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觀經濟學論文範文
微觀經濟學是研究社會中單個經濟單位的經濟行為，以及相應的經濟變數的單項數值如何決定的經濟學說。下面，小編為大家分享 微觀經濟學論文，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一、引 言
家庭是農民經濟的組織基礎，家庭經濟是農民家庭再生產和社會再生產的物質基礎。在中國，小農家庭經濟傳統以來就發揮了相當重要的功能和作用，“傳統中國農民占人口總數的 80%以上，農民的勞動是傳統中國社會秩序的生產基礎”.[1]( P150)它主要是指在“同財共居”的家庭範圍之內，家庭成員間透過勞1行為主要包括生產、投資、消費等方面。中國農民家庭的組織結構不同於西方社會以個人為單位的核算方式，而是自古以來就形成了勤勞節儉、吃苦耐勞的經濟品格，並在當前農村去過密化、農業生產機械化和化學化水平不斷提高的情況下仍然保持著。
關於小農經濟行為的研究，學界已經形成了較為厚重的學術積累和歷史脈絡，對小農行為動機、目的等都做出了一定解釋。其中，理性小農、道義小農、綜合小農和社會化小農等概念都是在不同層面對不同型別、不同時間點上的農民群體進行概念分析，[2]對小農性質進行界定和判斷，解釋小農行為的合理性。特別是恰亞諾夫對道義小農的研究更成為了農民學和經濟學領域中的經典範式，他主要是運用勞動-消費均衡理論來解釋小農家庭的經濟行為邏輯，有其合理性。但道義小農正規化在解釋中國農民家庭經濟行為邏輯時會遇到困境。
二、恰亞諾夫“道義小農”正規化的理論基礎
1、生命週期論
恰亞諾夫對農民家庭經濟進行了深入分析，其最主要的兩個理論來源是生物學規律基礎上的生命週期論和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基礎上的邊際效用論。
首先是家庭經濟活動量受家庭人口結構、規模和生命週期變化的影響，恰亞諾夫認為“家庭結構首先決定了家庭經濟活動規模的上限與下限”.[3]( P20)而隨著家庭生命週期變化，家庭人口結構中的勞動者數量( 下文用 p 表示) 與消費者數量( 下文用 e 表示)比率不斷變化調整，家庭內部所面臨的經濟壓力是不一樣的，從而決定了家庭在勞動力投入力度上的決策差異。當家庭勞動者數量( p) 等於消費者數量( e) 時，家庭經濟壓力最小，自我剝削程度最低。根據此，恰亞諾夫對家庭經濟行為選擇做出的第一個判斷是，“家庭經濟活動的量完全由消費者的數量決定，而根本不由勞動者的數量決定”,從這裡可以看出恰亞諾夫對農民家庭經濟行為的分析是建立在消費決定論基礎上，而不是生產決定論。
另一方面，勞動力自我開發程度還因為體力勞動具有辛苦和乏味的特點，[4]( P121)這就決定了勞動量不可能無限付出。因為“體力勞動的經濟活動不同於其他形式的經濟活動，人類體能的耗費決不是無限制的。在一段有限的時間之內，一個人的勞動量越大，他所付出的最後一單位勞動( 邊際勞動) 的辛苦就越大”.這就是恰亞諾夫強調的第二個判斷，即勞動能力的耗費會受到勞動本身辛苦程度的制約。“換言之，我們能夠肯定地說，農民勞動自我開發的程度靠需求滿足程度和勞動艱苦程度之間的某種關係來確定”.[4]( P53)進而在這一基礎上，恰亞諾夫討論了邊際勞動耗費的辛苦程度與勞動所獲價值總量的邊際效用的主觀評價之間的均衡點。
2、邊際效用論
