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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集註》的早期版本

《周易集註》的早期版本

  明代來知德在易學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易學以《周易集註》為主,但此書版本情況比較混亂。

  在易學史上,從王弼掃象之後,《周易》義理研究籠蓋學界。唐代李鼎祚物件數易學有過整合式的總結,雖有意倡導象數之學,但尚不能做出創見與突破。一直到南宋朱熹才開始明確強調象數問題,並且做出了一些探討,遺憾的是他沒有深入下去,也就談不上徹底研究。但朱熹的易學有融合象數與義理的傾向,這對後世影響很大。到了明代,來知德沿著這種思想繼續走下去,以二十九年之功力著成《周易集註》,打開了《周易》研究的新局面。

  來知德(1525―1604年),字矣鮮,號瞿唐,梁山(今四川梁平縣)人。來氏幼而好學,事親至孝,舉為孝童。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鄉試以《禮記》中舉,名聞川中。但此後兩次會試皆不能如意,於是決意放棄科考而自求聖人之道。來知德多年潛心儒家經典,又細讀了當時頗具影響力的《五經性理大全》,最終認識到,儒家學問以《易》為深,於是究心易學,隱居四川萬縣虯溪山中研求至道。二十九年後,即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完成了《周易集註》。

  《周易集註》問世之後,來氏易學即引入注意。按《四庫全書總目》說:“皆由冥心力索,得其端倪,因而參互旁通,自成一說,當時推為絕學”。可見他的易學在當時的影響很大。可以肯定,來知德易學較前人有巨大的進步,實現了對《周易》象數的突破,並將象、數、理、氣、圖熔為一爐,對易學研究具有很大的推動作用。更重要的是他的易學研究也是對宋明理學的發展,因而方以智、王夫之等均受到他的影響。然而,在所建立的易學史乃至哲學史上,來知德尚未得到起碼的重視。我們需要重新進入他的著作,去學習與吸收他的思想。

  《周易集註》是他的代表作,雖然博大精深,但卻通俗易懂。杭辛齋曾高度評價道:“取象說理,淺顯明白,惟恐人之不易索解,恆罕譬曲喻以明之,視故作艱深以文其淺陋者,自勝一籌。初學者得此,尚為善本也”。無論從初學角度,還是從深研的角度來看,來氏著作都值得一讀。

  但是,來氏《易注》版本比較混亂,不僅書名不一,更重要的是各不同版本的卷數也有很大出入,有必要對其版本源流做出系統的考證。就《周易集註》版本來看,最關鍵的是其早期版本,只要理清早期版本系統,其版本問題即可告結。惜現有考其版本的文章均羅列版本,不能明其統系。以下是對來知德《周易集註》早期版本系統的考察,以期有補於易學研究。

  1 張惟任虎林系統

  現在所能見到的最早版本有兩個:一個是“臺灣中央圖書館”所藏的所謂的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梁山刊本;另一個是北京師範大學所藏的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張惟任的虎林刊本。梁山本由兩部分組成,即十六卷經傳之注及相關考定和《六十四卦啟蒙》,第十六卷之末有來知德弟子戴誥的一段後汜,其年代署為“萬曆己亥(1599年)夏午月吉旦”。虎林本除了上述內容外,多出了一些圖和五個序。透過對兩個本子相同部分的鑑定,完全可以肯定,虎林本與梁山本是同一板所出。

  虎林本多出的五個序放在書前,分別出自徐博卿、郭子章、來知德、張惟任、黃汝亨五人之手。先是徐、郭二序,六行大字刻寫;繼之是來知德序,九行小字刻寫;最後是張、黃二序,六行大字手寫上板。可以看出,虎林本所用底本最初的樣子是書前有來知德序,來序前有徐、郭二人的序,二人的序是表彰來知德易學的。張惟任進行了重刻,重刻時將自己和黃汝亨的新序放在原三序之後。這是對先賢的尊重。

  可以得出結論,虎林本自成一板,其五序作了特殊處理,新二序是手寫上板,原有的三序或許是保留了原板舊式。而梁山本也是虎林本,只不過不完全而已。梁山本缺了前五個序,所以一開啟其書,即是“周易集註卷一”。梁山刊本因為唯一的時間標誌(萬曆己亥)而被確定為萬曆二十七年,這是不合適的。如果承認此本是虎林本,就應當以張惟任重刻時作序時間為準,即“萬曆庚戌歲(1610年)陽月”。臺灣學者謝鶯興說“現存之‘明萬曆二十七年梁山刊本’即為最早刊本”,這是不確的.,失於目驗。應該說現存最早刊本是張惟任萬曆庚戌年虎林刊本。

  關於虎林本所用的底本,張惟任序雲:“先生《易注》其本原程朱,會通諸儒而闡明未備良多,其精義妙法俱自錯綜出,大中丞青螺郭公已表章其旨,海內稱慕之而不盡見,其板在蜀者又多漫漶滅沒,予令巫山時與先生有往還,敬其人愛重其書,爰歷吳越下鹺司重汀之,而梓以布焉”。黃汝亨序亦云:“郭青螺先生深著明其說,刻之蜀中,而予同年直指張公復詮其精義於簡端,重付剞劂氏,嘉惠海內”。二序透露出來的資訊都指向郭青螺(字子章)本,特別是黃汝亨說得更明白。張公張直指,即是張惟任。

