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徵文：閱讀與經典同行
導語：中國悠久的閱讀歷史，形成了豐厚的讀書傳統，這種傳統的積澱與承繼，對後世讀書人有著重要的影響，小編收集閱讀與經典同行，歡迎閱讀。
第一篇：閱讀與經典同行
中國悠久的閱讀歷史，形成了豐厚的讀書傳統，這種傳統的積澱與承繼，對後世讀書人有著重要的影響，讀書人在心理上和閱讀的價值取向上無不受其支配。中國閱讀傳統的一個重要內容，是閱讀的思想與方法，然而閱讀的目的與動力還有著強烈的現實需求，這種需求深刻而廣泛地影響著讀書人的閱讀價值觀。
首先，是“學而優則仕”。從孔夫子提倡讀書做官，到《大學》中闡發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從隋代初年創科舉制度，到宋代流傳的“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車馬多如簇”等，一個很鮮明的目的：讀書以致富貴。這一傳統是中國文化傳統和價值觀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中國文化的發展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
其次是勤學苦讀。在中國閱讀史上，勤學苦讀的感人事例層出不窮，如“懸樑刺股”、“鑿壁偷光”、“囊螢映雪”、“韋編三絕”等等，這些故事曾激勵過數千年來讀書人發憤攻讀，積極進取，其影響至今猶存。
第三，對文字的尊重。過去的讀書人，往往都是藏書人或抄書人。印刷術在我國發明得很早，但印本書籍的流傳仍不是很普及。宋代的雕版印刷術雖然已經流行，但印出的圖書品種一般不是很多，或僅限於一些經史名著。在11世紀初期，《史記》、《漢書》等，一般讀書人還要靠手抄。古代中國讀書人的抄書，是一種很普遍的現象。過去的學者認為，好書當抄，抄書有益，抄書也是一種讀書與學習的方法。書既不易得，讀書人對書的敬重與珍視是可想而知的。清代藏書家孫從添在所著《藏書記要》中的一段記敘，頗能反映讀書人的一般心態。他說：
且與二三知己，與能識古本今本之書籍者，並能道其源流者，能辨原板翻板之不同者，知某書之久不刷印、某書之止有抄本者，或偕之間訪於坊家，密求於冷鋪，於無心中得一最難得之書籍，不惜典衣，不顧重價，必欲得而後止。其既得之也，勝於拱璧。即覓善工裝訂，置之案頭，手燒妙香，口吃苦茶，然後開卷讀之，豈非人世間一大韻事乎?
書不僅因貴重而加珍視，同時，書也是讀書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明代一學者曾說：可無衣、可無食，不可以無書。衣食本是不可無的，這裡只是想表明書的重要。讀書人常常嗜書如命，並從中獲得樂趣。在讀書人尊重文字的基礎上所構建的私人閱讀空間，書房的內外環境、買書、藏書、借書、抄書、讀書，某些讀書人的如痴如瘋，正是中國閱讀史中最具特色和感人的篇章。
書籍是讀書人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書籍中，經典又具有其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在讀書人心目中，經典具有力量，經典或閱讀經典具有重要的象徵性意義。唐代魏徵在《隋書經籍志序》中，對經典的力量與象徵意義作了極為精彩的概括，他認為：經籍是聖賢智慧的結晶，可以用來領悟宇宙的奧妙，探究天地、陰陽的訊息，端正世間的綱紀，弘揚人類的道德。經籍顯則可救濟世人，經籍藏則可獨善其身。讀經籍可令人進步，否則就會落後。成大業者能推祟經籍，則將有令人敬重的光明德性;普通人能以經籍為念，則將為世人所重。統治者若要樹立政聲、顯揚德威、敦勵教化、移風易俗，哪有不從經籍而來呢?
