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商人》中“選匣成婚”情節話輪結構建構論文
摘要：在莎士比亞的諷刺性喜劇《威尼斯商人》中, “選匣成婚”是一場由女主人公鮑西婭的父親發起的博弈遊戲, 其博弈遊戲的原初是為鮑西婭選擇父親認為合適的男性為丈夫。鮑西婭僅僅是作為這場男性博弈的客體物件而存在;而隨著這場男性的博弈遊戲的進行, 面對不同的男性參與者, 鮑西婭選擇了不同的話輪結構建構策略, 改變了不同的男性博弈者的博弈地位, 建構了不同的話輪結構, 自身也隱性地參與到了父權主導的男性權力博弈遊戲中, 在父權社會文化場域內建構了女性的隱性博弈。然而, 由於父權社會文化的限制, 無論是哪個男性博弈參與者贏得了這場博弈, 鮑西婭建構的隱性博弈的最終結局都不能改變其作為的女性的從屬地位。這場男性博弈的最終結局無非也是服務於父權社會男性權力博弈的均衡實現。
關鍵詞：話輪; 話輪結構; 建構機制; 女性; 男性; 父權; 博弈;
《威尼斯商人》是英國文藝復興時期最卓越的戲劇家威廉·莎士比亞早期最為著名的諷刺性喜劇作品。《威尼斯商人》的劇本大約作於1596~1597年, 以歌頌仁愛、友誼和愛情為主題, “一磅肉的契約和巴薩尼奧與鮑西婭的愛情故事”為戲劇衝突發展的兩條線[1], 展示莎士比亞對文藝復興時期英國父權社會文化的人文主義思想的見解。作為《威尼斯商人》中愛情故事分線情節的主要女性角色, 在大部分的文學評論中, 鮑西婭 (Portia) 被認為是莎士比亞戲劇中的最具有人文主義精神的女性形象, 美麗而又有智慧, 甚至被盛讚為“知性女神”[2]。然而, 從個體與社會的關係來看, 鮑西婭雖然勇敢地追求個體的幸福, 但卻也無法公然地發動針對社會性別政治的個體反叛行為。鮑西婭的智慧主要是體現在在父權為主導的男性權力博弈中, 其巧妙地建構了不同的話輪結構, 隱性並非公然地與父權社會的男性權力主體進行博弈。
話輪結構策略, 包括話輪數量、話輪主題以及話輪長度, 是莎士比亞用來建構鮑西婭作為女性個體與父權進行隱性博弈的重要手段。在《威尼斯商人》劇本中, 涉及“選匣成婚”情節的場景包括:第一場的第二幕、第二場的第一幕、第二場的第七幕、第二場的第九幕與第三場的第二幕。這些場景的展開都是圍繞“選擇正確的匣子”這一核心問題的博弈。其中, 第一場第二幕屬於“選匣成婚”情節的話輪結構建構主題的發起, 即劇中男性權力博弈以及後續女性與父權的隱性博弈的原初, 或者說是“誰能選擇正確的匣子”這一核心問題的提出。而“選匣成婚”的話語結構的具體建構過程則是在第二場以及第三場所涉及的相關場景中開展的, 即劇中涉及男性權力博弈以及女性與父權的隱性博弈的具體展開, 也就是完成“誰能選擇正確的匣子”這一核心問題解答的過程。
一、“選匣成婚”情節話輪結構建構的發起與權力博弈
在第一場的第二幕中, 作為富家女的鮑西婭的出場引出了關於“選匣成婚”這一男性博弈遊戲的由來。這一幕戲劇的話輪主要是由鮑西婭與其女僕尼莉莎 (Nerisa) 共同建構的。在這一整幕劇中, 鮑西亞和尼莉莎共有23個話輪, 共108行, 其中鮑西婭12個話輪, 佔80行, 尼莉莎11個話輪佔28行, 全然是由女性角色聲音所構成的話輪結構。
