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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稹最著名的詩

元稹最著名的詩

  元稹早年和白居易共同提倡“新樂府”,世人常把他和白居易並稱“元白”,詩作號為“元和體”。下面為大家分享了元稹著名的詩摘抄,歡迎欣賞!

  元稹最著名的詩

  《行宮》

  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

  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

  《西還》

  悠悠洛陽夢,鬱郁灞陵樹。

  落日正西歸,逢君又東去。

  《象人》

  被色空成象,觀空色異真。

  自悲人是假,那復假為人。

  《初除浙東》

  今日雙旌上越州,會稽旁帶六諸侯。

  海樓翡翠閒相逐,鏡水鴛鴦暖共遊。

  《重誇州宅旦暮景色》

  仙都難畫亦難書,暫合登臨不合居。

  繞郭煙嵐新雨後,滿山樓閣上燈初。

  《以州宅誇於樂天》

  州城迥繞拂雲堆,鏡水稽山滿眼來。

  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住蓬萊。

  《送王十一郎遊剡中》

  越州都在浙河灣,塵土消沉景象閒。

  想得玉郎乘畫舸,幾回明月墜雲間。

  《嘆臥龍》

  撥亂扶危主,殷勤受託孤。英才過管樂,妙策勝孫吳。

  凜凜出師表,堂堂八陣圖。如公全盛德,應嘆古今無。

  《分流水》

  古時愁別淚,滴作分流水。日夜東西流,分流幾千裡。

  通塞兩不見,波瀾各自起。與君相背飛,去去心如此。

  《春鳩》

  春鳩與百舌,音響詎同年。如何一時語,俱得春風憐。

  猶知化工意,當春不生蟬。免教爭叫噪,沸渭桃花前。

  《芳樹》

  芳樹已寥落,孤英尤可嘉。可憐團團葉,蓋覆深深花。

  遊蜂競鑽刺,鬥雀亦紛拏。天生細碎物,不愛好光華。

  非無殲殄法,念爾有生涯。春雷一聲發,驚燕亦驚蛇。

  清池養神蔡,已復長蝦蟆。雨露貴平施,吾其春草芽。

  《兔絲》

  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君看兔絲蔓,依倚榛與荊。

  荊榛易蒙密,百鳥撩亂鳴。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縱橫。

  樵童斫將去,柔蔓與之並。翳薈生可恥,束縛死無名。

  桂樹月中出,珊瑚石上生。俊鶻度海食,應龍昇天行。

  靈物本特達,不復相纏縈。纏縈竟何者,荊棘與飛莖。

  《種竹》

  昔公憐我直,比之秋竹竿。秋來苦相憶,種竹廳前看。

  失地顏色改,傷根枝葉殘。清風猶淅淅,高節空團團。

  鳴蟬聒暮景,跳蛙集幽闌。塵土復晝夜,梢雲良獨難。

  丹丘信雲遠,安得臨仙壇。瘴江冬草綠,何人驚歲寒。

  可憐亭亭幹,一一青琅玕。孤鳳竟不至,坐傷時節闌。

  元稹創作風格

  他非常推崇杜詩,其詩學杜而能變杜,並於平淺明快中呈現麗絕華美,色彩濃烈,鋪敘曲折,細節刻畫真切動人,比興手法富於情趣。樂府詩在元詩中佔有重要地位,他的《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並序》“取其病時之尤急者”,啟發了白居易創作新樂府,且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缺點是主題不夠集中,形象不夠鮮明。和劉猛、李餘《古樂府詩》的古題樂府19首,則能借古題而創新詞新義,主題深刻,描寫集中,表現有力。長篇敘事詩《連昌宮詞》,在元集中也列為樂府類,旨含諷諭,和《長恨歌》齊名。其鋪敘詳密,優美自然。元詩中最具特色的是豔詩和悼亡詩。