首先，經籍是知識的寶庫，古今中外的讀書人，在這方面都持有相同或相似的看法。蘇軾在《李氏山房藏書記》中說：經籍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弊的，人的天分不同，賢或不肖，讀書都會各有所獲。英國哲學家波普爾曾說：假使我們所有機器和工具，連同我們所有的主觀知識都被毀壞了，然而，只要圖書館和我們從中學習的能力依然存在，我們的世界就會重新前進的。經籍貯存知識，併為人們的創造提供基礎。
其次，在中國科舉時代，經書，特別是四書五經，再加上朱熹的註解，一直成為科舉的最重要的教科書，成為讀書人踏入官場的階梯。千餘年間，讀書人無不深受其影響。
第三，經籍有助於甚或影響著國家的治理。我們現在是否能同意這一看法並不重要，至少我國古代學人是這樣看的。司馬遷在談到《春秋》時說，《春秋》明辨人事經紀，判別嫌疑、是非、善惡，以宣揚王道，是一部政治、百官之大法，人倫、禮義之大宗，有國者、為人臣者，都不可不知《春秋》。司馬光撰《資治通鑑》，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著書立說和史學研究，而是極具政治目的的。他在給皇帝的《進資治通鑑表》中稱：該書“專取關國家盛衰，系民生休慼，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又說，透過此書可“鑑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資治通鑑》成為治理國家的一面鏡子，頗受當朝皇帝的賞識，對後世皇帝及大小官員也有很大影響。即便在20世紀，有些人認為該書也是公務員必讀的。
第四，經籍有益於國家的治理、信仰的確立和教化的形成。
第五，經籍或讀書具有象徵意義，從某種程度上來看，它體現了一個人的地位、權利或特徵。讀書會使一個人更有教養，即使不會，它也使一個人看起來有教養。我們在電視上常常看到，一些被採訪的人物常常坐在大書架的前面，這不正說明書是極具象徵意義的'嗎?哪怕這些被採訪者根本不讀書，或根本沒時間讀書。當然，從閱讀史的角度看，我們更希望書不是象徵物，而應該是讀物。
第二篇：閱讀與經典同行
不少讀書人都認為：圖書典籍浩如煙海，在閱讀時會遇到圖書的選擇與鑑別等問題。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人們往往透過書目，來了解圖書典籍的狀況，明曉讀書的門徑。書目，特別是那些指導閱讀性的推薦書目，在我們購書、藏書和讀書時可提供重要幫助。
然而，由於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約，推薦書目的推薦性往往並不十分公允、準確與客觀。
首先是時間方面的因素。讀書是時代需求的一種反映，不同時代的讀者對讀物的選擇是不同的。120年前，張之洞編的《書目答問》面世，很受當時學子的歡迎，100多年過去了，今天的一般讀者，不會再依據《書目答問》去讀書了。而在1924年，章太炎開列的《中學國文書目》，今天也不適合中學生了。書目中開列的《二程遺書》、《十駕齋養新錄》、《申鑑》等書，恐怕學文科的大學生也沒有讀過。因而，一部好的推薦書目，要能滿足時代讀者的需要。
其次，推薦書目受推薦者的知識與興趣的影響。1923年，清華一批要出國留學的學生，為了短期得到國學常識，請胡適擬定了一個有關國學的書目。胡適開列了《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選書較多，偏重哲學史、文學史方面，史部書一概摒絕，有如《資治通鑑》這樣的書亦未入選，當時梁啟超就認為胡適這個書目“文不對題”。30年後的1953年，北京圖書館開列了一個《中國古代重要著作選目》，選書20種。這個書目是經過郭沫若、俞平伯、何其芳等人審訂過的。既然稱為“古代重要著作”，那麼如《周易》、《論語》等哲學、思想方面的著作一本未選，這是很令人困惑不解的。
再次，推薦書目的推薦者受偏見或意識形態方面的影響。1945年，英國作家奚普選出十本“震撼世界的書”，這裡沒有中國人的書。1985年，美國《生活》雜誌在數以百萬計的讀者中，開展評選《人類有史以來的二十本最佳書》，這裡也沒有中國人的書。美國圖書館學家唐斯曾寫過一本《改變世界的書》，書中選擇了從文藝復興到20世紀中葉出版的16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書籍，其後他又寫了一本《自1492年以來塑造現代文明的111種傑出名著提要》。這兩本書都沒有收錄中國人的著作。在後一本書的《導言》裡，作者雖然承認東方的經典，“其中有許多書同樣對西方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這些書還是被“略去了”。另一位美國專欄作家費迪曼曾出版《一生的讀書計劃》，向18歲到80歲的讀書人推薦了100部名著，這100部名著也都是歐美人的著作。中國典籍被上述推薦者所忽略，這確實是“世界觀的限制所致”。也就是說，這些推薦者是深受“歐美中心論”的影響的。
也許，任何一部推薦書目都不可避免地帶有推薦者的主觀性和偶然性。然而，對於讀者來說，準確、客觀地去了解、選擇、閱讀真正的世界名著，往往是十分必要的。
有鑑於此，我們收集了80種中外推薦書目(中國的推薦書目54種，外國的推薦書目26種)，運用了計量的方法，對這80種書目所推薦的書進行統計，以各書被推薦次數的多少為序，列出目錄。這份書目不帶有我們的主觀性和偶然性。因而，它在推薦名著方面，應該說更加公允、準確與客觀。我想，在這份書目上，推薦次數最多的書，可稱之為經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