話輪長度是“衡量參與者話語主動權的重要引數”[3], 表面上來看, 鮑西婭似乎佔據了這一幕的話輪結構建構的主動權。同時, 在這一幕的伊始, 鮑西婭就透過向尼莉莎所發出話輪, 來表露作為女性個體對父權社會文化場域的不滿以及對女性個體進行公開抗爭的不可能性的無奈:“真的, 尼莉莎, 我這小小的身體已經厭倦了這個廣大的世界了”[4]。鮑西婭的話輪優勢以及這一番對女性個體解放意願為主題的話輪, 表面上看彷彿有了發聲引起話輪的自由與主動權, 然而“女性聲音所享受的自由僅僅是一種虛構”[5]。鮑西婭之所以被允許擁有這樣的話輪優勢以及發出表達女性個體解放意願聲音的話輪, 一方面是源於該幕劇本的發生空間的私人性。這一幕劇本的發生空間位於貝爾蒙特的鮑西婭家中一室, 只有鮑西婭與尼莉莎在場, 這符合父權文化對社會空間的性別劃分, “男性佔據公開場域, 而女性則被限制在私人或者家庭場域”[6]。另一方面, 則是由於戲劇本身發展的需要, 這一系列女性角色之間的話輪結構建構為後續“選匣成婚”的情節提供了建構的基礎, 服務於由父權文化場域內男性角色發起的博弈遊戲。
鮑西婭在話輪優勢的情境中所表達出來的厭倦, 是源自於來父權社會文化中父親作為“法”的代表所具有的父權主體權力對女性作為權力客體的控制。在父權社會文化裡, 父親是“法 (the Law) ”的化身, “成為具有為我們選擇認同與理想化權力的法的抽象表徵”[7]。父親的這種主體權力並沒有因為作為個體的父親的死亡而終結。在場景發生的時間裡, 作為“法”的代表的鮑西婭的父親已然離世, 但其作為父親的主體權力依然依靠遺囑在發揮著效應。遺囑, 作為博弈遊戲的話語載體, 具有兩個層次的法的涵義。一方面, 它是國家機器所承認的權威話語的載體;另一方面, 它又承載了父親作為家庭內法的代表的權威。在遺囑中, 鮑西婭的父親制定了“選匣成婚”的博弈遊戲, 以金、銀、鉛三種材質的.匣作為博弈的道具。該博弈遊戲的參與者是來自父權社會的其他要爭奪鮑西婭父親的男權地位的男性。男權的博弈不僅發生在男性參與者之間, 而且也發生在男性參與者與作為博弈遊戲規則制定的鮑西婭的父親之間。博弈的核心就是:“選擇正確的匣子”。男性博弈者不僅要努力在與其他博弈者的競爭中, 選擇正確的匣子, 還要努力與鮑西婭父親的意志進行博弈, 達到與其意志一致, 才有可能最終贏得博弈遊戲。在鮑西婭父親與男性博弈參與者之間的博弈是父權參與者對婚姻權力的競爭。只有當男性求婚者在該博弈遊戲中所選的匣子與鮑西婭父親的預先設定相符時, 博弈者才有能獲得“選匣成婚”博弈遊戲的勝利, 而失敗者將失去自己的婚姻權力:“要是選不對, 終身不再向任何女子求婚”。
人類學家克勞德·列維-斯特勞斯在《親屬制度的基本結構》中提到:“婦女僅僅只是交換的客體之一”[8]。在父權社會文化裡, 女性總是被視為家族的財產, 作為父權權力的客體指向。因此, 作為女性客體的鮑西婭是沒有參與《威尼斯商人》裡的“選匣成婚”博弈的資格的, 喪失了對自身婚姻的話語權。博弈遊戲的“選擇正確的匣子”的核心問題, 是由父親提出的, 而最終的解答是由男性博弈者來完成的。