  他擅寫男女愛情,描述細緻生動,不同一般豔詩的泛描。悼亡詩為紀念其妻韋叢而作,《遣悲懷三首》流傳最廣。 在詩歌形式上,元稹是“次韻相酬”的創始者。《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酬樂天〈東南行詩一百韻〉》,均依次重用白詩原韻,韻同而意殊。這種“次韻相酬”的做法,在當時影響很大,也很容易產生流弊。元稹在散文和傳奇方面也有一定成就。他首創以古文制誥,格高詞美,為人效仿。其傳奇《鶯鶯傳》(又名《會真記》)敘述張生與崔鶯鶯的愛情悲劇故事,文筆優美,刻畫細緻,為唐人傳奇中之名篇。後世戲曲作者以其故事人物創作出許多戲曲,如金代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和元代王實甫《西廂記》等。元稹曾自編其詩集、文集、與友人合集多種。其本集《元氏長慶集》收錄詩賦、詔冊、銘諫、論議等共100卷。事蹟見新、舊《唐書》本傳。今人陳寅恪有《元白詩箋證稿》,卞孝萱有《元稹年譜》,周相錄校有《元稹集校注》,冀勤有《元稹集》。

  軼事典故

  元稹與白居易

  白居易與元稹是唐代齊名的大詩人,他們的詩歌理論觀點相近,共同提倡新樂府,結成了莫逆之交,世人將他們並稱為“元白”。兩人之間經常有詩歌唱和,即使兩人分處異地,也經常有書信往來,併發明瞭“郵筒傳詩”。

  一次,元稹出使到東川,白居易與好友李建同遊慈恩寺,席間想念元稹,就寫下了《同李十一醉憶元九》:“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當日到梁州。”而此時正在梁州的元稹也在思念白居易,他在同一天晚上寫了一首《梁州夢》:“夢君同繞曲江頭,也向慈恩院院遊。亭吏呼人排去馬,忽驚身在古梁州。”

  後來兩人都先後遭貶,分別被放置外地做官。元稹貶謫荊蠻。隨即白居易也貶為江州司馬,元稹量移通州司馬。雖然通州、江州天遠地隔,可兩人來往贈答,計所做詩,有自三十韻、五十韻直至百韻者。江南人士,驛舍道途諷誦,一直流傳至宮中,里巷之人互相傳誦,致使市上紙貴。由詩中可知其流離放逐之心境,無不悽惋。

  他們經常聯絡,互相鼓勵和慰藉。如白居易所說的那樣,兩人終其一生都是友情極其深厚的“文友詩敵”。白居易有詩寫道:“君寫我詩盈寺壁,我題君句滿屏風;與君相遇知何處,兩葉浮萍大海中。”“所得惟元君,乃知定交難。”並說他們之間的友誼是“一為同心友,三及芳歲闌。花下鞍馬遊,雪中杯酒歡。衡門相逢迎,不具帶與冠。春風日高睡,秋月夜深看。不為同登科,不為同署官。所合在方寸,心源無異端”。而元稹對白居易關心,更凝結成了千古名篇《聞樂天授江州司馬》。

  元稹與崔鶯鶯

  元稹的原配夫人是韋叢。娶韋氏之前曾與一女子頗有私情,此女便是崔鶯鶯。關於崔鶯鶯,描寫較多的乃是元稹的傳奇小說《鶯鶯傳》(又叫《會真記》)。

  唐貞元十五年(799年),元稹到蒲州(今山西永濟市)任職,與其母系遠親崔姓之少女名“雙文”者(即《鶯鶯傳》中的崔鶯鶯)戀愛。崔鶯鶯才貌雙全,而且家中富有,但畢竟沒有權勢,這與元稹理想中的婚姻存在很大距離。根據唐代的舉士制度,士之及第者還需要經過吏部考試才能正式任命官職,所以元稹於貞元十六年(800年)再赴京應試。

  元稹自從赴京應試以後,以其文才卓著,被新任京兆尹韋夏卿所賞識,且與韋門子弟交遊,從而得知韋夏卿之女韋叢尚未許配與人,於是意識到這是一個走門路、攀高枝的絕好機會。貞元十九年(803年),元稹與白居易同登書判撥萃科,進入秘書省任校書郎。求官心切的元稹考慮到崔鶯鶯雖然才貌雙全,但對他的仕途進取沒有多大幫助,所以權衡得失,最後還是棄鶯鶯而娶了韋叢。

  也許是受良心的譴責,也許是對初戀情人崔鶯鶯的難以忘懷,所以很多年以後,元稹以自己的初戀為原型,創作了傳奇小說《鶯鶯傳》。《鶯鶯傳》裡的張生其實就是元稹自己當年與崔鶯鶯的故事,張生為元稹自寓。

