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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的北京情結

老舍的北京情結

  老舍,中國現代小說家、著名作家,傑出的語言大師、人民藝術家,新中國第一位獲得“人民藝術家”稱號的作家。

  “我愛北京,我更愛今天的北京。”這是生於北京,並在此生活和工作長達 42 年的“人民藝術家”老舍生前的一句肺腑之言。愛北京、想北京、寫北京,構成了老舍濃厚的北京情結。

  在北京長大成人

  1899年2月3日,老舍降生在北京西城護國寺後面的一個名叫“小羊圈”的曲折狹小的衚衕。這裡的居民大多一天只吃兩頓飯,且住在夏漏雨、冬透風的破屋子裡。他後來在《勤儉持家》一文中回憶說:“像我家,夏天佐飯的菜往往是鹽拌小蔥,冬天是醃白菜幫子,放點辣椒油。還有比我們更苦的,他們經常以酸豆汁度日,它是最便宜的東西,一兩個銅板可以買很多,然後把所能找到的一點糧或菜葉子摻在裡面,熬成稀粥,全家分而食之。從舊社會過來的賣苦力的朋友們都能證明,我說的一點不假。”自幼生長在這樣的環境裡,使老舍能夠更多地接觸下層人民,體察生活的艱辛。

  老舍1歲半時,在正紅旗當皇宮護軍的父親,因抵禦八國聯軍進攻,在鎮守北京正陽門的巷戰中負傷陣亡。最後,侵略者攻進了城,在挨家挨戶燒殺搶掠時,闖入了老舍的家。只因當時熟睡中的老舍恰巧被這些洋鬼子掀翻的一隻大木箱子扣在下面,才僥倖躲過了一難。

  此後,老舍的母親每月僅得到清政府發放的餉銀一兩五錢,比父親在世時的薪俸少了一半,且發得越來越不準時。為了維持全家人的生計,老舍的母親不得不拼命地洗衣、縫補,把大批的衣裳攬回來做。

  母親堅強、豪爽、勤勞、誠實、待人熱忱的品格,以及愛清潔、愛整齊、守秩序的習性,給老舍以深刻的感染和影響,後來他在《我的母親》一文中,深懷感謝之情說:“我對一切人和事都取平和的態度,把吃虧當作當然的。但是,在做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和基本法則,什麼事都可將就,而不能超過自己劃好的界限。我怕見生人、怕辦雜事、怕出頭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時候,我便不敢不去,正像我的母親。從私塾到小學到中學,我經歷過起碼有百位教師吧,其中有給我很大影響的,也有毫無影響的,但是我真正的教師,把性格傳給我的,是我的母親。母親並不識字,她給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1905 年,老舍在正覺寺開始了他近 3 年的私塾生活,後轉入西直門大街市立第二初等小學校、南草廠第十三小學。小學畢業後,親友們一致認為他應該去學手藝掙錢,以減輕家庭負擔。老舍卻毅然堅持要繼續升學,於 1913 年 1月 23 日考入北京市第三中學。只上了半年,他又偷偷地考上了一切費用全免的北京師範學校。

  5年後,年僅 19 歲的老舍以品學兼優的成績畢業,被任命為京師公立第十七高等國民小學校校長。由於工作出色,他於 1920年9月30日被提升為北郊勸學員兼教育部京師通俗教育研究會會員、公立北郊通俗教育講演所所長。

  這期間爆發的“五四”運動,深刻地影響了老舍,正如他後來所說的:“沒有‘五四’,我不可能變成個作家。‘五四’給我創造了當作家的條件。”在當時勃然興起、勢不可擋的白話文運動的衝擊下,已有一定文言體散文和舊體詩詞底子的他,開始著了魔似的偷偷用白話文練著寫小說。不過,這些習作絕大部分沒有發表過,他也沒想去投稿。

  1921年春夏之際,老舍從西山養病回來,搬到由自己兼管的京師兒童圖書館去住。當時,他志在學習英文,便參加了缸瓦市基督教堂舉辦的英文夜校。在夜校,他與寶廣林和後來成為著名作家的許地山等結為好友,並透過寶廣林結識了“倫敦會”派往燕京大學任教的牧師埃文斯。

  客居英國寫北京

  透過已返回英國任教授的埃文斯推薦,老舍受聘為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華語講師,聘期5年。他於1924 年9月14日乘船來到倫敦,起初與來此留學的許地山合租一套房子,整日沉溺於小說創作的許地山對老舍產生了影響。此後,老舍又搬了幾次家,多是廉價的學生公寓。

  像許多身在異國他鄉的人一樣,來倫敦還不足半年,老舍便寂寞難耐,開始想家、想母親、想朋友、想北京、想故國。正是這種濃烈的思鄉之情,激起他最原始的創作衝動。他後來回憶說:“我們幼時所熟悉的地方景物,一木一石,當追憶起來,都足以引起熱烈的情感,好多小說是由這種追憶而寫成的。我們所最熟悉的社會與地方,不管是多麼平凡,總是最親切的。親切,所以能產生好的作品……這種作品裡,也許是對於一人或一事的回憶,可是地方景況的追念至少也得算寫作動機之一。”