雖然在一幕劇中, 作為女性個體的鮑西婭佔有話輪結構優勢, 但她對話輪結構所涉及的主題其實是沒有話語權的, “在這個模式化的匣子游戲的中心是一個活生生的女性, 她的被動的靜止狀態是由於其先前的角色所強加的”[9]。因而, 作為父權的男性的制定博弈規則的考量的根本出發點並不是女性個體的想法與意願, 而是“為了家族產業的繁榮”[10]。獲勝的博弈者獲得了鮑西婭父親的主體權力, 也就獲得了包括作為“父親的財產”的鮑西婭在內的所有鮑西婭父親原來所持有的家族產業[10]。而這也正是所有男性博弈者願意冒險來參與這一場“選匣成婚”博弈的理由。從本質上來講, 這場博弈中, 鮑西婭所追求的“婚姻的浪漫是與經濟利益相聯的”[11]。
從隱喻的角度來看, “選匣成婚”的博弈中的“誰能選擇正確的匣子?”的問題裡, 作為博弈道具的“正確的匣子”的構造所負載的是父權主體權力對作為客體的女性的控制的隱喻。正確的匣子裡有一張鮑西婭的小像, 這個小像是這個博弈過程中鮑西婭的化身, 獲得小像也就獲得了作為博弈客體的鮑西婭。匣子本身源自於其父親的權威話語, 是父親權力的化身。有學者認為貝爾蒙特的生活世界是“世外桃源”[2], 不受父權社會文化所影響, 然而, 從而本質上來看, 正如就匣子的設定一樣, 貝爾蒙特本身就是鎖住鮑西婭的匣子, 在這裡, 作為女性個體的鮑西婭, 被由父權意志與權威話語所製造的博弈遊戲所鎖住, 正如劇中她自己所感慨到的:“唉, 說什麼選擇!我既不能選擇我所中意的人, 又不能拒絕我所憎厭的人, 一個活著的女兒的意志, 卻要被一個死了的父親的遺囑所鉗制”[4]。
二、“選匣成婚”情節話輪結構建構的文體分析
在《威尼斯商人》中, 儘管要追求鮑西婭的男性不止三位, 但是莎士比亞在劇中只有三位男性選擇進入接受“選匣成婚”的博弈之中, 分別為:第二幕的第一場與第七場中出場的摩洛哥親王 (Prince of Morocco) , 第二幕的第四場出場的阿拉貢親王 (Prince Arragon) 與第三幕第二場出場的巴薩尼奧 (Bassanio) 。表1為《威尼斯商人》中“選匣成婚”博弈遊戲的話輪數量表。該統計資料包括了“選匣成婚”中這三個場景的話輪結構的發生幕數, 參與話輪結構建構的人物、話輪的話題控制、話輪的數量、話輪的行數以及百分比。
從劇本的話輪數量來看, 這三位男性角色在其所參與的男性博弈遊戲中的話輪數量與每個話輪的行數有著顯著的不均衡。
在摩洛哥親王參與到博弈的兩幕戲中, 總共有14個話輪, 其中摩洛哥親王7個, 鮑西婭7個, 平均下來每幕只有3.5個話輪。這14個話輪在劇本中總共有126行的篇幅, 其中第二場第一幕47行, 第二場第七幕79行。在這126行中, 摩洛哥親王發出的話輪總計有101行, 佔全部行數的80.16%, 而鮑西婭發出的話輪行數只有25行, 僅為總行數的19.84%。從單個話輪的行數來看, 親王最長的話輪有48行, 而鮑西婭的話輪最長的僅為9行, 其大部分的話輪僅為2到3行的回應。摩洛哥親王的話輪長度與鮑西婭的話輪長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這一場與“選匣成婚”的摩洛哥親王壓倒性的話輪中, 作為男性權力主體的親王肆意地在展示著自己作為權力主體的權威與力量, 誇耀自己曾經“手刃波斯王”, “戰敗蘇里曼蘇丹的波斯王子”的赫赫戰功以及與面對母熊餓獅的勇猛, 認為自身在“家世、財產、人品、教養”等方面的男性權威與鮑西婭的女性地位相配, 將自己塑造成博弈遊戲中的非常有資質獲勝的博弈者[4]。