，《滕王閣序》被譽為“不朽”的“天才”之作。因此，《滕王閣序》又表現出濃郁的審美和藝術特點，是文學精神的具體體現。
綜上所述，王勃的駢文創作千姿百態，異彩紛呈，不同時期、不同心態下創作的駢文表現出不同的特點，分別是教化精神、詩性精神、文學精神的表現。當詩性精神和文學精神有機結合、渾融統一、契合無間時，他的駢文則放出燦爛光輝，達到後人難以企及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