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一條街的追想散文
“繁華”這個東西真是說不清楚。
在碼頭還沒絕的時候，那條街的繁華無可比擬。街裡的老人說，河岸邊是一長綹擺。擺是什麼？拴船的鐵環子。系船時發出叮叮噹噹的金屬撞擊聲。那時候上上下下，走水路的，走陸路的，都要到這條街歇口氣。吃一袋煙，喝一碗茶，有時還悶一盞子酒，侃幾句大山。遇到飯點，坐在油膩膩的八仙桌邊，大口吃肉。吃完，袖子一抹，衣服全是牙齒浸潤過的油跡，像陽光從樹葉間濾過下的光斑。然後浩浩蕩蕩神神氣氣離開。本地人把這叫“歇腳”，或者說“歇肩”，用現在的話就是“閃一口氣”。那個時候，街兩邊的冷飯鋪密密麻麻，從早到晚老是船老大的嘈雜聲……
這樣的時光據說有好多年。
街裡的老人還說，怪要怪那幾個不安分的讀書人，以為治國是在書齋裡念幾句“之乎者也”，硬是要搞什麼變法，變成天下大亂，連河道也不安分。我起先對老人的遺言如雲裡霧頭，後來有幸讀到這條街的街志：光緒24年，西元1898年，從農曆六月十五到二十九，天像破了一個洞，大雨不歇氣地使勁從洞裡掉，洪魔氾濫，沿街的河堤像漢高祖劉邦刀下的那條白蛇，斬成了數截，咕咕冒出的血氣吞沒了人們的哭聲。洪水退後，滿目瘡痍，幾個主事的人商量重新築一道堤，讓河水挪一個窩。奇怪的是這主意一定，就天下太平。那幾個不安分的讀書人也像洪水一樣，蒸發的蒸發，逃竄的逃竄。1898年是農曆狗年，歷史上把這幾個讀書人的折騰叫“戊戌變法”，也說成“百日維新”。這個狗年註定犬吠聲四起，包括這條河的不安分。但老人可能不知道，這不安分的讀書人中一個叫康有為者，後世有人還稱他“康聖人”。
街裡講這種話的老人我從來沒見過。按照年齡推算，我的老父親也沒有見過。那是一百年前的事。一百年之於宇宙，是雞眨眼的工夫；之於一條街，風裡雨裡雖然難熬，其實也一樣。因為那些最初關於街的記憶者，在雞眨眼的工夫中，也沒了。失去了記憶，誰還會感到疼痛？但關於街的繁華，用我父親的話說，從此水落三秋。將一條街的蛻變與水落三秋關聯起來，是父親說過的最深奧的話。幾十年來，我還沒有勘破。
自經歷1898年的那場洪災以後，這條街與河道徹底分道揚鑣，像兩個原本相愛的人心存芥蒂，各奔東西。河道離開街後，河水變得越來越淺，終至於有一天無法撐船，船工們作鳥獸散。街，也開始衰落，漸漸的只成為附近村民的一個集市，恢復了“街”的本來面目。再後來，經過幾十年時光的氤氳，讓“推進湧出”變得格外稀奇，除非每年臘月底的那幾天。
最早關於街的傳說，我在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亭集又叫“鄭家集”，歷史還算悠久。當年李世民奪天下在此遇險，被一鄭姓大戶所救，登位後御賜“鄭家集”，其鄭姓子弟多有封賞。鄭族世世代代經營此地，建有四門城牆，高閣崇樓無數，甚是風光。後來，鄭家出了不肖子孫，吃喝嫖賭將一干祖業盡數賣給王家和劉家，王、劉本是互相通婚，就以官府名義把“鄭家集”改名為“王劉集”。到了元末，據說朱元璋還沒有成氣候時在此要飯，被劉姓一管家奚落，朱元璋建立明朝後，有恩報恩，有怨報怨，就將劉氏一族充軍嶺南，其所有家產全部沒收。劉氏有脫逃後生心懷不滿，在一個月黑風高夜，一把火將劉氏舊居化為灰燼，後來就沒再修復。縣誌記載大火燒了三天三夜，邑民死傷無數。朱元璋聽到此訊息後，就將充軍嶺南的劉氏後裔全部活埋，讓劉氏滅族。此後，“王劉集”乾脆就恢復“亭集”名。現在，經過幾百年風雨洗禮，亭集只有一條窄窄的街道，供人們早集……我這文章是一篇小說，文中的`“亭集”就是按照這街的傳說記述的。如果不是那一把火，假若四門城牆還在，1898年移河改道前的繁華，就小巫見大巫了。那街道也不會孤零零一條通到頭。有些事一失足還不只是千古恨。