而面對男性話輪優勢的誇耀, 鮑西婭並沒有積極地參與到有效的話輪結構的建構中, 其所給與的只是冷漠而正式的話輪迴應, 話輪嚴格地遵循話輪所涉及的博弈遊戲的主題的規則, 按部就班地介紹父親制定的博弈遊戲規則。在第七場的話輪是由鮑西婭發起的:“去把帳幕揭開, 讓這位尊貴的王子瞧瞧那幾個匣子。現在請殿下自己選擇吧”[4]。這樣的話輪建構最終使得摩洛哥親王, 按照自己的理解, 選擇了錯誤的匣子, 也終結了其在整個劇本中的話輪結構。
在劇本第二場第九幕中, 阿拉貢親王參與到了男性權力的博弈遊戲中, 從該幕的第4行開始到78行結束, 總共只有75行。從篇幅來看, 其參與的話輪數量與摩洛哥親王的話輪相比較, 簡短了許多, 只有8個話輪, 其中阿拉貢親王發出了4個話輪, 鮑西婭發出4個。阿拉貢親王的4個話輪在整幕75行的話輪數量中佔了65行, 為86.67%, 而鮑西婭的4個話輪僅佔10行, 為13.33%。整幕劇中, 最長的話輪是由阿拉貢親王發出的, 為34行, 而鮑西婭最長的話輪僅佔5行, 其餘的都為1到2行的簡短話輪。與摩洛哥親王的話輪相比, 阿拉貢親王在這場男性權力的博弈遊戲中, 雖然顯得其話輪優勢不及摩洛哥親王。而他與摩洛哥親王那種強勢的男性權威的展示不同, 阿拉貢親王的話輪則是對道德的強調, “滿口的陳詞濫調”[12]。面對阿拉貢親王以標榜自身道德水平的男性話輪優勢, 鮑西婭所採取的話輪迴應策略也依然消極性的, 其話輪的主體依然限定在恪守父親制定的博弈遊戲的進行, 沒有主動積極地對男性話輪進行回應, 接受自身作為博弈遊戲客體的地位, 將“選匣成婚”的男性博弈遊戲的博弈者稱為:“為了我這微賤的身子來此冒險的人”[4], 拒絕參與到較為均衡的話輪結構的建構中。
在摩洛哥親王與阿拉恭親王之後, 巴薩尼奧作為壓軸的博弈者, 在第三場的第二幕中出場, 參與到了父權權力設定的博弈遊戲中。在第三場第二幕中, 巴薩尼奧完成“選匣成婚”的遊戲之前, 總共有12個話輪, 其中巴薩尼奧6個, 鮑西婭6個, 總共的篇幅為115行。從話輪的數量上來看, 巴薩尼奧在博弈過程中與鮑西婭的建構話輪數量要超過之前的兩位男性博弈者, 雖然總數上摩洛哥親王似乎超越了巴薩尼奧, 但摩洛哥親王的話輪是在兩場中發生的, 其每場的平均數明顯低於巴薩尼奧。與之前男性在話輪長度佔壓倒性多數的情況不同, 在這115行中, 鮑西婭的6個話輪佔到了58行, 為50.43%, 而巴薩尼奧的6個話輪為57行 (包括一首10行的歌曲) , 佔比49.57%。在鮑西婭的話輪中, 其發出的最長的話輪為25行。除此之外, 在與男性的話輪結構建構過程中, 她還發出了另一個長達23行的話輪。鮑西婭的這兩個話輪大大地超過了前兩個場景其所發出的話輪的長度。在這一幕中, 男性角色的絕對權威與女性角色的消極參與在話輪結構的建構的特徵得到了反轉, 男性角色巴薩尼奧與女性角色鮑西婭的話輪結構中的話輪長度處於均衡的地位。