  康熙十四年至十六年(1677年)刊行的凌夫�(字厚子)點評、高映(字雪君)校讎本之高氏序說,來知德《周易集註》初刻於郭青螺,並經過了劉安劉的刪芟,即此可知郭青螺本是初刻本。但此言不知何據。虎林本戴誥後記說:“誥秦中致仕歸田,欲梓是書,先生以未就辭之。天啟文明,恭遇閩中徐侯來令吾梁,首肯是書,慨然捐俸梓之……是不傳之秘自先生而傳,而已絕之書自徐侯而續其成也”。據此,則似乎來氏之書初刻於徐博卿。虎林本之前有徐序,署“萬曆己亥(1599年)仲冬”,而戴記亦署“萬曆己亥(1599年)”,則此時徐刻書已成。虎林本的徐序之後有郭子章序,暑“萬曆辛丑(1601年)春三月七日”,則有可能郭青螺在徐之後有續刻之舉。其書今已不見,無從知其詳,所以此事可以存疑。但可以看出,在張惟任重刻之前,蜀中多傳郭子章本,而張惟任重刻正是採用了郭子章本。

  張惟任本問世之後,流傳很廣,主要是崔華刻本及其翻刻本《四庫全書)本。關於崔華本,崔華《重刻易經來注序》和《重刻來瞿唐先生易經集註校訂姓氏》都註明其時間是“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這一點可確定無疑。此本北京大學圖書館有存,但缺卷十一、十二。

  2 史念衝刻本系統

  史念衝刻本是史應選(字念衝)所輯刊,但《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未註明較具體的刊刻時間,僅僅注錄為“明崇禎刻本”,《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圖書總目附補編》也是如此注錄。

  “臺灣國家圖書館”藏本,有明陳仁錫序、田大本序、史應選序。田序與史序皆署崇禎辛未年(1631

  年),陳序署崇禎壬申年(1632年),因而“臺灣國家圖書館”注錄為崇禎壬申刊本。寶廉堂本《易經集註》王方岐序曰:“瞿唐來先生注易若干卷,史念衝先序而梓之,蓋在明季之王申歲也”。王氏所言有推測之意,但亦為壬申歲,看來在他的印象裡應該是這個時間。“臺灣國家圖書館”注錄為崇禎壬申刊本是可以的。

  但是這個版本承自何系統,無從考證。史應選序曰:“道生田先生(案即田大本)不治《易》,而以《易》名蜀,溯其淵源,夫固深於《來易》者。計自同官冬曹,迄今分牧吳、宛(皖),五年所克挈本以授門人,沈子請而讀之,相與讚歎希有,愛為點次,公諸同人”。而同書田序則雲:“時曹念衝先生湛研理數,每譚輒神往久之,以帙留家笥,未副其請,而念翁出典吳城,南北阻修,是編幾與魚雁共杳。無何,餘外補皖城,例謁過吳,歡然道故,秉燭夢寐,載信前約,誼弗取,全冊歸之。越十五旬,吳門紙價翔湧,而瞿唐氏之教大著”。觀二人之序,史應選刊本所用之底本應是田大本所藏,但其所源概莫能明。

  上海書店1988年影印寶廉堂本,陳奇猷《出版說明》雲:“史刻本:王方岐《重刻來先生易注序》雲:‘瞿唐來先生注易若干卷,史念衝先序而梓之,蓋在明季之壬申歲也。先生既沒,而西蜀屢經兵燹,板毀無存,世之傳者絕少。’隆慶六年(公元一五七二年)與崇禎五年(公元一六三二年)皆是壬申歲,而隆慶六年來氏《易注》尚未成書,則王方岐所指之壬申歲當非隆慶六年之壬申而是宗禎五年之壬申。據此,可知後於郭刻本三十一年,後於虎林刻本二十一年又有史念衝刻本。王方岐謂‘西蜀屢經兵燹,板毀無存’,則史刻本亦是刻於蜀中”””。又云:“史刻本不知所出。”按陳先生之意,“後於郭刻本三十一年,後於虎林刻本二十一年又有史念衝刻本”,則史念衝本是獨立的一個本子。即是說,此本雖然是在虎林本之後,但與虎林本無關,則極有可能是郭本之翻刻本。而此後亦不見有續刻史刻本者,則可將其自定為一系。史念衝刻本現江蘇省圖書館、天津圖書館、青海民族學院圖書館、雲南省圖書館以及“臺灣中央圖書館”皆有存。

  3 劉安劉刪芟系統

  劉安劉曾對郭子章本做過刪芟,形成了一個刪芟本。此本今已不存,僅於其他本的序中可窺得一點資訊。清朝初年,凌夫曾圈點過此本,由高甭映於康熙十四至十六年(1677年)刊刻行世,其資訊即從此來。

