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經原本是古代兵法
《易經》是中華民族文化瑰寶，歷來被奉為“大道之源”“群經之首” 在中國古典文獻中地位之尊貴名聲之顯赫沒有任何一部典籍能與之相比，春秋時期的偉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晚年喜“易”並作《易傳》，為傳承《易經》這部以“仁”為主線，充滿唯物主義哲學理念，並含納政冶、軍事、行政等各個方面的上古時期的百科全書留下了一個兩千多年的《易經》情結，《易經》之夢幻。
《易經》在中國古典文獻中地位之尊貴名聲之顯赫沒有任何一部典籍能與之相比，在秦漢準確地說是漢代留下的《史記》《漢書》《左傳》《說文》等重要古籍中對《易經》都有涉及，足見其影響之大，根基之深，被奉為“大道之源”並非徒有虛名。
但是《易經》的身份卻是一部卜筮之書，俗稱“卦書”。這多少與它的尊貴地位有些不太相符，占卜是偶然與必然的機率有其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奉為至尊的地位毫無疑問它不能代表科學,它只能算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生成的文化,它對社會的影響會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科技成果的突破逐漸減弱。
多有學者認為《易經》的內容涵蓋的是哲學、政治、軍事、自然科學等多類學科集一身的反映一個歷史時期的綜合性著作，餘敦康教授在《易學今昔》中對《周易》的本質做了如下的論述“……卜筮不過是他死的軀殼，哲學才是它的本質，……《周易》是一部科學著作，其蘊涵的科學思維不僅對古代的科技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而且與現代自然科學的基本思想吻合，……《周易》是一部史學著作，其中儲存了多方面的古代珍貴史料，特別是反映了殷周之際的歷史變革，……。(《易學今夕》 05.6第一版)餘教授對《周易》，準確地說是對《易經》本質的論述，代表的是易學界，學者的普遍的看法，是金玉之論。
但是《易經》的占卜與它的身份總是給人一種撲朔迷離的感覺，不相符的感覺。尤其是當我們在史書中檢視它的來歷的時候，發現有關《易經》與《易傳》的記述疑點頗多相互矛盾，為此有必要對這些疑點和矛盾進行論證進而解開《易經》之迷。
一、《易經》與“八卦”的陰陽理論學說沒有必然聯絡。所謂《周易》的卜筮理論是西漢專制的封建皇權為打造“受命於天”的神話，精心為《易經》設計的外套，其目的是掩蓋《易經》中“以民為本，以仁為本”的唯物主義的思想。
認識《易經》離不開中國的傳統文化“八卦”。只有對“八卦”的生成過程及其內涵做深入的解剖才能正確地給《易經》定位，才能揭開《易經》的第一層神秘面紗。
“八卦”是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可以追溯到上古時期，傳說為伏羲氏始作，是我們
的祖先留下的具有哲學理念的文化遺產。《易傳?繫辭下傳》第二章對八卦的起源做了簡要的介紹“古者包棲氏之王天下也，仰者觀象於天，俯者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可見上古的初民作八卦伊始就不是空穴來潮，是透過觀察宇宙，觀察人的生存環境，對天象中出現的各種現象;閃電、雷鳴、風、雨，人和人的生存環境，地上能看到的各種事物進行總結歸納的結果，並用八個符號(也可以稱為漢字最早的初文)來表示其含意，它的名稱即是符號也是所指事物，三位一體並無其它附加的表述文字。
“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說的是“八卦”最初的功能是卜筮。方法是，用“草棍”卜筮出天意“用以決疑”。這和今天在體育比賽中採用“抽籤分組，擲幣猜先”沒有區別，是偶然與必然的結果，沒有複雜的理論支援，體現的完全是“天意”。