  元稹與韋叢

  元稹和妻子韋叢的半緣情深為人津津樂道,元稹曾經留下“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這千古傳誦的佳句,就是元稹悼念亡妻韋從而作的。

  唐德宗貞元十八年(802年),太子少保韋夏卿的小女兒年方二十的韋叢下嫁給二十四歲的詩人元稹。這樁婚姻有很大的政治成分,當時二十四歲的元稹科舉落榜,但是韋夏卿很欣賞元稹的才華,相信他有大好前程,於是將小女兒許配給他,而元稹則是借這樁婚姻得到向上爬的機會,不過兩人在婚後卻是恩愛百般,感情非常好。以韋叢的家庭背景,下嫁給元稹對於當時的元稹來說就好像天女下凡一樣。她不僅賢惠端莊、通曉詩文,更重要的是出身富貴,卻不好富貴,不慕虛榮,從元稹留下來幾首那時期的詩來看,當時正是他不得志的時候,過著清貧的生活,韋叢從大富人家來到這個清貧之家,卻無怨無悔,儘自己最大的努力去關心和體貼丈夫,對於生活的貧瘠淡然處之。

  元稹原本以為這只是一個政治上晉升的途徑,卻沒想到韋叢是這樣一個溫柔的女子、體貼的嬌妻。古話說,百無一用是書生,婚後元稹忙著科試,家中的家務全是韋叢一人包辦,而婚前她是大戶人家的千金、父親疼愛的小女兒,韋叢的賢惠淑良可想而知,所以元稹在數年以後,總還是會忍不住想起與他共度清貧歲月的結髮妻子韋叢。

  唐憲宗元和四年(809年),韋叢因病去世,年僅二十七歲。此時的三十一歲的元稹已升任監察御史,幸福的生活就要開始,愛妻卻駕鶴西去,詩人無比悲痛。韋叢營葬之時,元稹因自己身縈監察御史分務東臺的事務,無法親自前往,便事先寫了一篇情詞痛切的祭文,託人在韋叢靈前代讀。但即便如此,到了下葬那天,元稹仍情不能已,於是又寫了三首悼亡詩《三遣悲懷》(即《遣悲懷三首》)。元稹對妻子一直有深切的思念和無法釋懷的悲傷。韋叢與他同苦七年,卻在他即將飛黃騰達的時候離開了他,而元稹能做的只有祭奠亡故的愛妻,以及在詩中寫下自己的思念。韋叢因為幾組情意綿綿的詩歌而永遠留在了後世讀者的心中。

  元稹與薛濤

  元稹和唐代才女薛濤的愛情故事是中唐文藝界最出名的愛情故事之一。薛濤是唐代女詩人,她製作的“薛濤箋”一直流傳到今。她才貌過人,不但聰慧工詩,而且富有政治頭腦。

  唐元和四年(809年)三月,當時正如日中天的詩人元稹,以監察御史的身份,奉命出使地方。他久聞蜀中詩人薛濤的芳名,所以到蜀地後,特地約她在梓州相見。與元稹一見面,薛濤就被這位年僅三十一歲的年輕詩人俊朗的外貌和出色的才情所吸引。兩人議詩論政,情誼漸深。在薛濤的支援下,元稹參劾為富不仁的東川節度使嚴礪,由此得罪權貴,調離四川任職洛陽。從此兩人勞燕分飛,關山永隔。

  分別已不可避免,薛濤十分無奈。令她欣慰的是,很快她就收到了元稹寄來的書信,同樣寄託著一份深情。此時能夠寄託她相思之情的,唯有一首首詩了。薛濤迷上了寫詩的信箋。她喜歡寫四言絕句,律詩也常常只寫八句,因此經常嫌平時寫詩的紙幅太大。於是她對當地造紙的工藝加以改造,將紙染成桃紅色,裁成精巧窄箋,特別適合書寫情書,人稱薛濤箋。才子多情也花心,但薛濤對他的思念還是刻骨銘心。她朝思暮想,滿懷的幽怨與渴盼,匯聚成了流傳千古的名詩《春望詞》。

