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是哪個朝代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時遷居下邽，生於河南新鄭。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一。下面，小編為大家分享白居易的相關知識，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人物評價
史書評價
舊唐書
臣觀元之制策，白之奏議，極文章之壺奧，盡治亂之根荄。非徒謠頌之片言，盤盂之小說。就文觀行，居易為優。放心於自得之場，置器於必安之地。優遊卒歲，不亦賢乎！
贊曰：文章新體，建安、永明。沈、謝既往，元、白挺生。但留金石，長有莖英。不習孫吳，焉知用兵？
新唐書
觀居易始以直道奮，在天子前爭安危，冀以立功。雖中被斥，晚益不衰。當宗閔時，權勢震赫，終不附離為進取計，完節自高。而稹中道徼險得宰相，名望漼然。嗚呼！居易其賢哉！
唐才子傳
公詩以六義為主，不賞艱難。每成篇，必令其家老嫗讀之，問解則錄。後人評白詩“如山東父老課農桑，言言皆實”者也。雞林國行賈售於其國相，率篇百金，偽者即能辨之。與元稹極善膠漆，音韻亦同。天下曰“元白”。元卒，與劉賓客齊名，曰“劉白”雲。公好神仙，自制飛雲履，焚香振足，如撥煙霧，冉冉生雲。初來九江，居廬阜峰下，作草堂，燒丹。今尚存。有《白氏長慶集》七十五集，及所撰古今事實，為《六帖》，及述作詩格法，欲自除其病，名《白氏金針集》三卷，並行於世。
歷代評價
唐代
唐宣宗有吊白居易詩：“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繫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此詩可作為白居易一生的概括。
五代及宋
新、舊唐書對於白居易的評價亦有不同。舊唐書對於白居易的文學成就給予高度的肯定：“昔建安才子，始定霸於曹、劉；永明辭宗，先讓功於沈、謝。元和主盟，微之、樂天而已。臣觀元之制策，白之奏議，極文章之壺奧，盡治亂之根荄。非徒謠頌之片言，盤盂之小說。就文觀行，居易為優，放心於自得之場，置器於必安之地，優遊卒歲，不亦賢乎。”新唐書描述白居易“於文章精切，然最工詩。”又說：“居易在元和、長慶時，與元稹俱有名，最長於詩，它文未能稱是也。”然而新唐書對白居易的人品則給予極高的肯定：“觀居易始以直道奮，在天子前爭安危，冀以立功，雖中被斥，晚益不衰。當宗閔時，權勢震赫，終不附離為進取計，完節自高。而稹中道徼險得宰相，名望漼然。鳴呼，居易其賢哉！”這種評價的變遷可能與宋代古文運動的興起有密切的關係。
蘇軾對白居易的評價也有不一致處。蘇軾曾提出“元輕白俗”的說法，對元白的詩風頗有微詞。然而後來卻常以白居易自比，例如“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又如“予去杭十六年，而復來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覺出處老少粗似樂天，雖才名相遠，而安分寡求亦庶幾焉。”蘇軾對白居易的詩作，也有“白公晚年詩極高妙。”的評語。
遼金元三代
元好問：“幷州未是風流域，五百年中一樂天。”在《論詩三十首》“一語天然萬古新”句下，元好問自注：“陶淵明，晉之白樂天。”
明清
袁宗道以“白蘇齋”為齋名，並有《詠懷效白》的詩作清代主張性靈說的袁枚亦給予白居易極高的評價。
清乾隆皇帝敕編的《唐宋詩醇》對白居易的詩文與為人均給予極高的評價，認為白居易“實具經世之才”，並認為官員應以白居易的詩“救煩無若靜，補拙莫如勤”作為座右銘。
近現代
胡適讚揚以白居易與元稹為領袖的文學革新運動，認為可以達到以詩歌造成輿論，而有助於改善政治。因為陳獨秀與胡適提倡新文學運動，在提倡白話、不避俗字俗語的風氣下，白居易的詩歌因而很受推崇。包括陳寅恪、劉大傑、錢基博等，都給予白居易極高的評價。然而錢鍾書對白居易的評價則不高。
他國評價
白居易的文集在日本受到高度評價。平安時代，菅原道真寫漢詩，當時渤海國的人見道真的詩，認為與白居易的詩很像，這評語令道真很高興，還特別記載下來，引以為榮。
人物生平
出生亂世
唐代宗大曆七年（772年）正月，白居易出生於河南新鄭的一個“世敦儒業”的中小官僚家庭。白居易出生之後不久，家鄉便發生了戰爭。藩鎮李正己割據河南十餘州，戰火燒得民不聊生。白居易二歲時，任鞏縣令的祖父卒於長安，緊接他的祖母又病故。白居易的父親白季庚先由宋州司戶參軍授徐州彭城縣縣令（780年），一年後因白季庚與徐州刺史李洧堅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別駕，為躲避徐州戰亂，他把家居送往宿州符離安居。白居易得以在宿州符離度過了童年時光。而白居易聰穎過人，讀書十分刻苦，讀得口都生出了瘡，手都磨出了繭，年紀輕輕的，頭髮全都白了。