用八卦的環形排列表示方向和方位，是我的祖先的一大發明。其功能相當於現代的地圖。 繫辭下傳第五章“萬物出乎震，東方也。離者也……南方之卦也，……乾西北之卦也，坎者……正北方之卦也，……艮，東北之卦也，……。”繫辭的作者雖然將乾、坤、坎、震、離、兌、艮、巽與八卦的卜筮功能混為一談，但是他所提供的最重要的資訊是方位概念，即我們所見到的文王八卦方點陣圖，也被稱為後天八卦圖(見圖一)。
現在我們先看看這八個字在殷周時期的含意是什麼;
“震”：上邊的“雨”在甲骨文時代(以下同)的本意是“雷”，雷在上古時期的初民心中與閃電一樣有神聖地位，古人認為雷是神的差官專對人間不平的事發出警告，對做壞事的惡人發出警告，辰是危害農田的地下害蟲(見“震”字詳解，以下同)。帛書本作“辰”。
“艮”的本意是“陰險的人”。
“巽”的本意是歸順或順服。帛書本作“筭”。
“兌”的本意是人開口高興地笑。帛書本作“奪”。
“乾”乾的符號代表天，“乾”字的本意是太陽快落山時對天祈禱，乞求上天保佑。帛書本作“鍵”。
“坤”與申同，本意指的是天上的閃電。閃電在上古時期是被看作上神的化身，所以坤同神，代表的是上天的意志。帛書本作“川”
“坎”指的是北方有大面積的土地，且人煙希少。帛書本作“習”。
“離”的本意是用網去捕捉獵物，所以引申為狩獵的場所。帛書本作“羅”。
文王八卦中“乾”“坤”“兌”的方位正好在周族邑國西歧(今陝西省岐山縣方圓地區)，用兌表示周族邑國族民生活快樂，而且有上天上神的護佑。而殷都朝歌在震(今河南省淇縣、安
陽地區)，會受到上天對他的懲罰(參見商殷黃河中下游部落活動簡圖)。如果把文王八卦圖看作一張殷周時期的簡易地圖《易傳?繫辭下傳》第十一章“《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就一目瞭然地看清了其中的秘密。
文王的後天八卦圖與被稱之為伏羲八卦的先天八卦圖(見圖二)有著本質上的區別。 伏羲八卦圖據說是宋人所作，八卦的陰陽理論在圖中表現的非常清楚，表示天和“至陽”“至尊”的符號和表示地和“至柔”“至貴”的符號分佈於圖的上下尊位(習慣上也看成南、北方位)，是目前公認的“先天八卦”的順序，而原始的八卦排列順序在目前已經出土的十五萬片記有殷商文化的甲骨中並無見證。
文王的後天八卦圖，是文王姬昌在被紂王拘囚在羑里時“重演”而作，如果用陰陽相對的理論去解釋“後天八卦”，矛盾顯而易見，其與八卦最基本的陰陽理論無法對號。
關於陰陽理論，最早的記載是公元前827年周宣王時，卿士號文公“因籍田之禮”向宣王進諫時涉及到了陰陽概念。號文公用“陽氣俱蒸，土膏其動”“陰陽分佈，震雷出滯”解釋春天的土地鬆動是因陽氣上升所致，因陰陽二氣的運動導致震雷的發生。這與上古時期解釋自然界發生的雷電現象已有質的區別。但是此時的陰陽概念尚不具備陰陽統攝萬物的哲學概含。
陰陽理論的確立又經過春秋戰國至西漢初期約六百多年，於公元前139年漢武帝登基的第二年，在淮南王劉安主持撰寫完成的《淮南子》一書中才確立了一套基本完善的理論。《易經》的成書年代是“殷之末世周興之初”的公元前1066年前後，早於此九百多年，因此《易經》中的八卦符號不含陰陽理論，是符合邏輯的判斷，八卦的符號只有計數和指示方位的功能。
1973年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中有《易經》六十四卦和《易傳》的部分篇章。其中乾卦之“乾”做“鍵”，坤卦之“坤”作“川”，川在甲骨文中是象形字，本意是“河”，這與坤卦中所述事件，渡過黃河進行“牧野大戰”正相吻合。有學者認為“坤”作“川”這是篆隸文字轉抄中的筆誤，其實帛書本與通行本有多處文字不同決不能簡單認為是筆誤。
《帛書易經》六十四卦，分八宮排列，每宮八卦，按八卦相重的原則排列。八宮之順序為：鍵宮、根宮、習贛宮、辰宮、川宮、奪宮、羅宮、筭宮。每宮上卦不變，下卦從本宮卦列首開始，以下的次序為：鍵、川、根、奪、習贛、羅、辰、筭。這樣的排列說明易經的早期的確是按照方位排序的.
《易經》中沒有陰陽理論，它的八卦符號指的又是方位，那麼所謂的乾、坤、坎、震、離、兌、艮、巽、以及由八個符號複合衍生出的，其它的五十六個卦名，又都是什麼含意呢?