  元稹當時三十一歲,正是男人的風華歲月,而薛濤即便風韻綽約,畢竟大了十一歲,兩人年齡懸殊。另外薛濤樂籍出身,相當於一個風塵女子,對元稹的仕途只有負作用,沒有正能量。對於這些,薛濤也能想明白,並不後悔,很坦然,沒有一般小女子那種一失戀便尋死覓活的做派。於是薛濤從此她脫下了極為喜愛的紅裙,換上了一襲灰色的道袍,她的人生從熾烈走向了淡然。

  元稹與劉採春

  劉採春是當時“參軍戲”中紅極一時的女主角,嫁給周季崇後,她與周家兄弟一起組成了“家庭戲曲班”。有段時間這個戲曲班從江蘇淮安來到紹興演出。幾場演出下來,紹興城已是萬人空巷。

  當時元稹任越州(今紹興)刺史、浙東觀察使,正趕上劉採春的演出,這個紹興城的最高長官元稹坐不住了,在觀看了劉採春的一次表演後,他立刻成為劉採春的'粉絲,並且寫了篇聲情並茂的評論文章,極盡捧角之能事,這篇文章立馬拉近了二人之間的距離。這段情事在唐代人範攄的《云溪友議》一書中做了記載:“有俳優周季南、季崇,及妻劉採春自淮甸而來,善弄陸參軍,歌聲徹雲。篇詠雖不及(薛)濤,而華容莫之比也。”元稹也毫不掩飾自己對劉採春美貌的傾心,他自己也承認“詩才雖不如濤,但容貌佚麗,非濤所能比也”。於是兩人一拍即合。元稹還把這場情事搞得轟轟烈烈有聲有色。他留滯浙江七年,兩個人來往時間長達七年之久。一次因酒興大發,題詩道:“因循未歸得,不是戀鱸魚。”同僚一個叫盧簡求的看到該詩,開玩笑說:“丞相雖不為鱸魚,為好鏡湖春色耳!”可見元稹與劉採春二人當時的關係眾人皆知。

  元稹有個癖好,喜歡為他欽慕的女人寫詩。當年他和薛濤熱戀時,寫了一首《寄贈薛濤》,後來與劉採春戀愛時,又寫了一首《贈劉採春》詩:“新妝巧樣畫雙蛾,謾裡常州透額羅。正面偷勻光滑笏,緩行輕踏破紋波。言辭雅措風流足,舉止低迴秀媚多。更有惱人腸斷處,選詞能唱望夫歌。”這位四處留情的文人,不經意間為後人留下一些不入正史的資料。

  劉採春與元稹的緋聞雖然流傳甚廣,可這段感情也是無疾而終,原因很簡單,元稹已經習慣了喜新厭舊,劉採春與薛濤一樣,身份低賤,與元稹門不當,戶不對。

  文學主要影響

  詩歌

  元稹在詩歌、小說、散文、文學批評等方面都卓有成就,而以詩歌成就最突出。他與白居易發起了詩歌運動——新樂府詩歌,由元稹開先河、白居易參與完備、流傳千年的詩歌派別——元和體(唐憲宗元和年間,元稹、白居易倆人所寫的、注重詩歌語言平易淺切和通俗性的長篇排律)不僅“詩到元和體變新”,且天下文人“遞相仿效,竟作新詞”。

  元稹所在的元和詩壇是中國詩歌發展史上重要的轉折時期,是唐音漸趨宋調的轉型時期。元稹作為這次新變中的具有不可替代意義的重要詩人之一,在中國詩歌史上佔據顯著的一席。

  元稹的詩學主張及理論批評比較集中地反映在《樂府古題序》《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序》《敘詩寄樂天書》《上令相公詩啟》《杜君墓誌銘》《白氏長慶集序》等作品裡。在《樂府古題序》中,元稹條述了詩史的源流正變,反對“沿襲古題,唱和重複”,主張“寓意古題,刺美見事”,推崇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詩篇,“即事名篇,無復依傍”,讚美了杜甫的新式樂府創作。“即事名篇,無復依傍”八字極好地概括了新題樂府的特色,也肯定了“寓意古題,刺美見事”。在《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裡,肯定了李紳《樂府新題》“雅有所謂,不虛為文”,這與白居易在《新樂府序》裡所倡導的“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的精神完全一致,對於新樂府的創作實踐頗具有綱領性意義。

