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為何被稱為中土“第一達摩”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陶淵明《飲酒》
淵明最早被人稱作“達”，便緣於這兩句家喻戶曉的名句。宋代施德操《北窗炙錄》中引正夫的話說：“時達未西來，淵明蚤(按，通“早”)會禪。”
佛教傳入中國大約是西漢末年(或雲東漢時期)，但當時所傳佛教為小乘佛教，影響亦不甚大。佛教在中國盛行，達西來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達，天竺僧人，亦稱菩提達。達西來，是梁武帝普通元年的事。武帝迎至金陵，然後來二人議論不合，達一葦渡江至魏，止山少林寺，面壁九年而化。據說達為天竺禪宗第二十八祖，中土初祖。
淵明乃晉宋之間人，較達為早，因此正夫說淵明未等達傳法，早就悟到禪宗的深義了。那麼禪宗之義是什麼呢?禪宗以靜坐默唸為修行之法，講究不立文字及頓悟。而此詩講的“此中有真意”，頗似“頓悟”;“欲辨以忘言”，又似“不立文字”。
關於不立文字，《嚴經》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當應看月，若復觀指，以為月體，此人豈唯亡失月輪，亦亡其指。
真理相當於“月”，文字相當於指月亮給人看的“手指”，人們不應專注於手指，而是要看到月亮。那麼以淵明此詩來比附，“真意”即“月”，“言”即“指”。這兩句詩確實有點禪宗的味道，佛家的風範。
明代王世貞《藝苑言》中論及淵明“問君何為(能)爾，心遠地自偏。此還(間)有真意，欲辯已忘言”這四句詩與佛教的關係時說：
清悠永，有自然之味，然坐此不得入漢、魏，果中是未妝嚴佛階級語。
妝嚴，亦作莊嚴，佛家指裝飾美盛。如《無量壽經》：“又講堂精舍，宮殿樓觀，皆七寶莊嚴，自然化成。”又引申為端正尊嚴。《華嚴經探玄記》：“莊嚴有二義：一是具德義，二是交飾義。”王世貞說淵明是“未妝嚴佛階級語”，大約是說淵明是果位(級別)還不高的佛吧。他又說的“坐此不得入漢、魏”，是指淵明之詩正是因為有這種風味，所以與正統的漢魏古詩風格上有出入。確實，淵明此詩似有禪味，但並不是說這樣詩就不好了，而是說漢魏詩中無一語如此似禪，所以後世學詩者從此學起則不能得漢魏之風了。
但是淵明真的是悟著了“不立文字”的禪機麼?其實未必，因為《嚴經》中有“指月”的記載，而本土文字也早有了類似的內容。比如《莊子》中的“得魚忘筌(一作“荃”)”、“得意忘言”：
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莊子?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很明顯，淵明“忘言”二字是從《莊子》來的。
另有宋代葛立方在《韻語陽秋》中評論淵明與佛教的關係：
不立文字，見性成佛之宗，達西來方有之，陶淵明時未有也。觀其《自祭文》，則曰：“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本宅。”其《擬輓詞》則曰：“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其作《飲酒》詩，則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其《形影神》三篇，皆寓意高遠，蓋第一達也。
他認為淵明深諳佛理並不僅僅表現在“忘言”上，還表現在“了死生”上。於是他就引了淵明《自祭文》數篇，說明淵明比達傳達這些佛理要早，是中土“第一達”。
清代何文煥在《歷代詩話考索》就反駁葛說：
淵明達識，葛常之引其《自祭文》及《自輓詞》云云，以為第一達，援儒入釋，甚無理也。
他認為把儒家的淵明拉入到了佛家的陣營裡，太沒有道理了。不過具體怎樣沒道理，他也沒有細說。倒是梁啟超先生論陶與佛的關係說得明白：
他對於那些專務物質生活的人有兩句批評他們道：
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飲酒》)
這兩句名句，可以抵七千卷的《大藏經》了。
《神釋》篇的末句雲：
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雜詩》裡頭亦說：
壑舟無須臾，引我不得住。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
《歸去來辭》末句亦說：
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就佛家眼光看來，這種論調，全屬斷見，自然不算健全的人生觀。但淵明卻已自己受用了。(《陶淵明之文藝及其品格》)
梁先生一方面肯定陶詩兩句抵得上七千卷《大藏經》，一方面又認為淵明對於生死的看法屬於“斷見”。什麼是斷見呢?《大智度論》：
見有二種：一者常，二者斷。常見者，見五眾常心忍樂;斷見者，見五眾斷心忍樂。一切眾生多墮此二見中。
佛教認為普通人對世界有兩種見(看法)：一為常見，二為斷見。常見認為死並不消滅，身心在過去、現在及未來都常住，永無間斷。斷見則不知自身和各種外物本性常住，而反以身死為斷滅之見。簡言之，常就是總在，斷就是消亡。這都是普通人的看法，佛家則以為生命是“相似相續，非斷非常”的。後一秒的生命已和上一秒不一樣，但因二者相似，所以相續。生命是流動的，後一秒與上一秒即非隔斷，也非永恆不變。即使是“生死”，也是如此。梁任公認為淵明對於生死的看法屬於“斷見”，也就是說，淵明認為人死了就死了，什麼也沒有了。因此說，淵明的“了生死”，確實不是佛家意義上的了生死，甚至與道家“莊子鼓盆”的豁達也不相同。淵明雖然看開了生死，但還是把生死看得很重要，“死生亦大矣”——這是王之《蘭亭集序》中的話，也是有晉一代人對生死的看法。淵明那些寫到親人去世和哀輓自己的文字，還是有很濃重的傷感味道的。這還是儒家對生死的態度。這讓人想起《論語》裡面孔子哭弟子顏回來：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論語?先進》)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同上)
以及《史記》裡記載孔子臨終前給自己唱得那首歌：
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嘆，歌曰：“太山壞乎!樑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後七日卒。(《史記?孔子世家》)
達觀如孔子者，臨命之時，既偶“逍遙於門”的一面，也有“因以涕下”的一面。這似乎正是淵明“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的人生態度。南宋羅大經則在《鶴林玉露》中直接說明：“(淵明)於六經、孔、孟之書，固已探其微矣，於了死生乎何有?”