當我與這條街交集的時候，其時，它還是隻有一條主幹道。東北西南向，頭對頭四五百米，清一色瓦房，門朝街道。門是木板門，一塊連一塊，像豎著的倉板，早晨一塊一塊卸開，天黑又一塊一塊拼上。七十年代後期，那些國營單位：百貨公司、副食品店、書店就將這一塊一塊的木板砸爛當柴燒，各具特色鑲上大門，有木質的，也有鐵門，後來還流行卷閘門。集是早集，天沒亮，人就湧了過來。賣米的，糶麩子糠的，賣茅柴、要子、草鞋的，集中在街的南頭；賣時令小菜，雞蛋、豬仔、篩子、箢篼、筲箕的就在北頭。不是約定俗成，而是習慣。這些佔道經營，將街心讓出一條道。在南邊的街集上，有幾個管理賣柴賣米的，手裡拿著一杆秤，秤一稱，收一毛兩毛過秤費，特別神氣。集市兩邊的鋪子都是公家的，連剃頭鋪也屬村集體。食品公司是街上最好的單位，老百姓偶爾割半斤一斤肉，除了要肉票外，還要雞不叫就去站隊，稍微晚一點就可能放空。所以，那年頭食品的人最吃香，平常人家割一點肉全憑運氣。一般百姓如果跟食品有點關係話，那絕對值得在人前炫耀。這不是街的錯。其時祖國大地都一樣。計劃經濟，什麼都要計劃，這就是特色。街上有一所中學，還有一家醫院，大門都對著街開。在電力匱乏時，學校、醫院柴油機發電的突突聲，成為最明亮的地方，讓有學校有醫院的街在夜晚並不太寂寞。那時，街是人們的中心，政治中心，柴米油鹽中心，讀書、唱革命戲和出生、病死中心。
我慶幸我生活在一個好時代。好時代的標誌是讀書不再無用，而且讀書還可以改變命運。但我讀書不在那條街上，那時沒有擇校讀書的可能和必要。我所生活的地方，距街七八里之遙。在初中之前，每上一次街都很鄭重，頭天晚上會興奮得睡不著覺，第二天天矇矇亮就起床。大人們叫“趕集”。在街市的嘈雜聲中吸引人的還是油條攤，開炸的油香在空氣中瀰漫，像一疊疊雲在眼前翻滾，攪得饞神經不知如何吞嚥。如果大人開恩，能吃上一根油條，那是世上最幸福的事。我相信很多從物質匱乏年代走過來的都有這種感覺。無論什麼年齡段。上初中以後，在校住讀，大人覺得在村裡剃頭交年費不划算，每隔三兩個月會上一次街，在剃頭鋪，剃頭師傅一陣濫砍，頭髮像烏絲紛紛落下，輕鬆極了。
?很多年後，我還記得那個白晝。
八月天，大地幹得冒煙。憑著一張蓋著紅章的紙條，父親弓著腰，拉著一板車谷，向街上的糧店奔去。谷袋是洗乾淨的碳胺和尿素袋。碳胺袋粗糙，紋路稀。尿素袋緻密，裡面還鑲有一層，軟軟的。那個時候已經分田到戶。這些袋子，都是下田地肥時小心翼翼留存的，如果碰巧哪裡有個缺口，母親就會在午休時，坐在門檻邊用廢布縫補好。那一車谷需要三百六十斤。三百六十斤能夠改變一個農家子弟穿草鞋還是穿皮鞋，是划算的。那個白晝，路上的炎熱，腳像瓦片在火上烙。父親弓著腰在前面使勁拉，遇到上坡我在後面使勁推，完全沒有感到腳板上的燙。因為正是交公糧時節，賣糧的人格外多，在離糧店大門百多米的大街上，浩浩蕩蕩都是賣糧的隊伍。烈日下暴曬，人們渾然不當回事。相互說著不鹹不淡的話，至多拿一條透著汗味的毛巾擦臉。每隔十幾二十分鐘，板車可以挪動一車長的距離，直到太陽快落土時父子二人才飢腸轆轆轉身。整個白晝，雖然商鋪不時飄出香味，硬是沒想到要買一點墊肚子的硬朗貨，渴了就隨便在糧店喝點冷水。這是與街道親密接觸時間最長的一次，也是記憶最深刻的一次。那時候為了命運改變，做什麼都有使不完的勁。
