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中國傳統文化學後的感悟
一、 什麼是“文化”？
文化承載著民族的命運。當今時代，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我們要努力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提高國家的軟實力。
目前，對“文化”的界定爭議很大。
從廣義說，文化是指人類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因此有人說，“文化是個筐，什麼都可以往裡面裝”。從狹義說，是指社會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機構。
“文化”的外延關乎人的一切活動。吃飯和打噴嚏不是文化範疇，而“怎麼吃飯、打噴嚏”可能就是文化的問題了。實際上，文化既包括文學、歷史、哲學、藝術等，在人的日常生活起居和言行中都有文化問題，很難用好、壞來評價。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我國古代時期，“文化”具有獨特的內涵，最初“文”與“化”是分開使用的，《周易》中有“關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句，意思就是說我們觀察天文可以知道大自然的變化，我們觀察人類的社會，可以用我們的道德、我們的理想去培養一種精神，說服教化人民。後來簡化為“人文化成”，其中，“人文”指詩書禮樂等精神文明成果及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等人倫社會關係。可見，最初“文”與“化”有“文治”、“教化”的意思。至西漢，“文化”成為一個詞，專指詩書禮樂、道德風俗及政治制度等。
中華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古老文明。這種現象的出現不是偶然的，中華文化的生命力在於它的開放性和包容性。
中華民族在悠久的發展歷史中，積澱和形成了自己獨特而偉大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中華文化的基本精神，表現了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居安思危、樂天知足、崇尚禮儀等等特徵。中華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就在於“和合”二字。
二、中國傳統文化概述
（1） 關於“和合”
“和”、“合”二字均見於甲骨文和金文。和合，就詞義本身而言，“和”，指和諧、和平、祥和；“合”是結合、合作、融合。一般情況下，它們是相通的，講的是人類古往今來孜孜以求的自然、社會、人際、身心諸多元素之間的狀態。蘊含著和以處眾、和衷共濟、政通人和、內和外順等深刻的處世哲學和人生理念。“和”的精神，是一種承認，一種尊重，一種感恩，一種園融。“和”的基礎，是和而不同，互相包容，互相存異，共生共長。“和”的途徑，是以對話求理解，和睦相處；以共識求團結，和衷共濟，以包容求和諧，和諧發展。“和”的佳境，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中國傳統文化貴和、持中的和諧意識，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天人合一”，指人與自然關係的和諧，承認人與自然的統一性；二是“中庸”，指人際關係，即人與人、人與社會關係的和諧，強調對待事物關係要把握一個度，以避免對立和衝突。提倡“貴和”、“持中”的和諧意識，有利於處理現代社會各種矛盾，以保持社會的穩定。
在中國，以廣泛深厚的和合文化為基礎的追求社會和諧的思想源遠流長。老子提出“萬物負陰而抱陽，衝氣以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是說萬物背陰而向陽，並且在陰陽二氣的互相激盪而成新的和諧體。“和合”最形象而生動的表述，則要算“太極圖”了――陰陽魚合抱、互含，兩條魚的內邊天衣無縫，兩條魚的外邊是為正圓。這個“太極圖”告訴我們：第一，任何一個事物都包含著兩個對立面；第二，兩個對立面相互包含，並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第三，兩個對立面的協調吻合，構成一個和諧的整體。在這三點內涵中，以第三點內涵最為重要，因為從中可以引申出這樣一個道理：在一個統一體之中，凡是有利於對方的，便有利於整體的和諧統一，也就必然反過來有利於自身；反之，凡是有損於對方的，便有損於整體的和諧統一，也就必然反過來有損於自身。這就是我從“太極圖”內涵演繹而來的“太極和諧原理”。《論語學而》：“禮之用，和為貴。”把和作為處事、行禮的最高境界。其他人如墨子、管子、荀子等先秦諸子也多有關於“和”或“和合”的論述。“和合”概念在先秦時期基本形成。隨著“和合”理念的形成，中國的原創文化也經過“百家爭鳴”，逐漸“和合”形成儒、道兩大顯學，並且在兩漢之際“和合”地接納了由印度原創的崇尚“因緣和合”“圓融無礙”的佛教文化。
（2） 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的突出特徵是：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必須服從自然規律，人性即天道。在古代中國人看來，自然過程、歷史過程、人生過程、思維過程在本質上是同一的。這一思想特徵貫穿於古代的哲學、科學和藝術中。