  1925 年,他回憶著自己在北京教育界任職時的一幕幕經歷,開始在東方學院圖書館裡創作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斷斷續續一年後才完稿。有關當時的寫作情景,他後來回憶說:“浮在記憶上的那些有色彩的人與事都隨手取來,沒等把它們安置好,又去另拉一些,人擠著人,事挨著事,全喘不過氣來。”

  適逢國內《小說月報》主編鄭振鐸正在倫敦,老舍就把《老張的哲學》原稿拿給他看,得到的評價是“很好”。不久,這部小說在《小說月報》1926年 7 月號上,以本名“舒慶春”開始連載,第二期即改署筆名“老舍”,半年後才登完。次年,這部小說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因其文風幽默,“京味”十足,對北洋政府統治下的北京教育界的黑暗和混亂狀況寫作真實、揭露有力,故而轟動一時,銷路很好。

  此後,老舍繼續沿著這條創作路子,又寫下了第二部長篇小說《趙子曰》和第三部長篇小說《二馬》。當《二馬》開始在《小說月報》上連載時,老舍已離開倫敦,在歐洲大陸游歷了3 個月後,於1930年春返回祖國。

  成熟的“京味”作家

  1930年至1937年11月,老舍在濟南和青島工作、生活期間,迎來了他的第一個創作豐收期。其中,《駱駝祥子》的問世,奠定了老舍作為一個成熟的“京味”作家的'重要地位,這部作品也成為現代中國文學的經典之作。

  《駱駝祥子》的創作靈感來源於老舍與山東大學一位朋友的閒聊,這位朋友在閒談中,說起他在北平時曾接觸過的一個人力車伕的故事。朋友說這個車伕曾買了一輛人力車,後又被迫賣掉,如是者三買三賣,到頭來依舊一窮二白。老舍聽後脫口說道:“這可以寫一篇小說。”繼之,這位朋友又說,有一個車伕被軍隊抓了去,誰料因禍得福,他乘著軍隊倉促轉移之際,順手偷偷地牽回 3 匹駱駝。老舍說道:“自此,從春到夏,我心裡老在盤算,怎樣把那一點簡單的故事擴大,成為一篇 10 多萬字的小說。”

  老舍開始進行資料積累工作,首先去信向生長於北平西山一帶的齊鐵恨先生打聽駱駝的生活習慣,因為西山腳下有許多養駝人家。很快就得到了回信及有關的簡單介紹。由於對駱駝沒有真切的認識和感受,老舍感覺到,要寫這部小說,就必須以車伕為主,而以駱駝作點綴和陪襯。於是他決定,把駱駝與人力車伕祥子結合在一塊兒寫,而駱駝只起到引出主要人物的作用。

  老舍又分別寫信給自己的哥哥、表哥、同學以及有關的專家,打聽關於駱駝、洋車、車廠以及人力車伕的瑣事,打聽有關的口語字、詞。他甚至還利用回北平給祖母操辦 80大壽之機,採訪熟悉上述情況的下層百姓。

  在此基礎上,老舍一鼓作氣開始寫《駱駝祥子》。這部作品從 1937 年 1 月起,始在《宇宙風》雜誌上連載,一期兩段,年內刊完,後來被陸續翻譯成26 種文字、以 38 種不同的譯本流傳海內外。在這部優秀的小說中,老舍透過對主人公祥子在北平的 7 次行動路線的具體描寫,使人們對書中的古都北京的認識更加立體。

  一代“人民藝術家”

  1949 年 7 月,客居美國紐約的老舍,收到一封來自解放了的北平的信,信末附有郭沫若、茅盾(沈雁冰)、鄭振鐸等30 多位知己好友的聯合簽名。信中說:“第一次文代會即將在北平舉行,老朋友們已經全部聚在北平了,惟差兄一人,回來吧,老朋友!祖國的文藝繁榮等著我們的筆,包括你的筆……”

  這封信就像是即將誕生的新中國的巨大召喚,讓老舍歸心似箭。他剛做完手術不久,就急匆匆地輾轉回國,於當年 12 月 11 日抵達北京,很快受到政務院總理周恩來的親切接見。此後,老舍擔任過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委員、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等職務。除了繼續寫些小說、散文之外,他還把相當一部分精力投入大眾曲藝事業和話劇創作中。

  轉眼到了 1957 年,在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文藝方針指引下,老舍開始創作《茶館》。他從清朝光緒時期寫起,寫了北京的一個大茶館,透過到該茶館中來的形形色色的人來反映整個社會。

  這年7月,《茶館》劇本在大型文學刊物《收穫》創刊號上發表。1958 年,它被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搬上話劇舞臺,每次演出都是觀者如潮,盛況空前。

  半個多世紀以來,《茶館》一共在國內外上演了 400 多場,它不僅是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保留劇目,而且還曾於20 世紀 80 年代漂洋過海,在聯邦德國、法國、瑞士和日本等國上演,頗受歡迎。作為老舍的代表作之一,《茶館》已然成為新中國話劇史上極富藝術魅力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傑作。

  老舍具有濃郁的北京情結,可以說,沒有在北京長期生活和工作的經歷,就沒有老舍那些優秀的作品。是北京古老而厚重的文化沉澱,給了老舍創作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