按上面的推理，所謂的卦名當然是《易經》所述內容的一部分。這些文字原本就不是卦名。《易傳?繫辭》“陰陽不測之，謂神。”告訴後人的正是其中之玄機。
最後引用王先勝先生在中國先秦史網站發表的當代《中國易學之反思》一文中所舉例當
代學者對《易經》中所謂的陰陽之認識作為本節的結束：
錢穆說：“《周易》之上下經，本不言陰陽，十傳始言陰陽”(《<易傳>與小戴<禮記>中之宇宙論》)。
李鏡池說：“易以道陰陽，當是在陰陽說流行之時即戰國中晚期之間為易學家所採用的……春秋時的易筮，還沒有以陰陽來說解的”(《周易探源?易傳思想的歷史發展》)。
龐樸先生說：“若說八卦的原始，它與陰陽本是無涉的┉┉”。
二、傳本《易傳》是西漢封建皇權與儒學、道家妥協的結果，是儒學者為保護《易經》這部唯物主義的綜合鉅著精心“炮製”的“絕世經典”。自身不能“自圓其說”為後人留下了解《易》的鑰匙。
認識《易經》離不開與其捆在一起的《易傳》。
我們現在見到的《易傳》其編撰的年代應是西漢中後期漢成帝(公元前32年---前2年)時期定稿的，共有十篇，含文言傳、彖辭上傳、下傳;象辭上傳、下傳;繫辭上傳、下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又稱十翼，比《易經》的成書大約晚九百年。秦漢時把解釋“經典”的文章稱為“傳”，所以《易傳》是權威的解《易》之作。
《易傳》把《易經》推到了“大道之源，群經之首”的尊位，是認識《易經》揭開“易道”之迷的鑰匙，因此對《易傳》進行認真的解讀是認識《易經》的第一步，也是進一步撩開《易經》神秘面紗的重要一步。
學術界對《易傳》的成書年代一般認為是春秋戰國時期經多人之手陸續寫成，最後的成書年代是戰國後期，但是根據近代的考古成果，尤其是帛書易經的再現這一看法應從新思考。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丞相李斯的支援下，為消除春秋戰國以來形成的，以諸子百家為代表的主要是唯物主義的思想文化，在秦兼併六國後對國家體制和政治的影響，準確地說，主要是與秦始皇的“天命”思想的衝突，於是以“師古還是師今”為藉口對先秦的文化進行了一次空前的清算，這就是史稱的“焚書坑儒”。
《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述了這次焚書，“除秦記以外的列國史書均焚燬，除博士官外;民間私藏的《詩》、《書》、?百家語?限期送官燒燬，有敢於再傳播《詩》《書》內容的殺頭，以古非今的誅族，官吏知情不報的同罪;可以保留醫藥、卜筮、和種樹的書。”
有了《史記》這樣的記載因此就得出了結論：《易經》是卜筮之書不在焚燬之列，但是這一結論與《易傳?繫辭》相違。
繫辭下傳在篇末三次重複了，“《易》之為《書》也”很明白的告訴讀《易》的人，《易經》是《書》而不是所謂的卜筮典籍。秦漢時期把記述“先王之言”的書稱為《書》，如記述三皇五帝至西周時期歷史和帝王言行的《尚書》，漢以後記述漢朝歷史的書稱為《漢書》，與
今語中的“書”所指範疇不同。春秋至秦漢其間因文章多寫在竹簡與木簡上所以“簡”或“篇籍”是今語“書”的概念。
如果按《易傳?繫辭》的說法《易經》在秦始皇焚書之時已被列入禁書之列。有《漢書?藝文志》為證，“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在這段記載中《易經》與《春秋》《詩經》作為先秦的重要典籍在焚書之列，沒有疑問。而且對焚書的目的做了定性。並把從漢初開始收集天下篇籍的工作，經漢武帝期間的再次失散直至漢成帝指派陳農再次主持徵收天下遺書長達一百五十餘年之久的過程，原委進行了簡述。
陳農的這次徵收遺書得到了“《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易傳?周氏》二篇，字王孫也。”如果《易經》不在焚書之列何必再次列入徵書之列呢?
這裡還提到了漢武帝釋出了藏書的政策，設立了寫書的專職部門，並將寫成的《書》深藏於“秘府”。為什麼“皆充秘府”的最終結果卻是“書頗散亡”呢?給後人留下一個疑問。
藝文志還提到了《易傳》的一個周氏版本，但是隻有二篇，而不是多篇。這說明了《易傳》最早的版本是秦以前成書的並被列入焚書之列。只是“彼《易傳》不是此《易傳》”而已。
藝文志對《易》還做了如下的記述：
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
《易》曰：宓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至於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天命而行道，天人之佔可得而效。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為之《彖》《象》《繫辭》《文言》《序》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及秦燔書，而《易》為筮卜之事傳者不絕。
這段對《易》的記述與開篇開對《易》的記述似乎矛盾，但經過分析卻不矛盾。“凡”是指重新編撰和彙總。重新編撰的《易》是由施、孟、梁丘三家和《彖》《象》《繫辭》等“十翼”十家組合而成，這個“易”已是《易經》與《易傳》的合成本，即被稱為《周易》的文字，與我的今天看到的《周易》大體一致，只是在篇幅的數量上稍有差別。現本為二百三十一篇是因後人重新編修的結果(以小章節計算)。