老子講“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認為宇宙間有四大，人居其一，人以地為法則，地以天為法則，天以道為法則，從一個側面確立了人與天的相互關聯。莊子提倡“與天為一”，《莊子達生》雲：“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拋棄世事，忘懷生命，使形體健全，精神飽滿，從而達到與天合為一體的自然無為境界。《周易文言》明確提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時，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兇吉，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的順應自然的“與天地合德”的思想。漢代董仲舒甚至以“人副天數”的觀念為基礎建立起天人感應的讖緯神學體系。《春秋繁露陰陽義》即雲：“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在宋代理學中，“天人合一”思想更趨成熟、精緻、完善。張載直接提出“天人合一”命題；《正蒙誠明》雲：“儒者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可以成聖”。
中國古代的科學家以陰陽五行觀為其自然哲學的基礎，以相感相通和相生相剋的整體思維考察自然現象的效能及其變化過程，從而在天文學、氣象學、醫學、化學、地理學和生物學等領域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如《黃帝內經》提出“天人相應”的命題，強調人與天地相應，與四時相副，與天地如一。天人同構，人體的小宇宙與天地的大宇宙相對應。書中列舉了諸如“天圓地方，人頭圓足方以應之；天有日月，人有兩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竅；天有風雨，人有喜怒”等等 。
在美學上，中國的藝術創作、藝術鑑賞是注重整體的把握，在畫竹之前首先要成竹在胸，在寫字之前，對字的謀篇佈局、間架結構、偏旁部首都已在心中有數了。儒家對“和”、道家對“妙”、佛禪對“圓”的追求，無不是“和合”文化在審美層面邏輯延伸。
（3） 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是“和合文化”在為人處世方面的具體準則，它在儒家乃至整個中國傳統文化中被視作一種人生和道德的至高境界和追求目標。
“中庸”最早見於《論語》。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論語雍也》）他的“五美”之說實際上也是講中庸：“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論語堯曰》）
何謂“中庸”？即不偏不倚謂之中，恆常不易為之庸。儒家文化的這種中庸之道塑造了中國人的中庸之德，使中國人形成了中庸的思維與行為方式，處事作風和人格界標。現實人生有很多選擇，人們試圖有效地在對立的兩極之間找到了一個均衡的支點，並使對立雙方歸於統一。在生活實踐中，守中、不走極端，成為古代中國人固守的人生信條。在今日的語境下，“中庸”就是要正確把握度並協調好各種關係，以益於社會的和諧穩定持續進步。中庸之道的真諦在於：堅守中正，尋求適度，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
協和萬邦是和合文化的又一實踐。“以和為貴”、“親仁善鄰”、“協和萬邦”這是中華民族與世界各國人民友好相處的傳統道德基礎。從中國先秦時期老子主張大國理應謙下(“大者宜為下”、“大國者下流”)，到西漢董仲舒主張“洽四國”，唐代高祖李淵主張對周邊鄰國行“宏仁恕之道”，等等。和睦相處，消弭戰禍，“化干戈為玉帛”始終是中華民族的美好願望和實踐目標。在這種和合的文化下，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中極少對外用兵，將來和平崛起，永遠不稱霸。
和而不同是和合思想的一個特徵。所謂“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指不同事物之間的搭配、融合、平衡達到最為圓滿程度的一種狀態。例如音樂，五音的高低疾緩臻於完美，就稱為和；又如飲食，五味的多寡濃淡搭配得宜，也稱為和；又如身體，陰陽之氣平衡飽滿，也稱為和；又如德行，處事不剛不柔曰和，為古代五德之一。可見此種和的境界有三個特點。第一，它是一種至善的狀態；第二，它是由不同事物之間構成的一種完美的關係；第三，這多種事物在和合的關係中保持著原有的個性，而不必捨棄個性。和而不同，“和”異於“同”之處，就在於它保留了其中每一種事物的個別屬性。
三、儒、釋（佛）、道“三教”的區別與聯絡
說到中國傳統文化，離不開儒、釋（佛）、道“三教”。儒釋道就歷史狀況的整體而言，中國人的心中並沒有像許多別的國家的人那樣強烈的宗教意識，對超自然的所謂上帝缺乏熱情和信仰。歷史上把儒、釋（佛）、道合稱“三教”。儒家雖稱“儒教”或“孔教”，但它並不是什麼宗教。在中國思想領域，大約從東晉至隋唐，逐漸確立了以儒家為主體，儒釋道三家既各自獨立，又彼此互補的基本格局。中國文化的這一基本格局，一直延續到十九世紀末，歷時1600來年。
