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哲學意義
如果生命的意義是我們所創造的意義，那就得認識到我們的激情和計劃有著致命的偶然性。它們沒有任何必然性。實際上，我們自身也沒有必然性。恰如加繆和烏納穆諾兩個論證的那樣，我們的擔當終究是有限的，對於“為什麼”的問題不存在最終的答案，一切都結束於死亡。我們要求不朽，或與上帝同一。但悲劇是真實的、不可否認的，無論我們做什麼、如何“飛躍”。
在這種準理性、特別存在主義的態度中，有某種既美好又病態的東西。向上帝或諸神揮舞著弱小的拳頭，極其鮮活地突顯了人性，既徒勞無功，又充滿意義。當然，這些行為沒有帶來任何可想象的不同，改變的只是我們自己的態度。我們理性的、更為合理的哲學心靈會抵制這種荒謬的姿態，而簡單地主張生命確實是有意義的，儘管這是因為深遠的哲學問題本身是沒有意義的。
換句話說，生命的意義恰恰在於欠缺，在於不去認真對待這一問題。存在主義者最令人欽佩的地方在於，他們堅定地認為不可用哲學的毯子來掩蓋最棘手的問題，也不可用哲學的鑷子苛察它們。苦難與死亡都是真實的。我們計劃最終的挫敗，是不可避免的。愛不僅意味著失去的可能性，而且若不考慮那些浪漫的幻想，還意味著這種失去的不可避免性。我們試圖把自己對生命的愛與在不安的哲學意識中對未來的恐懼，結合在一起。烏納穆諾是對的。我們的'激情永遠無法逃避或超越理性。
在真實生活中，正義和理性都有其限制。在抽象層面上，我們可能堅持認為，德性應有獎酬，惡習該有懲罰，傲慢要有報應；但在現實層面上，我們知道生命並不公平，不幸也會落在無辜者和有德者身上。當然，惡行確實得到報應時，我們會有一種略帶愧疚感的滿足，而善行奇蹟般得到獎酬時，我們也會感到無私的歡愉，但我們不會裝作事情總是如此，或認為世界終究是公正的。此時我們所珍視的理性也就顯現了其較為尷尬的面相：我們有能力也很樂意將它理性化。
面對巨大的人類悲劇，語詞和觀念似乎沒什麼作用。但是，在另一種意義上，又必須說些什麼，即使只是安慰和同情，也至少意味著在努力去理解不幸，從中讀懂某種意義。在此，哲學就有其實際的好處了。人們難以相信，一個人信奉莊子卻不受其影響。但是，如果哲學能對悲劇問題有所助益，也就能掩蓋悲劇問題。理性太容易轉變為理性化。我們無視一切理由和感受。我相信一些回應是適當、敏銳、哲學上正當的，另一些回應則是不適當、不敏銳、哲學上可疑的。如果我們想要試著把握悲劇，那就讓我們從哲學上可疑的一個例子開始。
哲學話語中盛行的“最不利者”和“最糟糕者”這些措辭，不過是陳詞濫調。從經驗上來說，關於營養不良、疾病和貧窮的統計資料，總是要比一個受苦者的悲慘遭遇好忍受得多。比如，人們可以一直圍繞統計方法進行爭論，有效地轉移對苦難處境這一可怕現實的注意。
當然，一個人可以有毫無意義的責任，但只有在更寬廣的語境下，在一個人認可和接納的擔當和責任中，這種說法才有意義。
但若生命之所以被認為無意義是因為死亡，那永生會是個恰當的解救之道。但是，若生命的無意義是因為苦難的不可避免，那永恆苦難的生命確實是無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