恰亞諾夫描述農民家庭經濟行為也可以用農戶收入曲線和“收入-閒暇”無差異曲線組成的幾何圖形表示。在收入曲線圖中，兩條曲線必然會相交於一點，這就是對於邊際勞動所獲收入的主觀評價相等於對邊際勞動所付出辛苦的主觀評價。在這一基礎上，勞動者的產出一旦達到這一點便會自然停止。橫座標代表農民家庭經濟的總收入，曲線 AB 代表為獲得相應的家庭收入而付出的勞動辛苦程度。如恰亞諾夫所說，獲得第 10 個或第20 個盧布時所付出的辛苦是微不足道的，但隨著所獲盧布的增多，勞動者每多掙一個盧布就會越發困難。曲線 CD 代表獲得相應家庭收入的需求滿足程度或者邊際效用水平。對於獲得的第 20 個或 30 個盧布的主觀評價會非常高，因為家庭獲此微薄收入將能夠應付其一年的最基本需求。隨著年收入額的遞增，對於邊際盧布收入的主觀評價將日益降低，因為新增收入所滿足的需求在家庭成員看來是不太重要的需求。曲線 CD 的走勢顯示了對於邊際盧布收入的主觀評價的變動情況，它與曲線 AB 相交於 x點，假設 x 點的年收入為 67 盧布。在這一產出水平上，對邊際勞動所獲收入的主觀評價相等於對邊際勞動所付出辛苦的主觀評價。至於 x 點以後的邊際效用，每一個新增盧布所得到的評價都要低於對獲取該盧布所付出勞動辛苦程度的評價。
隨著家庭經濟所獲得收入的增加，勞動辛苦程度會不斷提高，而其邊際效用卻不斷下降。但兩條曲線總有一個相交點 X,X 是邊際勞動所獲收入的主觀評價相等於邊際勞動所付出辛苦的主觀評價。在這一點上，勞動辛苦程度與需求滿足程度達到均衡，如果繼續投入勞動，則勞動辛苦程度就開始大於需求滿足程度，這自然是不符合農民經濟理性行為的。
恰亞諾夫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討論了勞動辛苦程度和需求滿足程度均衡點的變遷，他主要從兩個因素入手，一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二是家庭消費需求的提高。對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意味著同樣的辛苦努力可以獲得比之前更高的收入水平，從而曲線AB 就會下降到 AB1,就出現新的均衡點。
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意味著付出與之前相同的勞動投入會獲得更高的消費需求主觀評價，從而達到單位勞動收入增加和勞動強度降低的效果。如恰亞諾夫所說，農產品價格上漲，使得勞動生產率翻了一番，那麼同樣的辛苦努力現在就可以達到獲取第 n 個盧布的水平，而在以前，則可能只獲取 n/2 個盧布。
同樣，當 e/p 比率提高時，即家庭中消費者增多、消費需求增長時，同樣的辛苦努力所獲得的收入可以有更大程度上的需求滿足。這要付出更高的勞動辛苦程度以獲取更高的收入水平，以滿足家庭消費需求。實際上，恰亞諾夫利用收入曲線對勞動-消費均衡點進行探討，還是藉助了微觀經濟學無差異曲線進行序數效用論分析。即，恰亞諾夫在討論勞動-消費均衡點的時候並不一定明確指出確切的數量點，而只需知道農民家庭的偏好順序選擇，即無需知道具體的效用差距數量。在討論均衡點變遷時也是同樣的道理，不需要分析出具體均衡點的數量，而只明確均衡點會在相關因素影響下產生變化，也即明確了勞動者在偏好選擇下願意付出更高的勞動辛苦程度。
三、對恰亞諾夫勞動-消費均衡論的爭論
恰亞諾夫的理論引起了眾多學者的討論，秦暉認為恰亞諾夫首先跳出了“經濟人”這一邏輯預設為前提的經濟學古典傳統，轉而從農民本來的心理狀態出發分析其經濟行為。同時首創大規模地採用“參與觀察”的人類學方法對農民社會進行田野調查與微觀研究，因而從理論與方法兩方面都為經濟人類學的建立創造了條件。因此，恰亞諾夫如果不是“經濟人類學的奠基者”的話，那麼他至少也是“對當代人類學思想有很大影響”的人。[5]
最重要的是，恰亞諾夫理論被歸入“道義經濟”和實體主義經濟學研究範疇中，主要是因為恰亞諾夫在其《農民經濟組織》中指出“資本主義的`計算利潤方法不適用於小農的家庭農場，因其生產目的主要是為了滿足其家庭的消費需要，而非追求最大利潤，小農的經濟活動和經濟組織均以此作為基本的前提”,從而形成了與波普金和舒爾茨為代表的“理性小農”正規化的對立。黃宗智( 2000) 和郭於華( 2002) 等既分析了恰亞諾夫理論“道義經濟”正規化的合理性，同時將其與“理性小農”理論進行了綜合。[6]因此，恰亞諾夫“道義小農”正規化就成為農民學和經濟學領域中的經典命題，得到了廣泛認同和應用。