在先秦諸子學派中，儒、道二家思想最為豐富，也最具有包容性和自我更新意識。兩漢是儒、道二家吸收眾說，發展自己，確立中國文化代表學派地位的時期。漢初道家黃老之學，融合了陰陽、儒、墨、名、法各家之長。由董仲舒建立起來的漢代儒學，也吸收了陰陽、墨、名、法、道各家之長。道家思想的核心是無為，主張順乎自然、因應物性；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有為，強調正名（禮）教、規範人性。但在歷史上，這兩種思想相互補充、相互吸收，構成了中國民族的主要精神。
道家內部分為消極無為和積極無為兩種不同的學說。同樣，儒家的有為思想也並非截然排斥無為的。尊重自然法則的無為思想也是儒、道兩家一致認同的。成功地把儒、道兩家思想融通為一的，是魏晉時代的玄學。玄學討論的理論問題，中心是名教與自然的關係的問題，也就是社會規範與人的本性的關係問題。儒家強調正名（禮）教以規範人性，認為社會的.人重於個體的人，個人對於社會負有責任和義務。道家則主張順自然而因物性，認為個體的人高於社會的人，嚮往的是一種不受任何限制和約束（“無所待”）的絕對自由―――“逍遙遊”。玄學在理論上把名教與自然之間的矛盾和諧地統一起來。主張以自然為本，名教為末（用）。玄學的開創人王弼認為，一切名教規範都應當是體現人的自然本性的，也只有以人的自然本性為根本，才能更好地發揮名教的社會作用。以融合儒、道兩家思想為基本特徵的玄學理論，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某些基本精神的形成，有著重要的、決定性的作用。
佛教是在東漢由印度傳入中國的。至東晉時期，佛教在社會上的影響迅速擴大。這時的道，既包括先秦的老莊、漢代的黃老等道家，同時也包括了東漢末產生的道教，便與佛教產生矛盾衝突。道教主張長生久視、肉體成仙，而佛教則宣揚諸行無常、涅寂滅，二者屬於兩種根本相反的解脫觀。衝突更多的卻是發生在爭奪社會地位上。
佛教與儒家的衝突，直接的是佛教的出世主義、出家制度明顯有違於儒家提倡的倫理綱常等禮教。儒家的人抨擊佛教的出家制度教人剃鬚發、不娶妻、不敬養父母等，完全違背了孝道；而出世主義則不理民生、不事王事、不敬王者等，又完全違背了忠道。佛教的人，為求生存，採取調和態度，強調信佛教者是把奉親敬君放在第一位的。在理論上，當時佛教與儒道的鬥爭主要集中在神的存滅、因果報應等問題上。
值得注意的是，佛教與儒、道在發生矛盾衝突的同時，也在相互滲透和融合。佛教為了在中國紮根，使用中國傳統名詞和文辭來表達佛教理論，玄學對於佛教的影響是很深的。另一方面，玄學家以佛教義理為清談之言助。玄佛融合成為東晉玄學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
在中國儒、道、玄思想的影響下，原印度佛教發生了許多重大的變化。如印度佛教強調苦行累修的解脫方法，轉變為以智解頓悟為主的解脫方法；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轉變為世出世不二，乃至積極的入世精神等。在理論上是廣泛吸收了儒家的心性、中庸，道家的自然無為，甚至陰陽五行等各種思想學說。至隋唐時期，佛教完成了形式和理論上的自我調整，取得了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協調，形成了一批富有中國特色的佛教宗派，如：天台宗、華嚴宗、禪宗、淨土宗等。佛教的影響也不斷地深入到了人們的日常衣食、語言、思想、文學、藝術、建築，乃至醫學、天文等各個方面。至此，佛教文化已成為整個中國文化中可以與儒、道鼎足而立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唐宋以來的知識分子，不論是崇信佛老的，還是反對佛老的，無一不出入佛老。
佛教文化對於中國傳統的儒、道思想也發生了深刻的影響，促使它們在形式和理論上自我調整和發展更新。道教是依託道家老子思想為理論，雜糅原始宗教、神仙方術、民間信仰等內容。後來受到佛教的影響，仿效佛教的戒律儀軌、經典組織等來完善自己，道教理論從廣度上和深度上也都得到了極大的發展。道教尊奉老子為其教主，以老、莊、文、列諸子的著作作為最根本的經典，如尊《老子》為《道德真經》，尊《莊子》為《南華真經》，尊《文子》為《通玄真經》，尊《列子》為《沖虛至德真經》等。通常所稱儒、釋、道“三教”(教，教化)中的道，一般都兼指道家和道教。嚴格地說，道家是一個學術流派，而道教則是一種宗教。
佛教對儒家最主要的影響是在於它促使儒家深入探討發展和建立形上理論的問題。較之佛教，原始儒家在理論上更注意於實踐原則的探討與確立。佛教以它豐富深奧的形上理論，一度吸引了許多知識分子。宋明理學以承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的道統和復興儒學為己任。而其所言儒學，並非先秦的原始儒學，而是在玄學和佛教深刻影響下的新儒學。先秦原始儒學的許多具體道德規範，到了理學家手中變成了許多形上學的道理。
中國文化中的儒、釋、道三家（或稱“三教”），在相互的衝突中相互吸收和融合，充分體現了中國文化的融合精神。經過一千多年的發展，到19世紀中葉以前，中國文化一直延續著儒、釋、道三家共存並進的格局。歷代統治者推行的文化政策，絕大多數時期也都強調三教並用。南宋孝宗皇帝趙Y(shen)說：“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
四、中西文化比較
中西傳統文化的根本區別在於：
1、中國文化重人，西方文化重物。
2、中國文化重統，西方文化重分。
3、西方重唯理、思辯，中方重經驗、直覺 。
4、西方講功利、時效，中方講倫理、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