對這段記述還存在一個理解上的問題，“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及秦燔書。(此處斷為句號)而《易》為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漢書》省略了“今”字)。”經過這樣的段句，不但消除了《易經》是否在焚書之列的爭議，與《易經》和《易傳》相關的撲朔迷離的種種迷團也變得清晰了。
《易經》是由周文王姬昌原作。說卦傳第一章“昔者，聖人之作《易》也……。”
《易傳》作為周王室的藏本在王室和社會上層流傳。這就是“字王孫也”的來歷。在現存的文字中存有摘錄的片段。周公應對易經的傳承做過貢獻但無史料記載。
春秋時孔子作《易傳》對《易經》進行了註釋。但是在現存的文字中假託“子曰”相關的文字有真有假。根據是，現有的史料中可以看到孔子信“天命”但並沒有關於孔子對占卜和對陰陽五形學說的具體論述，而儒學的精髓在於哲學、倫理與道德。
由此可以初步認定，是漢成帝時期對《易經》和《易傳》進行了大規模的改造而使之成為卜筮之書得以“傳者不絕”的。
從考古發現和破譯的內容看，對《易經》的改造是;
(1)、按照漢初方興未艾的道教的八卦陰陽理論對原有的文字進行了剪輯並重新排序，改八宮為上經下經，對有忌諱的地方進行了文字處理，保留了原文格式和原本的基本面目。
(2)、絕大多數的原文未進行甲骨文、金文、古文在字意上對秦篆及隸化後漢隸書的譯釋，只是直接在文字轉換中更替，但對少數忌諱字做了甲骨文，金文對篆隸的更譯，使原文的字意、文意似懂非懂神秘難懂。未見過原本，不懂先秦文字的人已無法讀懂其意，使其從此披上神秘面紗以適應八卦卜筮的需要。
《易經》原本的內容，應比現流傳下來的內容豐富許多，比如一九七三年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中出土的帛書本的《易》其卦序與今本不同，有《易》學者認為這是易學流派不同的原因，雖然筆者尚無緣見到這部“帛書”但是它應是《易經》中一個相對較早的版本，與流派不會有多少關係。易經的作者姬昌雖然在名分上是臣，但它卻是周王朝實際上的奠基人和締造者，名望之高無人可及，被譽為聖人、聖臣，武王克殷後封於齊地(今山東省東北部，“與天齊”，見太公與文王姬昌考)，死後諡文王享帝王之尊，其所撰寫的文章稱作“易”(賜)因而字字珠璣，在流傳中被訛傳誤抄的可能性不大。
這部具有原味上古文學特色的綜合鉅著，其中儲存的珍貴史料，和唯物主義哲學理念，隨著時間的流逝古文化逐漸丟失，他的真實面貌也就越隱越深。如果沒有當代考古科技的科研成果，重新開啟《易經》已不可能。
對《易傳》的改造應該說絞盡了編撰者的腦汁。
今天讀到的《易傳》有對《易經》的高度評價，有對其內容的理性認識。但是這些精要都淹沒在了專為卜筮設計的理論中，讀解時的直接感受就是，邏輯混亂矛盾百出，不能自圓說，盡顯卜筮文化之玄秘。
其實這正是斧鑿的痕跡，也是為了達到最難達到的目的，精心設計的結果。繫辭下傳第十章“《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
尚其佔。”《易》有聖人之道四：學習文學的人送給你的是文章，想做好事情的人送給你的是知識，但要靈活應用，對治理國家的君子送給他的是“道”，對卜筮的人，送給他的是占卜。為此《漢書》將《易經》含糊其辭地記入儒家經典後，在占卜五行的書目中以《周易》的書名記入占卜類書目，由此可見《易經》被改造的初期是以“雙行線”的形式在社會不同的階層中流傳，《易》與《周易》實際已是兩本性質上不甚相同的書，而“周易”含納“易”。《史記》並沒有使用“周易”的書名，所以“周易”這一名稱原於西漢末至東漢初期。
對《易傳》進行的改造是，將古版的《易傳》進行文字對譯後，割取其中的精華然後用大量的讓人費解的卜筮理論進行覆蓋，這就是為什麼《易傳》中有諸多前後邏輯不相干，不能自圓其說的原因，1973年，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帛書中有《繫辭》傳，共約六千七百餘字，較通行本為多。其中無“大衍之數”章，但包括通行本《說卦》的前三節，有兩千餘字為今本《繫辭》所無。沒有《彖》、《象》、《文言》，但卷後抄有《二三子》、《易之義》、《要》、《繆和》、《昭力》諸篇，為通行本所沒有，為我們研究《易傳》提供了新思路的依據。為我們讀它的時候不受那些繁雜的卜筮理論的干擾，提供了物質上的支援，下面摘釋數節拋磚引玉。
繫辭上傳第一章：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這段話的意思是說：易經有易經的智慧，明白了易經中的智慧就如同有了助手。有了易經中的智慧就象人有了父母，有了易經中智慧就能夠建功立業。人有父母才能長大成人，才有發展前途，能夠建功立業才能發展壯大，事業發展並能長久是因為有了賢人的品德，事業發展壯大是賢人要做的事業。
繫辭把《易經》含納的智慧比喻成如同父母的教誨，教人具備賢人之品德，成就賢人之事業，這樣的比喻決不是對所謂的“周易八卦”這種卜筮之術的推崇。
繫辭上傳第四章“《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易》中的學問能夠與天地比美，因為它講述的道理寬廣而深遠，條理清晰，是天道與地道。仰頭觀察天文，俯下身觀察環境，這是它智慧的來源，是使人能悟明深奧道理的原因。……(說《易》中的智慧)與天地相似，沒有違反常理。它的智慧能遍及所有的事物，用其中的“道”能使國家治理的美好，這不是對它過高的評價。心術不正，行旁門左道則不會收到功效。樂天而知道自己德行的人，才不會有憂患。安定國家之道，在於施民以“仁”，這樣才能得到(百姓的)愛戴。