當然，學界也有對恰亞諾夫理論的質疑，主要是針對恰亞諾夫研究物件和研究的適用性問題。秦暉認為“由於勞動-消費均衡論假定農場的‘經濟活動量’只受勞動供給的制約而不受其他要素( 如土地、資本等) 供給的制約，而這一假定很少得到滿足”,從而認為恰亞諾夫的分析物件適用於市場關係不發達的傳統農業社會，可以免除“經濟因素”的挑戰。但卻忽視瞭如身份、權勢、等級壁壘、人身依附等“超經濟因素”,而後者在傳統農民社會中卻起著重大作用。恰亞諾夫分析的很重要一個前提是土地和勞動力市場的缺失，“恰亞諾夫理論的實證支撐源於 19 世紀末俄國鄉村的農戶普查資料，以缺少市場要素的俄國小農社會為歷史背景”,[7]即在革命前俄國土地資源豐富、農村勞動力僱傭市場沒有形成，這也成為其重要的理論缺陷。潘璐( 2012) 認為“恰亞諾夫模型的有效性和解釋力也因其對市場經濟的完全隔絕和對政治與超經濟力量的忽視而受到爭議與質疑”.[7]因此，恰亞諾夫討論的前提是無限土地供給、沒有勞動力市場，而中國面臨著土地資源限制，從而這一理論就無法解釋中國農民家庭的經濟行為選擇。以上對恰亞諾夫理論的質疑主要是認為其研究物件是革命前俄國的前商品化的小農家庭，從而認為其研究結論不具有適用性。而經濟人類學家薩林斯透過對美拉尼西亞等地部落經濟的人類學調查，表明即使在土地供應彈性較大的原始經濟中，邊際主義的分析也是無效的。[8]
這是進一步對恰亞諾夫理論的質疑。
還有學者對恰亞諾夫理論的文化適用性做出質疑，張江華( 2006) 提出，“勞動辛苦程度和消費滿足都是指個體的主觀感受，而這種主觀感受要接受文化的導引。恰亞諾夫不加區別地使用不同地區的材料進行橫向論證的做法實際假定這些地區文化上的同質性，而這一點顯然亦未經證實”.[9]薛桂霞、劉懷宇( 2013) 等認為恰亞諾夫的“道義小農”與波普金、舒爾茨的“理性小農”是相通的，他們指出“在當代中國農戶家庭經濟行為的研究中，有兩個看似對立、實則都是基於理性邊際主義經濟理論假說，即恰亞諾夫的‘生產-消費均衡’假說和舒爾茨的‘利益最大化’假說”.[10]這兩個假說體系互相區別的原因在於，它們基於不同時期和不同國家的不同經濟制度背景。其中，恰亞諾夫假說體系基於勞動力市場和土地市場雙重缺失極端條件下的要素市場; 舒爾茨假說體系則基於另一個極端條件-完全競爭市場下的要素市場。因此在本質上，舒爾茨和恰亞諾夫都是在形式主義經濟學背景下進行討論的。
四、農民家庭經濟行為的解釋困境和深化
本質上，恰亞諾夫理論的核心所指是農民家庭的經濟理性決定其要在勞動辛苦程度和需求滿足程度之間尋找均衡點，這一均衡點使得勞動辛苦程度的邊際效益不會降低，並且需求滿足程度得到提高。
恰亞諾夫對小農經濟行為均衡點的討論是建立在消費決定生產這一基礎上的，是基於馬克思關於消費、生產論述的理論來源。這不同於資本家或企業行為，資本家和企業是一種生產決定論，即考慮產出和回報率的關係，是不斷擴大再生產和不斷投資的理性行為。而恰亞諾夫講的消費決定論是考慮消費與辛苦程度的關係，恰亞諾夫的消費決定論有其強大的適用性，其所講的消費也是相對具體的家庭消費，是根據家庭生命週期來進行調整的家庭消費行為。
同時家庭可以根據勞動辛苦程度和需求滿足程度這一均衡曲線來決定農民的生產決策行為。當勞動辛苦程度增加、邊際收益遞減、閒暇相對價值增加時，農民就會在繼續投入勞動以換取遞減效用還是在不勞動換取閒暇之間做出選擇。實際上，這一模式可以適用於美國中產階級的生產-消費行為，即其可以根據收入情況進行資源配置，如將全部家庭收入用於旅遊、養老資金、保險資金以及信貸等專案，完全根據既定收入來決定其消費行為。
1、主觀偏好解釋家庭經濟決策的不足