現在，我漸漸明白，不是所有命運的改變都是好事。當然，也不是所有命運的改變一定是壞事。曾經以為，對於這條街道來說，自從我交了360斤的農轉非口糧後，就會像一隻鳥，離開這一方天地杳杳無蹤。不曾預料的是，幾年後從這裡轉走糧油關係的我，又憑著一張紙，將糧油關係轉回來。那時，我是街上醫院最年輕的醫生，會計工資表冊順序號第36。
街兩邊的房子依然很破，醫院也很破，街上的青石板也破。每天一大早，街上來的還是趕集的。改革開放已經有幾個年頭，剃頭鋪不再規劃到集體，百貨店也有私人在經營，食品公司沒有從前那樣吃香，糧票布票肉票煤油票開始倒瓦，街面比從前繁華多了，農副產品可以自由交易，連魚販子偷偷摸摸搞來的鯽魚鰱魚也正當名分當街賣。人們臉上充滿著笑意。不可名狀地笑。像一樹暗暗的風。
初到醫院，於醫道我是一張白紙，什麼也不敢也不能獨斷。我在醫院病房上班，幾乎不分晝夜。病房正對著街道，從視窗射向街道的光芒中常有我的影子。上班不到一個月，就安排單獨值夜班，在無邊的夜色中，常惶恐不安。有時為宣洩情緒，就沿病房外牆走。暗夜中，皮鞋撞在青石的聲音像時鐘擊打在胸口。在每一個難眠的夜晚，躺在值班床上，最不喜歡街市傳來手扶拖拉機的“突突”聲，十有八九，每一次“突突”會讓晚上無法安眠。那時候當醫生不像現在兇險，膽子粗，沒有轉院的習慣，百事病都敢盤，多數盤好了，也有本該好的盤丟了。因為醫院沒有住房，我這醫院第36名職工，就一直借居在街南口供銷公司從前做倉庫的一間屋子裡。連同借居的還有第35名同事。每天早上，我從街的南邊走向北邊，晚飯後又從北邊走向南邊，沿著這一條街，街市的悄然變化像吃過的糧食沉涸在骨子裡。多年以後，我在自己的文章中複述過那一段經歷：每天早晨，我從街道的南邊走向北邊，黃昏時又從北邊走到南邊，我記住了哪裡有一扇鏤空的窗，哪裡的青石縫中新出了一株鳳尾，哪裡屋簷上的瓦松今年沒開花，哪一家人哪天在街市上撒著紙幡，哪棟門洞裡有嬰兒哭泣，哪一家的萌妹子最喜歡搞怪。我把自己當成了一粒飛揚的塵土，隨著紙鳶游來游去，然後落在一株風信子上，和露珠一起酣眠……這複述似乎是一道精緻的菜餚，好看，但當時真正“吃”時味道癟淡得很。
我所工作的那家醫院後來經過撤併，就不再是醫院了。臨街的房子賣與本地土著變成樓房。當年我在病房走進走出的影子，已被這“鍋蓋”似的樓房蓋住，即使我再去憑弔，也找不到下手的地方，總不能鑽進別人的樓房裡指著水泥瓷磚說，哈，那時，我就在這兒穿來穿去！而街道，還是一條獨的，已經沒有多少平房和青石板了，更沒有一塊塊靠拼接的門板，連我當年繳納360斤穀子農轉非的糧店也被開發成連排的商品房。對了，在商品社會，變成商品才是對頭的。
一切又恢復到公元1898年時的繁華了。儘管，離街愈行愈遠的那條河流早就乾涸，成了一灘沙礫。
（作於2017年7月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