這段話把《易經》的實質內容講的就比較清楚了，是安邦定國之策，而且是由“仁”而得“愛”。心術不正，旁門左道，無德行者學之不爽。
繫辭下傳第一章“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
曰義。”爻象的變化是它的實質，卜筮吉凶只是見到的外表;用其建樹功業在於它的變化，聖人(姬昌)賢德的品行“仁愛”的思想，藏在“卦辭”之中。天地之道的大德，在於民生。有德聖人最珍貴的寶物，在於能行權。怎樣才能保住權位呢?在於普施“仁”於民。怎樣才能聚集人氣呢?在於富民。治理和引導人民創造財富是正道，用法律約束老百姓錯誤的行為，是最大的善舉，主持正義是應做的事。
這段話除了把《易經》的實質與其表像的不統一性講的很明白，並把“仁”的概念補述的具體而豐滿。
《易經》經過改造以後，由皇帝牽頭進行了大規模的卜筮活動，《漢書?五行志》對這一活動的初始用了十餘萬言進行了記述，可謂聲勢浩大。這與漢武帝時成書的《史記》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史記》對《易經》的記載是在太史公自序中：先人有言：“自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這段借其父老太史公寄予的希望，希望繼周公、孔子之後有一個能像周公、孔子那樣著書立說傳承介紹“明世”的人，註解《易傳》，整理《春秋》，並從根本上對《詩》《書》《禮》《樂》進行甄別。司馬遷將這件事非常動情地記下：意在斯乎!意在斯乎!我怎麼敢不去做這件事呢!可見其對這件事的重視程度。但是在現存的《史記》中並沒有關於《易經》《易傳》《詩經》《春秋》等先秦重要典籍的篇章。
《史記?天官書》記述的內容主要有天文、天象和陰陽五行理論，對“天人感應”也有記述，但是沒有提到《易經》。《漢書?五行志》與其內容極相似，但是對《易》的“陰陽五行”的卜筮活動卻大書特書。與此相反《史記?儒林列傳》對《易》作為儒學的經典，對它的傳承卻畄下了如下記述：“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漢武帝登基6年,公元前134年)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成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為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兩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從這段記述中可得知楊何、即墨成、孟但、周霸、衡胡、主父偃六人在漢武帝繼位的初期，因精通《易》先後入仕為官食奉，甚至當上了太子門大夫，擔當教育太子的重任。但是《漢書?五行志》在記述《易》的卜筮功能的文字並未提到上述六人的“易道”，反而記述的是與其同時期的董仲舒、劉向為主的以“陰陽五行”論“天人威應”的學說。大量對《易》的卜筮功能的記述，都是宣帝至成帝時期也就是西漢王朝進入衰敗時期的人物，其中最有名的是京房、劉歆等運用《易》進行占卜的記述。因此《易經》是經過漢武至漢成帝的改造才具有的卜筮功能沒有太多的疑問。正像《易傳?繫辭》說的“《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易經》作為記述先王之事的《書》，最原始的內容是它的實質。六爻相雜在裡面，是應時的東西。
《漢書?五行志》對《易》的占卜功能有大量的記述,但是《漢書?藝文志》卻對《易》留
下了如下文字: 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為國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後世燿金為刃，割革為甲，器械甚備。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漢書並沒有將《易》列入兵書的清單,但在兵書一節結束語中引用《易》的原文(與帛書系辭基本相同，傳本系辭為: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應是最明確地將《易》劃歸兵書的文字。
司馬遷在他的《史記》中沒有留下對《易經》和與其相關的春秋時期“諸子”著作的論述，這應與漢武帝后來喜神鬼，崇陰陽五行天人感應術有關係，而司馬遷在《史記》中有“學者多言無鬼神”的話，可以想見司馬遷與漢武帝之間思想意識上的距離。
《史記》的面世是在武帝劉徹死後五十餘年即漢成帝“徵天下之書”時才得以面世，這時正是成帝改造《易經》的時期，一些文稿丟失也是可能的，漢書藝文志記載“《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錄無書。”但是《史記》在留候世家中講的年輕時期的張良在圯上尊老的故事，卻可能與《易經》有密切關係。
