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匯率調控宏觀經濟探究論文
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人民幣匯率基本上一直處於小幅升值狀態，至今已累計升幅接近6%。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是我國經濟生活中的一項根本性制度變革，其對我國經濟、金融的影響是全面而深刻的。筆者個人認為，由於人民幣匯率制度安排的特殊性及其對經濟影響的全面性，可以將其作為自主性的宏觀經濟調控手段。
國際上存在很多種類的匯率制度，一個國家所採用的匯率制度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決定匯率制度的主導性影響因素的變化，原有的匯率制度必然面臨重新選擇。匯率制度選擇問題的核心是權衡效率與穩定之間的兩難，在一個資本賬戶未開放的發展中國家，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外匯市場，也不可能有市場化匯率，而資本賬戶的開放和匯率的完全市場化才是有效的匯率制度安排。顯然，中國與完全市場化的匯率制度安排有相當大的差距，只能選擇穩定的匯率而犧牲一定的效率。當前中國最緊迫的任務是進行匯率水平的調整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匯率機制的建設。
從國外經驗來看，無論是匯率制度還是匯率水平的調整，都必須主動操作，不可被動應付。凡主動操作的，大都取得了成功，如德國、智利和韓國；凡被動應對的，幾乎沒有成功的先例，如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的泰國、馬來西亞。為解決內外部經濟失衡，釋放由人民幣幣值低估所導致的經濟風險，緩解匯率調整對經濟帶來的衝擊，進行主動的匯率調整是必需的。
從當前國際、國內的經濟、金融狀況分析，人民幣升值時機是比較有利的，並且存在加速升值的可能。從國內因素來看，中國經濟在高位執行，內需相對旺盛；近幾年的財政收入快速增長，有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基礎，可以滿足或部分滿足由人民幣升值導致的部分外需向內需的.轉化。同時，由於我國對資本專案實施管制，對投機性資本流入特別是短期的投機性資本流入有較好的阻隔作用。
從國際因素看，由於最近幾年世界經濟增長強勁。美元利率處於高位；日本也在最近結束了長達5年零利率政策；歐元區也在進行小幅加息。國際經濟、金融環境給我國提供了良好的匯改時機。
世界經濟的強勁增長增強了對我國的出口需求，可以抵消或部分抵消人民幣升值帶來的短期出口產品競爭力的下降。世界利率（主要是美元）處於較高水平有利於人民幣加息，以減少國內市場過剩的流動性。
我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較高，自2002年以來就一直在50%以上，且在國際貿易中，大多以美元為計價和結算貨幣，顯然，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對我國的貿易收支及經濟增長有極為重要的影響。國內有許多學者對人民幣匯率調整對我國經濟的影響作了研究。總體來看，這些研究大都認為，當匯率升值幅度較小（如5%以下）時，對貿易收支、經濟增長影響較小；當升值幅度較大（如10%以上）時，則危害較大。
中國的外匯市場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由供求雙方自發形成的市場。當前，我國採取了企業強制結售匯、商業銀行週轉頭寸限額管理和央行干預等制度安排，外匯市場是一個買賣雙方壟斷的市場，中國銀行是最大的賣方，中國人民銀行是最大的買方，全部托盤買入，匯率變動的幅度被嚴格控制在0.3%以內。因而，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水平及其調整幅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可控的，匯率對經濟而言是外生的，並對經濟產生全面的影響。顯然，由匯率本身的屬性所致，匯率是調節內外部均衡的有力工具。