仕官生活
806年，白居易罷校書郎。同年四月試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及第，授盩庢縣（今西安周至縣）尉。807年，任進士考官、集賢校理，授翰林學士。808年任左拾遺，迎取楊虞卿從妹為妻。810年改任京兆府戶部參軍，811年母親陳氏去世，離職丁憂，歸下邽。814年回長安，授太子左贊善大夫。
任左拾遺時，白居易認為自己受到喜好文學的皇帝賞識提拔，故希望以盡言官之職責報答知遇之恩，因此頻繁上書言事，並寫大量的反應社會現實的詩歌，希望以此補察時政，乃至於當面指出皇帝的錯誤。白居易上書言事多獲接納，然而他言事的直接，曾令唐憲宗感到不快而向李絳抱怨：“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於朕，朕實難奈。”李絳認為這是白居易的一片忠心，而勸諫憲宗廣開言路。
貶謫江州
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張嚴緝兇手，被認為是越職言事。其後白居易又被誹謗：母親看花而墜井去世，白居易卻著有“賞花”及“新井”詩，有害名教。遂以此為理由貶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818年，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簡至江州與白居易相聚。當白居易被任命為忠州刺史時，白行簡也一同與兄長溯江而上。途中與元稹相遇於黃牛峽，三人相遊之處被稱為三遊洞。在忠州任職的時間，白居易在忠州城東的山坡上種花，並命名此地為“東坡”。同年冬，被任命為忠州（今重慶市忠縣）刺史，819年到任。820年夏，被召回長安，任尚書司門員外郎。
白居易的`母親雖因看花墜井去世，然而白居易早有許多詠花之作，而依宋代的紀錄，新井詩作於元和元年左右（新井詩今已失傳），可見此事不能構成罪名。他被貶謫的主因，很可能與他寫諷諭作品而得罪當權者有關。貶謫江州是白居易一生的轉折點：在此之前他以“兼濟”為志，希望能做對國家人民有益的貢獻；至此之後他的行事漸漸轉向“獨善其身”，雖仍有關懷人民的心，表現出的行動卻已無過去的火花了。然而白居易在江州雖不得志，大體上仍能恬然自處，曾在廬山香爐峰北建草堂，並與當地的僧人交遊。
任職蘇杭
820年冬，轉任主客郎中、知制誥。821年，加朝散大夫，始正式著五品緋色朝服，（緋色即硃色，為五品以上官員所用的服色）。轉上柱國，又轉中書舍人。822年，白居易上書論當時河北的軍事，不被採用，於是請求到外地任職，7月被任命為杭州刺史，10月到任。任內有修築西湖堤防、疏浚六井等政績。824年5月，任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秋天至洛陽，在洛陽履道里購宅。825年，被任命為蘇州刺史，5月到任。826年因病去職，後與劉禹錫相伴遊覽於揚州、楚州一帶。
在杭州刺史任內，見杭州有六口古井因年久失修，便主持疏浚六井，以解決杭州人飲水問題。又見西湖淤塞農田乾旱，因此修堤蓄積湖水，以利灌溉，舒緩旱災所造成的危害，並作《錢塘湖石記》，將治理湖水的政策、方式與注意事項，刻石置於湖邊，供後人知曉，對後來杭州的治理湖水有很大的影響。離任前，白居易將一筆官俸留在州庫之中作為基金，以供後來治理杭州的官員公務上的週轉，事後再補回原數。當這筆基金一直運作到黃巢之亂時，當黃巢抵達杭州，文書多焚燒散失，這筆基金才不知去向。
西湖有白堤，兩岸栽種有楊柳，後世誤傳這即是白居易所修築的堤，而稱之為白公堤。事實上這道“白堤”在白居易來杭州之前已存在，當時稱為“白沙堤”，且見於白居易的詩作之中。
當白居易在杭州時，元稹亦從宰相轉任浙東觀察使，浙東、杭州相去並非太遠，因而二人之間有許多往還的贈答詩篇。當白居易任滿離開杭州時，元稹要求白居易交出全部的作品，編成《白氏長慶集》五十卷。
在蘇州刺史任內，白居易為了便利蘇州水陸交通，開鑿了一條長七里西起虎丘東至閶門的山塘河，山塘河河北修建道路，叫“七里山塘”，簡稱“山塘街”
晚年生活
827年，白居易至長安任秘書監，配紫金魚袋，換穿紫色朝服（三品以上官員所用的服色）。828年，轉任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829年春，因病改授與太子賓客分司，回洛陽履道里。830年12月，任河南尹。831年七月元稹去世。832年，為元稹撰寫墓誌銘，元家給白居易潤筆的六七十萬錢，白居易將全數佈施於洛陽香山寺。833年，因病免河南尹，再任太子賓客分司。835年，被任命為同州刺史，辭不赴任，後改任命為太子少傅分司東都，封馮翊縣侯，仍留在洛陽。839年10月得風疾。841年，罷太子少傅，停俸。842年，以刑部尚書致仕，領取半俸。