  凌夫《重刻來瞿唐夫子易注序》雲:“偶得瞿唐《注》於成都肆中……第資性遲鈍,因為圈點五種,條分縷析,始得劃然,間有一得,筆記其側,下學功夫若此云爾。甲寅冬,巡憲元廓高公祖來鎮渝,勤恤民隱,博訪耆舊……偶見圈點《來注》,欲刻以傳世”。凌夫所得於成都肆中的《周易集註》為何本,他沒有說清楚。高莆映則雲:“映浪遊巴蜀,訪獲學使凌厚子先生圈點瞿唐《易經圖象全解》一書”。其凡例又云:“劉安劉重刻,刪芟煩覆重複之語”,“來注初刻於郭青螺,重刻於劉安劉……茲存郭劉,以見後先剞劂”。這些資訊說明,郭青螺初刻之後,劉安劉曾經刪芟過,而凌夫�圈點正是基於此刪芟之本,並由此形成了淩氏圈點高氏刊刻的一個本子。

  還有另外關於劉安劉的資訊。崇禎十六年(1643年)劉之勃《來知德從祀疏》雲:“知德遺書所錄,自《易注》、《大學古意》及《格物圖解》而外,頗及應酬詞語,刊字亦不無差訛。臣亦不敢削正一字以失本來,除就原板刷印進覽,並送解部備察”。高映《瞿唐先生傳》雲:“崇禎十六年癸未(1643年),柱史劉君安劉,疏請祀典。迄今玉步雖更,而奉祀生無缺”。此處劉安劉即劉之勃。

  按劉安劉所說,他本人所刊印的來氏《易注》未對原本做改動。但高甭映明確說:“以劉安劉之《目》考諸《來序》,編次小有參差。”這或許不是說劉安劉本與郭子章本的差別而是說高氏本人的處理,但他又說“來注初刻於郭青螺,重刻於劉安劉”、“劉安劉重刻,刪芟煩覆重複之語”,這卻是言之鑿鑿。此事儘管無他據,但也只有信從高莆映氏之說。

  劉安劉刪芟本雖已不存,但凌夫圈點高映刊行的本子基本上保留了它的原貌。以此本與虎林本相比勘,確可以看出所刪去的語句來,則凌圈高刊本可以斷定屬於劉安劉一系無疑。

  根據以上資訊,劉安劉刊行來氏《周易集註》的時間,大致可暫定為崇禎癸未年(1643年),詳情有待於新資料的發現。

  此係《周易集註》在清代主要有朝爽堂刊本、敦仁堂刊本、寧遠堂本、世興堂重刊寧遠堂本、善成堂重刊寧遠堂本。

  關於朝爽堂刊本。《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漢藉目錄》與國內山西文物局、杭州大學圖書館、武漢大學圖書館等均註明康熙十六年(1677年)刊本。嚴靈峰《無求備齋易經整合》所收的《周易集註》,嚴氏所加扉頁標明“據清朝爽堂重刊本影印”。原書封面有“來瞿唐先生秘本”、“讀易瞭然”,書名為“易經來注圖解”,並標明“廬陵高雪君先生鑑定,永川凌厚子先生原點”。此本前有凌夫序、高甭映序、來知德原序與高氏重刊凡例。頁首有批註,正文有圈點,確如高氏重刊凡例所言。此朝爽堂重刊凌高刊本無疑,但現存朝爽堂本刊行時間尚有疑問。因為朝爽堂本在凌夫�“重刻瞿唐來夫子易注序”之下有“文選樓藏板”字樣,即現在所見朝爽堂刊本,其板藏於文選樓,而文選樓至少可有阮元室名和華陽傅氏室名二說,難以確指究竟為誰氏,故朝爽堂本之刊刻時間也就無從斷定。此本有凌夫序、高南映序、來知德序,還有高葫映所寫的《瞿唐來矣鮮先生本傳》、《讀瞿唐來夫子易注要說》、《來瞿唐先生易學啟蒙跋》和凡例15則。

  寧遠堂本是崔華本的另一重刊本,山東省圖書館編《易學書目》雲:“清嘉慶十四年(1809年)符永培寧遠堂刻本”。所收序跋與目次與朝爽堂刊本稍異,但其承續關係比較明顯。此本在清代又有世興堂重刊寧遠堂本、善成堂重刊寧遠堂本。

  4 結 語

  以上是來知德《周易集註》早期刊本情況。如果以郭子章本為其初刻本,則在其後基本上可以分為三大系統,即張惟任虎林系統、史念衝刻本系統、劉安劉刪芟系統。這三個系統均產生於明代,故為早期版本。進入清代以後,其版本大多承張惟任虎林系統和劉安劉刪芟系統,而不見史念衝刊本之餘脈。劉安劉刪芟系統,亦不太明,皆以承自凌夫�曾圈點高甭映刊刻本。此處所疏理三大系統,將梁山本歸為虎林系統,不取謝鶯興說,也不取陳奇猷說。陳氏又將來氏《周易集註》版本分為四川系統和江浙系統兩大系統,純粹以地域而論,這是過於機械的,有失其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