從話輪本身所涉及的主題也可以看出明顯的不同, 女性角色在這一幕的話輪中, 不再是按部就班地敘述父權的博弈遊戲規則。相反地, 在一開始, 在與男主角的話輪建構場景中發起的話輪裡, 鮑西婭並沒有直接要求巴薩尼奧開始“選匣成婚”的博弈, 而是說“請您不要太急, 停一兩天再選吧”。在隨後的一大段獨白中, 她大膽對男性角色表達了自己內心的愛慕之意, “所以整個兒的我都是您的”[4], 完全偏離甚至是背離了父權的博弈遊戲的規則, 因為此時的巴薩尼奧還沒有完成博弈的程序, 還無法確定他是否能贏得這場與父權意志的博弈, 並且最終贏得原本鮑西婭的父親在這個家族中的“法”的地位。而正如阿蘭·布魯姆與哈瑞·雅法觀察到的, 在鮑西婭的話論中, 她利用歌唱, 為巴薩尼奧提供贏得這場博弈的正確思路:“第一節‘bred’和‘head’押韻, 同時也壓‘lead’”[12]。正是鮑西婭在這一幕的話輪結構建構中, 調整了自己的話語結構建構策略, 化原本場景話輪結構中的消極被動為主動, 才幫助巴薩尼奧贏得了最後的博弈。
三、“選匣成婚”情節話輪結構建構的博弈策略分析
(一) 鮑西婭在“選匣成婚”博弈中表面上始終是處於博弈客體的地位
首先, 在“選匣成婚”的男權博弈中, 作為女性的鮑西婭按照父權社會文化原本是沒有任何參與的可能性, 因為在整個男權博弈的設定中, 她只是男權博弈所指向的客體存在。作為女性客體, 鮑西婭在與摩洛哥親王以及阿拉貢親王的兩個話輪結構中, 本身是沒有話語權力的。作為女性, 服從男性權力被規訓為父權社會里最為值得謳歌的品質。“在女人一生中, 她沒有任何階段是獨立的, 起初是要對父親服從, 而後是要對丈夫服從”[13]。因此, 她所採取的消極態度是符合父權社會文化對女性的順從規訓的, 其本身所發出的話輪的內容也是符合其作為權力客體的地位, 完全是遵循話輪結構建構的權力規訓, 符合社會文化的話輪規定的禮貌原則。她不過是她父親與這些男性的博弈遊戲以及這些男性之間博弈競爭的客體物件。
其次, 在男性參與博弈的過程中, 鮑西婭並沒有任何阻止男性博弈過程本身開展進行的活動發生。不論是摩洛哥親王、阿拉貢親王還是巴薩尼奧都進行了博弈遊戲的實踐。而最終巴薩尼奧透過由父權權力制定的博弈遊戲, 遵守了博弈的規則, 贏得與鮑西婭結婚的權力。鮑西婭在男權博弈的過程中對話語結構的建構策略本身並沒有違背父權權力的權威的任何過激行動。
(二) 鮑西婭在“選匣成婚”的博弈遊戲中的實際地位與完全資訊博弈
首先, 表面上鮑西婭是博弈的客體, 但在“選匣成婚”的博弈遊戲之前, 她對男性參與者具有一定的認知, 具備對博弈參與者相關的“知識”的掌握[14], 並且對這些“知識”具有自身的評價標準。在博弈遊戲前, 鮑西婭就已然對巴薩尼奧傾心, 而對其他的追求者的價值觀念則嗤之以鼻。她在劇作的第一幕第二場中, 對前來參與博弈遊戲的求婚者進行一一地嘲諷。她是這樣評介摩洛哥親王的:“假如他有聖人般的德性, 偏偏生若一副魔鬼的面貌, 那麼與其讓他做我的丈夫, 還不如讓他聽我的懺悔。”[4]而這些參與追求者中, 只有巴薩尼奧得到了鮑西婭的讚賞。對參與博弈遊戲的主體的認知, 使得作為博弈遊戲的客體鮑西婭具有博弈遊戲的展開的部分“預備知識”[14]。