晚年白居易的生活，大多是以“閒適”的生活反應自己“窮則獨善其身”的人生哲學。而844年，73歲的白居易出錢開挖龍門一帶阻礙舟行的石灘，事成後作詩《開龍門八節石灘詩二首並序》留念，詩中仍反映出他“達則兼濟天下”的人生觀。
晚年的白居易大多在洛陽的履道里第度過，與劉禹錫唱和，時常遊歷於龍門一帶。作《池上篇》、《醉吟先生傳》自況。845年，白居易74歲，尚在履道里第舉行“七老會”，與會者有胡杲、吉皎、鄭據、劉真、盧貞、張渾與白居易；同年夏，以七老合僧如滿、李元爽，畫成“九老圖”。白居易晚年篤信佛教，號香山居士，為僧如滿之弟子。
洛陽安逝
武宗會昌六年（846年）八月十四日（9月8日），白居易去世於洛陽，享年75歲，贈尚書右僕射，諡號“文”，葬於洛陽香山。白居易去世後，唐宣宗李忱寫詩悼念他說：“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繫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著有《白氏長慶集》，共有七十一卷。
軼事典故
自釀美酒
白居易自家釀的酒，質高出眾，他為自家的酒作詩道：“開壇瀉罇中，玉液黃金脂；持玩已可悅，歡嘗有餘滋；一酌發好客，再酌開愁眉；連延四五酌，酣暢入四肢。”（《白居易卷》）。白居易造酒的歷史不但有記載，而且直到今天，還有“白居易造酒除夕賞鄉鄰”的故事在渭北一代流傳。
素口蠻腰
素口蠻腰，蓄妓玩樂，始自東晉，唐代比較普遍。為了滌除人生煩惱，白居易以妓樂詩酒放縱自娛。從他的詩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幾個，最出名的是小蠻和樊素。唐孟棨《本事詩·事感》中記載：“白尚書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蠻善舞，嘗為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
白居易六十多歲時，他得了風疾，半身麻痺，於是他賣掉那匹好馬並讓樊素離開他去嫁人。可是，他那匹馬反顧而鳴，不忍離去。樊素也傷感落淚說：“主人乘此駱五年，銜撅之下，不驚不逸。素事主十年，巾櫛之間，無違無失。今素貌雖陋，未至衰摧。駱力猶壯，又無 。即駱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素之歌，亦可送主一杯。一旦雙去，有去無回。故素將去，其辭也苦；駱將去，其鳴也哀。此人之情也，馬之情也，豈主君獨無情哉？”
但在白居易70歲時，樊素和小蠻還是走了。白居易思念中寫道：“兩枝楊柳小樓中，嫋娜多年伴醉翁，明日放歸歸去後，世間應不要春風。五年三月今朝盡，客散筵空掩獨扉；病與樂天相共住，春同樊素一時歸。”
藏書故事
貞元十六年（800）中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集賢校理，參與整理國家藏書。後擢翰林學士。元和十年（815）貶為江州司馬。文宗即位，遷刑部尚書。武宗時以刑部尚書致仕。晚年退居洛陽香山，自號香山居士，他對現實主義詩歌的發展 有卓著的貢獻。在整理集賢院藏書時，使他有機會接觸大量的藏書，對他的文學創作有很大的影響。私家藏書頗富，建有藏書樓，名“池北書庫”。他曾作《池上篇》，言其“罷刑部侍郎時，有慄千鬥，書一車”。著有《白氏長慶集》等。他曾以自己藏書為基礎，編撰了一部詞語佳句類書《白氏經史事類六帖》（又名《白氏六帖》），分為1 367門。宋代黃鑑著《楊文公談苑》記載：“人言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數千，各題門目，作七層架，列置齋中。命諸生採集其事類，投瓶中。倒取之，抄錄成書。”可見《白氏六帖》在最初蒐集資料時，就開始以類彙集。另編有《元白因繼集》、《劉白唱和集》、《洛下游賞宴集》（又名《洛中集》）等。
主要成就
官場
翰林學士
前期是兼濟天下時期，後期是獨善其身時期。白居易貞元十六年（800年）29歲時中進士，先後任秘書省校書郎、盩至尉、翰林學士，元和年間任左拾遺，寫了大量諷喻詩，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樂府》五十首，這些詩使權貴切齒、扼腕、變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親因患神經失常病死在長安，白居易按當時的規矩，回故鄉守孝三年，服孝結束後回到長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贊善大夫。
江州司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歲時，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殺，武元衡當場身死，裴度受了重傷。對如此大事，當時掌權的宦官集團和舊官僚集團居然保持鎮靜，不急於處理。白居易十分氣憤，便上書力主嚴緝兇手，以肅法紀。可是那些掌權者非但不褒獎他熱心國事，反而說他是東宮官，搶在諫官之前議論朝政是一種僭越行為；於是被貶謫為州刺史。王涯說他母親是看花的時候掉到井裡死的，他寫賞花的詩和關於井的詩，有傷孝道，這樣的人不配治郡，於是他被貶為江州司馬。實際上他得罪的原因還是那些諷喻詩。