  樂府詩在元詩中佔有重要地位,他的《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並序》“取其病時之尤急者”,啟發了創作新樂府,且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缺點是主題不夠集中,形象不夠鮮明。和劉猛、李餘《古樂府詩》的古題樂府19首,則能借古題而創新詞新義,主題深刻,描寫集中,表現有力。長篇敘事詩《連昌宮詞》,在元集中也列為樂府類,旨含諷諭。

  元稹詩歌在語言藝術上的成就是用語淺近。與崇尚奇險的韓孟詩派不同的是,元稹善於用淺近平易的語言準確傳神地表情達物,直抒胸臆。淺近是元白詩派的最大特點,也是它獲得廣大讀者的重要原因。在詩歌學中,常語和奇語是一對值得重視的矛盾。從表層意義上看,似乎以常語入詩比務奇鬥險要容易得多,但如果從更高的審美層次來審視,用淺近的語言確切精細地摩寫出自然界萬物情狀以及詩人自己的心態,倒是一種較難達到的藝術境界。元詩的喜用常語,在明白曉暢的樂府詩中表現得比較明顯,在寫景抒情詩中表現得也很突出。詩人對大自然懷有濃厚熾烈的興趣,自然萬物的一舉一動都強烈地奉動著詩人的詩思,被他迅速及時地捕捉到詩思。元稹與劉宋詩人謝靈運不同,他重神似而不重形似,以淺顯語言貼切自如地傳達出風光物態,如《紅芍藥》。語近的特點不僅出現在元稹的詠物詩中,也出現在他的悼亡詩中,如《遣悲懷三首》。元稹的常語並非率爾為之,相反,他非常注意選語的精工。清人賀裳早就看到了這一點,他說“詩至元白,實一大變。兩人雖並稱,亦各有不同,選語之工,白不如元;波瀾之闊,元不如白。”元稹運斤成風,既苦心經營又不露斧鑿痕跡,如《李娃行》。元稹在追求語近的同時,也把思深作為自己詩歌的創作目標。在一些抒情詩中,元稹做到了語近和思深的有機統一,如《夢井》。

  元稹與白居易齊名,同為“新樂府運動”的領導者、“元和體”的首倡者,世稱“元白”,在唐詩史上兩人如雙峰特起,論唐詩者輒曰前有李杜,後有元白,前後輝映,成為中國詩史的巍巍豐碑。元白堪稱元和長慶詩壇的旗手,不僅以其創作產生廣泛影響,而且以理論相鼓吹。賀裳稱元白論詩“深得六藝之解”(《載酒園詩話》卷三)。

  古文

  元稹是中唐“古文運動”的首倡者和領導者,在散文方面也有一定成就。在元稹傳世的散文中,制誥數量最多,佔一半以上,成就也最高。立論純正,舉事周詳,旨趣明確,措詞雅馴是元稹制誥文的總體風貌,它一改先前制敕堆砌典故、四六套話、頭肩腹腰尾幹篇一律的陳腐面孔,有如春風吹拂大地。《唐書》本傳載:“辭誥所出,然與古為侔,遂盛傳於代。”這種英姿勃發的新體聖旨受到朝野一致歡迎是情理中事。因為它重塑了皇帝和最高領導機構的形象,使本來並不英明的穆宗皇帝變得胸有全域性、知人善任、通情達理,且不失幽默感;同時也顯得政令暢通,國家機器運轉正常而有效。在國家多事之秋,能有這樣一線亮光溫暖人心彌足珍貴。唐穆宗高興地說:元稹的革新制詔,“使吾文章語言與三代同風”。他以古文制誥,格高詞美,為人效仿。

  在創作實踐上,元稹詩文兼擅,《元稹集》存文三十多卷,諸體該備,時有佳作名篇。

  傳奇

  鶯鶯傳元稹創作的傳奇《鶯鶯傳》(又名《會真記》)敘述張生與崔鶯鶯的愛情悲劇故事,文筆優美,刻畫細緻,為唐人傳奇中之名篇。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第四章《豔詩及悼亡詩》附《讀〈鶯鶯傳〉》中指出:“《鶯鶯傳》為微之自敘之作,其所謂張生即微之之化名,此固無可疑。”後世戲曲作者以其故事人物創作出許多戲曲,如金代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和元代王實甫《西廂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