一定程度上，恰亞諾夫的勞動-消費均衡論和微觀經濟學、家庭經濟學領域中對家庭經濟行為的討論是相似的。在家庭經濟理論中，最令人矚目的研究是家庭內部決策問題。微觀經濟學主要運用消費選擇理論來分析家庭內部如何在家庭主觀偏好和收入預算約束下達到家庭經濟的效用最大化。對家庭消費偏好的分析主要是利用基數效用概念和序數效用概念，“今天的經濟學家一般都拒絕接受基數效用( cardinal utility) 概念，它來自人們消費物品或服務的感覺或經驗。主要是假設效用是可以用某種單位衡量，實際上一個人的主觀感受是很難用具體的單位進行測算衡量的。現代需求理論所注重的是序數效用( ordinal utility) 理論。根據這種學說，我們考察消費者對商品組合的偏好順序。”[11]( P76)而經濟學家薩繆爾森之後主要是序數效用論，即不對物品效用量化 而只是比較不同物品的效用，就是偏好。因此，微觀經濟學對家庭決策的討論主要是基於家庭消費偏好和預算約束選擇效用最大化的消費均衡。
貝克爾認為微觀經濟學中利用主觀偏好去分析存在一些問題，“特別是近代的經濟學家一般很少在理解偏好的成因上有所建樹，因此假定偏好不隨時間的變化而發生根本變化。同時也假定，富人和窮人之間、即使來自於不同社會和文化的人們中間，偏好也沒有很大的差異。”[12]( P159)他進而從時間價值的角度去分析生產和分配對閒暇的需求、對生產成本的影響，他認為時間價值與市場商品成本具有同等重要性，可以透過減少用於消費的時間並增加用於工作的時間而將時間轉換成商品，並能使家庭效用最大化。
但這同樣是從經濟分析、成本核算的角度分析非工作時間的投入對整個家庭經濟效用的重要性，因此不願意將非工作時間用於閒暇娛樂等活動。
劉懷宇等( 2008) 運用微觀經濟學理論討論了農村居民為了追求收入和閒暇的最大化而選擇“被動閒暇”,主要是指在農民收入相對低下時雖然有增加收入的強烈願望，卻只能選擇閒暇的經濟現象，稱為“被動閒暇”.[10]在邊際收益出現遞減時，如尚未滿足生存需要，則仍會繼續生產; 滿足生存需要後，又開始根據收益情況理性地選擇繼續生產或享受閒暇。選擇“被動閒暇”是出於個人偏好上認為勞動對閒暇的替代率高將會帶來邊際勞動生產率的降低和勞動辛苦程度的上升，從而選擇閒暇活動。這種“被動閒暇”的行為選擇也沒有脫離微觀經濟學的解釋框架。
總體上，貝克爾等還是在微觀經濟學範疇中對農民家庭經濟行為進行分析，將農民經濟行為放在貨幣和時間兩個因素下，並用這兩個因素來衡量農民經濟決策選擇。周長城( 2010) 結合貝克爾的家庭經濟學分析中國傳統的家庭主義傳統，認為貝克爾所主張的利他行為絕不是真正無私的利他行為，而歸根到底仍然是經濟人的效用最大化假設。家庭中的利他行為並不是個體理性的利益算計所能完全解釋清楚的，而是由制度性的社會文化共同塑造和維持的。整個社會的文化和傳統價值訴求對於個體的行為選擇都起著潛移默化的影響，如家本位和尊老愛幼等。[13]
這是在中國現實基礎上對貝克爾家庭經濟學的補充和深化。
所以，微觀經濟學和家庭經濟學是在理性選擇理論基礎上進行對農民經濟行為選擇的分析，認為決定其做出選擇的是個人偏好以及理性算計，即考慮勞動辛苦程度和勞動邊際收益問題。但這仍然回答不了那些在邊際勞動生產率不斷下降情況下仍從事生產勞動的農民家庭的經濟行為。這就需要在經濟人類學視角下展開對農民家庭經濟行為的理解，即不僅分析農民家庭的主觀偏好，還要分析這種偏好形成的社會文化因素。因此決定了微觀經濟學和恰亞諾夫的不足之處，即只是用主觀性的偏好去解釋行為決策選擇，而偏好不是真空的，是由客觀性的社會文化因素決定的。
2、中國農民家庭經濟行為的社會文化嵌入性
關於中國農民在家庭經濟中的勤勞行為，用微觀經濟學的語言就是生產與閒暇的替代率問題，即中國農民總體上是保持一種生產對閒暇的較高替代率。農民將大部分時間用於農業生產、副業或務工經商等生產活動，而用於閒暇的時間較少。因此，恰亞諾夫的勞動-消費均衡框架在解釋中國農村家庭經濟行為時就還不夠。因為中國農民家庭消費行為有其支撐的社會文化因素，如家庭內部的責任觀念、代際倫理以及養老觀念和村莊內部的社會競爭、社會輿論等因素，這些都形成了對農民家庭經濟行為的影響，進而影響小農家庭的投入與產出行為以及家庭內部的資源配置方式。即農民經濟理性的均衡點形成不全是由經濟因素決定的，而是社會因素決定經濟因素。如在村莊內部，當個體年齡在 20 歲時，其所掙得的收入基本上都用於自我消費，當到了30 歲時就開始感覺到家庭壓力，在 40 歲時就逐漸形成家庭責任感，這包括養老責任以及照顧子代的責任，並開始透過勤奮勞動來積累家庭財富。