再有把淵明與佛教相關聯的，就是明代屠隆《鴻苞集》：
以禪論詩，《三百篇》是如來祖師，《十九首》是大乘菩薩，曹、劉、三謝是大阿羅漢，顏、鮑、沈、宋、高、岑是有道高僧，陶、韋、王、孟是深山野衲，杜少陵是如來總持弟子，李太白是散聖，李長吉是幻師，郊、島是苦行頭陀，《玉臺》、《香》是綺語破戒僧，溫、李、二羅是野狐禪。
這種“以禪論詩”的風格，在南宋嚴羽的《滄浪詩話》中就有了。而屠隆這篇論斷，更是與諸人的.人生思想根本沒有任何關係，只是印象式的批評，說自己的一種感覺。就像現代有人用書法來評論京劇老生流派風格，說什麼言菊朋似小、楊寶森似魏碑，實際不過說言派陰柔圓潤，楊派古樸蒼勁罷了，至於唱京戲的言、楊二人是否學過小和魏碑，根本沒有關係。
說來說去，淵明的人生思想和佛教幾乎是搭不上任何干系的。當然，由於時代風氣，他也許會如梁啟超先生說的那樣，“一面卻又受了當時玄學和慧遠一班佛教徒的影響，形成他自己獨得的人生見解”(《陶淵明之文藝及其品格》)，但無論如何，佛學思想至多是淵明主體思想的一點補充而已。
然而淵明這一生確實有和尚朋友，與他們做過方外之遊。蕭統《陶淵明傳》記載：
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慧遠，彭城劉遺民亦遁跡匡山，淵明又不應命，謂之潯陽三隱。
潯陽齊名的三大隱士，陶淵明、周續之、劉遺民，三人時有往來，其中的周續之就是慧遠大師的弟子。而慧遠更是極為器重淵明。按梁啟超先生推算，大約淵明四十三歲那年，慧遠大師召集了僧俗一百二十三人，結白蓮社於廬山之東林，由劉遺民寫的《誓願文》(大約相當於組織宗旨綱領一類的文字)，開了佛教淨土宗的先河。據佚名《蓮社高賢傳》記載：
遠法師與諸賢結蓮社，以書招淵明，淵明曰：“若許飲則往。”許之，遂造焉;忽攢眉而去。
慧遠大師為了能讓淵明入社，連飲酒這樣的戒律都放寬了。但淵明來了，不知怎麼了，忽然一皺眉頭就走了。還有的傳說是淵明到寺外，聞鐘聲，攢眉而去。我們實在不知淵明當時心裡怎麼想的，可能淵明看見一百多人虔誠地坐在那裡，不覺靜謐，反覺得他們都太過“無明”(愚)吧。最有意思的是，陶淵明一介貧士，慧遠大師對他欣賞得不得了;而後世與陶齊名的謝靈運(陶當時聲名遠不如謝)，當時地位顯赫，他上趕著去親近慧遠，慧遠卻不喜歡他，嫌他心亂。以此看來，慧遠不以聲名地位論人，真是慧眼獨具，頗有大師風範。
另外有個傳說：相傳慧遠送客人不過寺門前的虎溪。有一天慧遠和陶淵明、陸修靜論道，不覺過溪數百步，當時山中猛虎大嘯，似乎是在提醒慧遠——“你犯規了”，於是三人相與大笑。這宗佛門公案雖然不知是否真有，但後世畫師頗愛以此為題，深林古剎溪前，三人相視大笑。笑得是什麼?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