其次, 在劇中, 鮑西婭作為博弈遊戲的客體之外, 實際上還是博弈遊戲規則制定者的代言人, 她藉助於對父權的順從隱性地參與到了博弈中。整個博弈遊戲過程中, 父親的意志以及博弈實踐的發生都是依靠鮑西婭的話語建構來實現的。因此, 鮑西婭可以說具備了整個博弈遊戲的相關“知識”, 包括開展的規則以及每一個博弈行為可能的結果。因此, 從博弈的角度來看, 鮑西婭在這場“選匣成婚”的博弈遊戲中所處的是一種“完全資訊博弈”[15]。而相對而言, 其他男性參與者所獲得的博弈遊戲的知識就沒有鮑西婭全面, 與鮑西婭相比處於一種資訊不對等的地位, 這場博弈遊戲對他們來說是一種“不完全資訊博弈”[14]。“話輪轉換的模式與從相關的話輪轉換模式的偏離在文字是可以很明確的產生意義的”[15]。因此, 當鮑西婭在博弈遊戲中, 利用話輪建構策略, 採用不合作與合作的時候, 博弈遊戲的最終結果就有所不同。“莎士比亞劇中的父親更經常是被背叛的, 而不是背叛”[16]。利用自身對父權文化博弈遊戲知識的認知, 鮑西婭調整了話輪建構策略, 化消極被動的不合作話輪建構地位為主動積極的合作, 在男性博弈者巴薩尼奧開始博弈前, 利用隱含的策略傳遞了與博弈相關的知識, 建立博弈遊戲中的“共同知識”[15], 將巴薩尼奧不完全資訊博弈的地位轉化為完全資訊博弈。這種知識傳遞也使得鮑西婭自身也建立了一種與父權權力對自身的婚姻的控制權進行隱性博弈的關係, 她不再是順從的代言人, 而是透過隱含的手段, 改變了原先博弈遊戲中參與者的地位, 從而掌控了整個博弈遊戲, 使其朝著有利於自身的方向發展, 取了博弈的均衡。
四、結語
這場“選匣成婚”的男性權力博弈遊戲最終是以巴薩尼奧的成功結束。在這場男性權力博弈中, 作為女性個體的鮑西婭卻不甘於屈從於父權權力, 將自己的幸福作為男性權力博弈的客體, 巧妙地利用控制場景中的話輪結構建構機制, 改變博弈遊戲中參與者的地位, 來左右男性權力博弈的結果, 建構自身作為女性個體與父權權力的隱性博弈。然而, “離開對她們生活時代的人物的參照, 想要對莎士比亞戲劇中的女性進以及行公正的描述與分析是荒謬的”[17]。莎士比亞的大部分戲劇的歷史背景通常是被放置在遠離英國的城邦, 但是他的戲劇所面對的是伊麗莎白時期的英國觀眾, 因而為了迎合觀眾, 他的戲劇整體的性別意識形態表面上反映的是傳統英國父權制社會文化中的性別思想。雖然伊麗莎白時期的英國是由女性君主所統治, 但女性的卑賤地位並沒有多大的改善。鮑西婭採用隱性博弈的方式來, 對抗父權發起的男性博弈遊戲, 想要透過隱性博弈對自身命運進行選擇, 但是她所採取的話語建構策略的最終結局依然是父權制婚姻, 實現的是父權社會內的權力均衡狀態, 而她作為女性在父權社會的客體地位並沒有發生改變。正如, 在選匣博弈遊戲結束之後, 她用自己的話輪所表達的“所以整個兒的我都是您的”[4]。不論是誰選擇了正確的盒子, 在父權文化場域內, 作為女性的從屬地位是無法改變的, 無法掙脫父權權力的樊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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