因此，勞動-消費的均衡點在個體身上就是不斷變動的過程，根據年齡不同產生變化。最終在個體完整的生命週期身上呈現出一個倒 U 型曲線,即均衡點隨著個體生命歷程的不同而變化，均衡點先是不斷上升，當個體年齡達到 50 歲左右時達到最高，因為這時其面臨的家庭壓力最大、責任最高。劉玉照( 2009) 在研究家庭經營的成本核算和經營決策時也指出，“對 40-49 這個年齡段的家庭來說，家庭的負擔明顯加重，雖然單純從撫養比的角度來講變化不大。因為，雖然他們的父母隨著年齡的增長而退出經濟活動，然而，與此同時他們的子女也正值跨出( 或將跨出) 學校之際，加入到勞動者行列。對於一個家庭而言，年輕人進入勞動年齡並不意味著家庭負擔的減輕，主要原因在於，進入這個年齡段的孩子只有兩個發展方向，上大學或參加工作，兩者都需要較大的家庭開支”.[14]這與本文所講的是同樣道理。當家庭內部實現了代際再生產和勞動力再生產，其原本很高的均衡點就開始下降，即由很高的承受能力到承受能力不斷下降的變化。
恰亞諾夫是根據家庭人口結構和家庭生命週期來分析家庭經濟行為的變化，這包括家庭消費行為和勞動投入力度。根據家庭內勞動者和消費者的數量比例，家庭內部所面臨的經濟壓力是不一樣的，從而決定了家庭在勞動力投入力度上的決策差異。當家庭中勞動者數量 p 等於消費者數量 e 時，家庭經濟壓力最小，自我剝削程度最低。而在中國農民家庭中卻呈現出截然相反的情況，當家庭中包括一對夫婦和成年未婚子女時，雖然 e/p = 1,但因為中國家庭中存在代際倫理責任，父母要為子女完成人生任務，這時正是家庭經濟壓力最大、自我剝削最重的時候。這是由中國家庭消費結構造成的，即主要有兩種消費型別，一種是日常生活支出消費，一種是大宗消費支出( 如家庭中婚喪嫁娶等儀式性消費) .而第二類消費才是真正造成家庭經濟壓力的原因，在這種因素影響下，中國農民家庭消費壓力如果說也受到人口因素的影響，那麼其峰值也與恰亞洛夫描述的不同。
概言之，中國農民的家庭經濟行為不是純粹的理性行為，而是建立在家庭倫理責任基礎上的，即家庭倫理責任決定了農民家庭的生產行為和消費行為，農民家庭經濟活動是建立在家庭責任基礎上的資源配置行為。正如桂華( 2011) 所討論的，“傳統時期農民家庭經濟行為選擇是圍繞整個家庭進行的，是為了兒子或者是完成家庭內部的代際再生產，從而實現資源向下流動，所有的經濟活動都以此展開”.[15]當辛苦程度很高而繼續投入勞動將帶來邊際收益遞減時，因為有家庭倫理責任的支撐，農民對辛苦程度的忍耐力就繼續存在，而不會出現終止家庭經濟活動的行為。這都不同於恰亞諾夫新古典經濟學關於農民經濟行為決策選擇的討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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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詳見舒爾茨。 改造傳統農業[M]. 梁小民譯，商務印書館，2006; 波普金，斯科特。 農民的道義經濟學[M]. 程立譯，譯林出版社，2013; 黃宗智。 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M]. 中華書局，2000; 郭於華。“道義經濟”還是“理性小農”: 重讀農民學經典論題[J]. 讀書，2002( 5) ; 徐勇。“再識農戶”與社會化小農的建構[J]. 華中師範大學學報( 人文社會科學版) ,2006( 3) ; 徐勇，鄧大才。 社會化小農： 解釋當今農戶的一種視角[J]. 學術月刊，2006(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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