良嘗間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儒子，下取履!”良鄂然，欲毆之，為其老，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裡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恕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草會。”五日雞嗚，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谷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
第一次讀這個故事的時候大概是小學一、二年級。那時候放暑寒假，老師帶著學生義務組織假期的“暑假樂園”，有圖書室、棋藝室、和幻燈等，這些專案在五十年代已是很有趣的活動了。當時是讀“小人書”讀到的.這段故事，也是幾十年來始終不能忘記的幾本小人書中的一本。不能忘記的原因之一，就是被張良的敬老精神所感動，以致敬老成為伴隨成長的座佑鉻。第二就那本神秘的《太公兵法》，進入了童年時的腦海，希望有朝一日也能遇上神秘的老人送一本書。隨著時間的流逝，這個兒時的童話早就淡忘了。但是，這次解讀《易經》卻突然間發現了它的蹤跡，司馬遷在這關於《太公兵法》的故事中有兩個特徵與《易經》完全和拍
“黃石”，贈書老人假託黃石化身，其用意在於崇尚黃色，黃色是西周王朝的國色，而《易經》中有多處寫到崇尚黃色;坤掛第二，“黃裳，元吉。”這裡寫的是參加牧野大戰的軍隊的軍士著裝黃色軍服,戰士作戰英勇獎勵的亦是黃色的巾、服裝等。遁卦第三十三、“執之用黃牛之革，……。”這裡寫的是使用黃牛皮繩子捆上那個曾陰謀陷害文王的主犯，這裡強調黃
色牛皮，強調的是“繩之以國法”。革卦第四十九、“鞏用黃牛之革。”這句話寫的是，南征時跟隨部隊行動的女人生小孩的時候，要用黃色的牛皮搭建產房，以表示尊貴和受到保護。
突出黃色的記述還有數處，不一一例舉。
“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十三年在西周建國初朝是重要的時間概念，史載姬昌在被營救回國之後首先進行的是十年左右征討“諸候”的戰爭。
《尚書?泰誓》“惟十有一年武王師渡孟津作泰誓”
頤卦第二十七“十年勿用，無攸利。”
即濟卦第六十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末濟卦第六十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
雖然十與三的釋義甲骨文與漢隸書不同,但《史記》的這樣記述應不是巧合而是假託《太公兵法》道出《易經》的真容。
“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為大於細,作留候世家第二十五。”這是《史記太?史公自序》記述的為張良作世家的理由,“圖難於易”之“易”《說文》的解釋是:蜥易堰蜓守宮也,象形,秘(左示右必)書說日月為易,象陰陽也,一曰從勿,凡易之屬皆從易。說文的解釋可以證實“易”在東漢時期尚來演變成“難易”之易。
太公是誰?在反映武王克殷的神話小說《封神榜》中有一位諳熟兵法的人叫姜太公是文王聞其“大賢”在渭水河邊迎請的軍師，後為武王建立西周王朝立下了千古奇功，戰事結束後子牙為追悼在戰爭中死去的將士“拜壇封神”留下千古美談。司馬遷是一個在學術上很認真負責的史學家他決不會憑空杜撰出《太公兵法》這麼一本子虛烏有的書，《太公兵法》在漢朝時定有傳本，但是在所有的先秦和漢代典籍中卻找不到一點有關此書的記錄，何也?太公何許人也?
三、太公尋蹤與文王簡考
姜太公這個人物是完全虛構還是有生活原型?答案肯定是後者，《史記》齊太公世家記述的就是這位蓋世奇功的傳奇人物。
《史記?齊太公世家第二》: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
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悅)，曰：「自吾先
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
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遊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者為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國。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為文武師。
第一小節說的是太公本姓姜氏,而周族的始祖姓姜《詩經?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時維姜源。《史記》周本紀亦清楚地記述了姬昌的祖母,古公之妻(應不是正妻)太姜生少子季歷,之子是姬昌。《詩經?大雅》綿:“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文王蹶厥生。”可見姜氏與周族的密切關係。這是太公身世的疑點之一?
第二、第三小節記述了兩個不同的太公的經歷對於一個對西周王朝做出過重大貢獻,享天子禮樂的人物本不應有不確定的傳說，。這是疑點之二?