貶官江州（現九江）給白居易以沉重的打擊，他說自己是 “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長。三年後由於好友崔群的幫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憲宗暴死在長安，唐穆宗繼位，穆宗愛他的才華，把他召回了長安，先後做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等。但當時朝中很亂，大臣間爭權奪利，明爭暗鬥；穆宗政治荒怠，不聽勸諫。於是他極力請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職期間，他見杭州一帶的農田經常受到旱災威脅，官吏們卻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議，發動民工加高湖堤，修築堤壩水閘，增加了湖水容量，解決了錢塘（今杭州）、鹽官（今海寧）之間數十萬畝農田的灌溉問題。白居易還規定，西湖的大小水閘、斗門在不灌溉農田時，要及時封閉；發現有漏水之處，要及時修補。白居易還組織群眾重新浚治了唐朝大曆年間杭州刺史李泌在錢塘門、湧金門一帶開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條件。
文學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影響極大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閒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著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同時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採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豔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採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這裡的“質而徑”、“直而切”、 “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於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
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著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並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
《琵琶行》與《長恨歌》是白居易寫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藝術表現上的突出特點是抒情因素的強化。與此前的敘事詩相比，這兩篇作品雖也用敘述、描寫來表現事件，但卻把事件簡到不能再簡，只用一箇中心事件和兩三個主要人物來結構全篇，諸如頗具戲劇性的馬嵬事變，作者寥寥數筆即將之帶過，而在最便於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寫和環境氣氛渲染上，則潑墨如雨，務求盡情，即使《琵琶行》這種在樂聲摹寫和人物遭遇敘述上著墨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聲和事緊緊聯結在一起，聲隨情起，情隨事遷，使詩的程序始終伴隨著動人的情感力量。
除此之外，這兩篇作品的抒情性還表現在以精選的意象來營造恰當的氛圍、烘托詩歌的意境上。如《長恨歌》中“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琵琶行》中 “楓葉荻花秋瑟瑟”“別時茫茫江浸月”等類詩句，或將淒冷的月色、淅瀝的夜雨、斷腸的鈴聲組合成令人銷魂的場景，或以瑟瑟作響的楓葉、荻花和茫茫江月構成哀涼孤寂的畫面，其中透露的悽楚、感傷、悵惘意緒為詩中人物、事件統統染色，也使讀者面對如此意境、氛圍而心靈搖盪，不能自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