匯率作為宏觀經濟調控手段至少具有以下幾個特徵：匯率作為調控工具在調節外部平衡方面最具功效，這是由其作為貨幣的對外價格這一屬性決定的；匯率調整對宏觀經濟（即內部平衡）兼具有擴張和收縮的雙向調節作用，且其作用力度是對稱的；匯率調整對經濟的影響主要是短期的；匯率既是總量調控變數，也是結構調節變數，對貿易品生產和消費結構有調節作用；將匯率引入作為宏觀調控手段時，同時也使原先貨幣政策的利率操作空間縮小。
匯率作為宏觀調控工具時是有約束邊界的，有兩個約束條件：防範投機性外資的大量流入。為防止投機性外資大量流入，人民幣的年升值幅度必須限定在一定幅度之內，一般限制在5%以下為宜；防止對貿易部門的過度調整。我國在走向開放的經濟中採用勞動密集型技術，通過出口導向促進經濟增長戰略，這是一種促進就業並符合我國資源稟賦條件的貿易戰略。而匯率的調控作用對貿易部門的收縮作用最大，較大幅度的升值將重創該部門，因而，匯率調整必須根據我國貿易順差程度和結構調整的需要來確定，同時也考慮國內企業進行結構調整的適應能力，應避免由於匯率大幅升值破壞出口競爭力。
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分析了開放經濟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與政策搭配中的相對作用，該模型是國際經濟學的經典分析工具，其後的理論發展都是在這個模型基礎上的修正、延伸。在這些模型中，匯率一般是作為宏觀調控的因變量出現的，但是，鑑於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特殊性，由於其可控性而使其可以作為宏觀調控工具，即作為宏觀經濟的自變數，在這方面的理論發掘尚待深入。
匯率升值透過匯率的槓桿效應使總需求減小的同時，也使總需求在國內外的分配中由國外向國內轉移，從而降低通脹的壓力並改善外部不均衡。但問題是：由於人民幣幣值存在較大幅度的低估，人民幣的初始升值強化了國外對人民幣持續升值的預期；如果外資轉化為人民幣後不投入非貨幣資產，外資流入的年收益率是人民幣年升值幅度與國內利率之和，這個收益率與國外利率之間的權衡（這裡沒有考慮外資進入的操作成本和政策風險）來決定外資是否流入。因而，在人民幣升值時，為防止投機性資金的大量流入，國內將保持較低的利率水平，由外資流入導致的流動性增加以及低利率水平共同推動資產（如股票和房地產）價格的走高，可能形成泡沫。從資本市場而言，這將導致上市公司增加直接融資、增加投資；從信貸市場而言，低利率導致信貸擴張，這些過度投資導致總需求擴張，並可能導致通脹；在這些投資轉化為生產能力後又將導致產能過剩，進而導致通貨緊縮，加劇了經濟增長的波動性。對於外資而言，在轉化為人民幣後可以在股票、房地產等市場“伏擊”，獲取人民幣資產價格上漲帶來的收益。
以匯率調整作為宏觀調控工具時，必須要與財政、貨幣政策搭配使用使經濟達到平衡。在資本專案受到嚴格管制、投機性外資難以進入時，匯率升值除了調節在貿易部門和非貿易部門之間的資源配置外，對總需求有緊縮作用，需要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搭配使用。同時，儘管我國資本專案實施管制，但由於人民幣升值預期較強，投機性外資想方設法透過各種渠道進入國內，因而，要用緊縮性的貨幣政策收縮流動性。從前期的升值情況看，中央銀行比較多地運用沖銷政策來收縮流動性。
在經濟日益開放的情況下，一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對國外經濟有重要的溢位效應。從我國與世界各國的聯絡來看，在採用匯率工具時必須關注美國、歐元區、日本等經濟政策對我國的影響，特別是要考慮與美國的貨幣政策的協調。美國的貨幣政策對全球經濟產生重大影響，每次美國經歷了一個階段性低利率時期（擴張性貨幣政策，世界信用擴張），而轉入高利率時期時（緊縮性貨幣政策，世界信用收縮），信用收縮導致各類危機在世界各地頻繁爆發。從最近來看，1998年以來，美國M2的增長速度連續6年高於名義GDP的增長速度，美元超額供給，特別是2001－2004年的低利率，世界流動性出現過度供給，出現美國及其他國家的以經濟過熱和資產價格暴漲為特徵的信用泡沫；而經過連續17次的小幅加息後，當前美元利率又重新回到高位。毫無疑問，世界流動性的收緊將對我國經濟產生重大影響，匯率政策應積極應對，做好前瞻性研究，未雨綢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