《史記》中關於齊太公世家的疑點三：居二年，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群公盡懼，唯太公疆之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伐商紂。紂師敗績。紂反走，登鹿臺，遂追斬紂。明日，武王立於社，群公奉明水，衛康叔封布採席，師尚父牽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討紂之罪。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振貧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遷九鼎，修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
這是齊太公世家對師渡孟津和牧野大戰的記述,“先卜龜兆,不吉┉┉唯太公疆之勸武王,於是武王遂行。毫無疑問是姜太公不相信占卜的結果堅持出師並一戰而勝。
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疆抱其樂器而奔周。於是武王遍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
這是周本紀對師渡孟津和牧野大戰的記述,文中記述的是“乃遵文王(之命)遂率┉┉”。兩段文字一對照疑點即出。
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
這是周本紀對“九年”第一次出師的記述,按前文的記述此時文王己去世而此時武王乃自稱太子於“禮”已不相符而“禮”是帝王之家至高的準則孔子對禮曾曰:“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因此只有一條可以解釋那就是文王並未去世,而是根據國事的需要“假死”然後從其祖母改姜姓稱太公。下面對此結論引證。
《史記》共有世家三十篇排在第一位的是吳太伯世家,記述的是文王姬昌的兩位長兄事,然後是齊太公世家第二記述的是姜太公事,周公世家排在第三。按齊(姜)太公的身份雖然功大,
如不是周族要員其貴不過周公,按“禮”決不能排在周公之前,司馬遷是精通曆史的學者不會出現這樣的疏漏,而在齊太公世家的結束語中司馬遷使用了這樣的話： 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於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為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在這段結束語中稱齊太公為聖人,在周王朝只有文王姬昌一人被後人譽為聖人而無第二人,齊太公即文王除此不會有第二個聖人。而《荀子?臣道篇》“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謂聖臣矣”亦稱太公為“聖”。
《尚書?君牙篇》“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於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正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於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諮：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諮。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啟佑我後人，鹹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於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於前人。”
君牙篇記述的是公元前976年左右周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說的一段話，大約距武王克殷70年左右。君牙(姜子牙)為乃祖乃父。世篤忠貞┉┉紀於太常句,指的是史稱西伯時期的早期政績。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指的是開創西周王朝的基業。亦惟先正之臣,指的是其子姬發稱武王后退居臣子位。克左右亂四方,指的是征討四方諸候的十年戰爭,“亂”應按金文釋意。涉於春冰指的是師渡孟津。今命爾予翼┉┉民乃寧,指的晚年治理齊國的政績。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啟佑我後人┉┉。“丕”應按金文釋意，本意是“在上面卻隱姓埋名”(見易經用字詳解“不”,後文的“鹹”亦如此) “丕”《說文》釋為“大”。《史記》齊太公世家“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為文武師。”句中的“異”字按照甲骨文、金文的釋意指的是“帶著面具的人”與此正相乎應。而開篇的大司徒並非指的是官名亦應從甲骨文、金文的釋意，本意應是“跟著(君牙)制定的路線走”。
《尚書》記述的本是先王之事，而以姜子牙作為主要記述物件，姜子牙如不是文王怎麼會合乎“禮”。
為什麼在史記、尚書中會出現用甲骨文和金文的釋義才能辨明其本意的現象呢?這應從《史記》等一些先秦著作的定稿年代考證。
根據漢書的記載西漢初年整理先秦著作始於漢文帝,景帝、武帝期間是一個小高潮漢成帝時最終完成，整個過程跨越了約150年，而這一時期正是漢字由古文轉變為漢隸書的時期，這種轉變不單單是字形上的轉變，字的釋義和造字法則亦有重大改變，建立了一套以“六書”為原則的造字方法，又經過了100年由東漢許慎著《說文》加以規範，整個過程約250年左右，因此許慎稱六書之法為古法，但是六書的造字原則實際上包括甲骨文、金文和古文、籀文造字法則的基礎上又曾加了新的法則即轉註、假借、諧聲。
甲骨文、金文和古文雖然在字的筆劃上變化很大，但最基本的造字原則是象形、指事和會意而沒有轉註、假借、諧聲屬漢字之前的文字體系，其最大的特點是以字元(今稱偏旁部首)
為表意單元一個字就是一個小的語言單位，如甲骨文“孚”表示用手去抓人引申後指被抓住的俘虜;“疾”從暗處射箭;“陰”高屋建瓴、高瞻遠矚(見易經用字詳解)。漢字在加入了轉註、假借、諧聲的造字方法之後實際上是對漢字進行了一次脫胎換骨的重大改革，最重要的特徵是改字元為表意單元一字就是一個語言單位為，一字一意，我們今天使用的漢字就是這個體系，這一造字體系源於漢朝因此稱為漢字。
漢字的這次文字改革持續了很長時間，因此西漢前期整理的《尚書》《詩經》《左傳》《春秋》《荀子》等很重要的先秦典籍中存在著數量不少的字不用金文、古文的釋意就無法解出原意，這是漢字改革過程中古字與漢字同時並用的必然痕跡，因篇幅關係恕不舉例。
《易經》中孚〔復〕篇記述的是師渡孟津前慶賀的場面“鳴鶴在陰，其子和
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贏〕之。”東方欲曉，雄雞三唱。鶴在高臺，志在雲端。其子應聲，乃續華章。武有美女，武有美酒。同心協力，共贏共享。這段文字直述了姬昌父子大戰前對未來的憧憬和必勝的信念。繫辭上傳第八章對“鳴鶴在陰”句留下了孔子的註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呼?言出呼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摳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姬昌親自指揮了武王克殷的整個戰役在“易經”中記述的不但清楚，文彩也異常華美實為千古佳句。最後應提醒的是如果沒有帛書的出土很難判斷出這是在軍事指揮中心慶賀的場景，“孚”與“復”在表意上實在相差太大。
文王姬昌一生著述頗豐,實是儒學思想的啟蒙大師，《漢書?藝文志》將其著作列入道家書目排在《伊尹》之後列第二位,《太公》二百三七十篇。呂望為周師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為太公術者所增加也。《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遺憾的是這些書沒有一本傳世，除藝文志的書目以外也沒有任何一部歷史文獻記述。
四、《易經》是西周初期珍貴的歷史檔案，是西周王朝的奠基人姬昌在殷周交替的將近二十年中，為指導周族邑國的經濟發展，並目睹殷紂的荒淫殘暴統治後，撫佐武王姬發，指揮牧野大戰，陸續寫成的集歷史、政治、行政、自然科學、人文科學集一身的，最早的唯物主義的科學鉅著。姬昌本人不信占卜。
有一些學者認為，《易經》成書伊始就是卜筮之書，理由是“殷周之際人們每事必占卜，因此《易經》在周時很深入普及，漸漸地許多人不經占卜直接引用易經中的話支援他們論點。”其實這樣結論缺乏說服力。在《左傳》《國語》等先秦典籍明確記載利用易經卜筮的事例一件也沒有，“不經占卜而直接引用”非但不能證實《易經》是卜筮之書，相反，倒能證明《易經》原本不是卜筮之書。
例如先秦的唯物主義思想家苟子在他的著作中就多處引用了易經的原文。
《易經》的寫作年份，大約是公元前1063年至1046年左右約二十餘年之間(根據商務印書館2005版《古代漢語字典》推定)。記述的是文王姬昌被陷害拘囚在羑里期間，和被釋放歸國後經過十年的準備至公元前1046年發動牧野大戰最終推翻殷紂，建立了由奴隸氏族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西周王朝的創業過程。
《易經》經過分割和重新排序後現存有六十四篇(即六十四卦)，其中正文的字數總計為四千一百七十二字，主要記述的是大約二十餘年期間內發生的三件大事和對這些事件採取的策略。
《易經》在乾、屯、蒙、艮、豫、賁、觀、噬嗑、剝、無妄、臨、隨、恆、未濟共十四篇是大致可以確定的記述的是姬昌在朝歌朝覲紂時被北方諸候崇侯虎讒言陷害後經刑訊、接受紂的寇婚媾，到“賁”篇被軟禁在羑里的場面，在這一時期姬昌的思想產生了巨大變化看清了紂王的荒淫和其幫兇“自絕於天，結怨於民”“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的暴行後下定決心推翻其暴政的思想變化過程，《易經》的記述與《詩經?王風》黍離、君子于役描述的內容可互為印證，但更詳實具體曲折。
小畜、大過、離、益、萃、明夷和鹹、解、師、謙、需、訟、等二十六篇是大致可以確定的記述的是牧野大戰前十年，進行的征伐南方諸侯和少數民族諸侯國、北方和東北方各諸侯國採用的戰略戰術與政策和在那裡建立政權的經過，其中有向地方部族徵收錢糧的記述。 蠱、震、頤、坤、中孚、泰、否、同人、漸、大有、大壯、歸妹計十二篇是大致可以確定的記述的是“牧野大戰”前後的決策經過和籌備戰爭物資，在三千年前的道路和運輸工具的條件下千里轉運的經過。在牧野會盟諸侯的歷史事件，與《尚書?泰誓?牧誓》等篇記述的一致且更詳實生動具體。漸，記述的是處決妲已並在紂的宮殿祭祀周族祖先的歷史事件與史記齊太公世家、周本紀“太公牽牲”一致。
《易經》以上面三個歷史事件為主線，記述內容中含納了政治、軍事、哲學、自然科學、人文等內容，故《易傳?繫辭》用“廣大備悉”來讚譽。
姬昌的政治主張主要體現在“仁”上，對內鼓勵族民勞作並建立了多勞多得有勞即得的機制，家庭透過勞動已可獲得私有財產。教育族民，家庭和睦，鄰里和睦，而且將族民的安定、富足、和睦與國家的政治軍事聯絡在一起作為行政的一項重要內容。家人卦第三十七“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富家，大，吉。”(譯釋見正文)“仁”的政策還體現在對待戰俘的政策，“孚兌”對在戰爭中抓到的大量戰俘並不採用商代奴役的方式，而是透過溶入西周部族的政策讓戰俘參加勞動並獲得勞動果實後有“開心的笑容”，在參加勞作中使其思想轉化，由“庶民”再獲得族民的資格溶入西周的部族社會。並告戒各級行政官員：“孚於剝，有厲。”對戰俘殘酷地壓迫盤剝，會給政治和軍事帶來不利。
西周時期的婦女已有比商殷的婦女有更多的社會實踐機會，女族民已經能夠參與部分男族民的工作如參與農業勞動製陶，部分能力女性還參與軍事行動，參與管理男戰俘的工作，“有孚威如，終吉。”。對於女性戰俘的待遇比男性更優越，凡與周族軍官，士兵生育後代的立即由庶民轉為族民，“鞏用黃牛之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