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時代的君子淑女
詩，是人類透過語言表達情感的一種美妙形式。
先民在詩裡，向我們傾訴文明初曙之際的欣喜和恐懼，自由的詩意中蘊涵一種“憂雅”的腔調。
古代王者，設采詩官，徵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由官府給他們衣食，讓他們“振木鐸徇於路”，在民間求詩，傾聽“男女有所怨恨”。
這是從王官的立場，說明詩的來源，王者足不出戶，便“盡知天下所苦”以及民意。有意味的是，古人似乎就認定了詩不言福，而趨於訴苦言憂。
民有怨憂，以詩傾訴，男女“相從而歌”，如春風初來，夕陽晚暮，悲傷之情一經詩化，如火烈烈之怨恨，便風化如雲之絲縷，轉瞬煙消雲散了，真是導民積怨的具有美感的機制。
“天聽自我民聽”，采詩就是“自我民聽”，王在詩裡，傾聽風。天子聽政，公卿、列士也獻詩，故《詩》除木鐸徵風之外，還有大雅、小雅，而頌，則是祭祀先祖的歌。
這樣的政治，當然很雅緻。從西周到春秋，詩經時代的五百多年間，中國人就這樣“詩意的棲居”過來了。
古希臘史詩，以荷馬個人命名，而中國《詩經》，則為國風;一為獨吟，一是大合唱。司馬遷說，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定三百五篇，皆絃歌之。三千多首詩，在黃河、長江之間大合唱，何等風雅!
風詩的原始語境是“諷”，將內心的怨恨“諷”出來，哀而不怨，怨而不怒，美刺也。美刺是宣洩一種“憂”的情緒，向當政者傾訴，但要不失“溫柔敦厚”。人們吟詩成風，詩隨風而揚，“諷”之意味深長。言志的詩，風化的詩，從內心詠出而普世，成了國風，培養了“憂雅”的時代氣質。
《詩經》有十五國風。十五國之地域，都在黃河、長江之間，大致括了當時的中國，包括今天的陝西、山西、河北、河南、山東、湖北。當時歌詩有“徒歌”、“絃歌”之分，“徒歌”想必就是清唱，而絃歌則必有樂曲伴奏，十五國風，均以各國樂曲伴奏。可見這場弦詩的規模。
鳩的理想國
詩經時代，士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要從邁出家門開始，齊家以女教為重，因此，周俗，尚女人之美德，慎女人之美色，推崇女人的母性和妻性。
母性和妻性，都是女人在禮樂文明中的角色和身份，得之為“淑女”而“宜其室家”。《詩經》中所氾濫的“憂雅”氣質，沐浴了這個時代的女性。
《詩經》十五國風，第一“風”，就是“周南”、“召南”。
南，有人根據甲骨文，說是由鍾一類的樂器演變，為樂曲之名，所以，稱作“南音”，後來音失傳了，南還保留著，就稱之為“南”。另有一種解釋，依據的是地理方位，指周、召二公之治周，自北而南，從歧周到江漢流域，是為南國之南，“南土”、“南邦”之謂。
關於周、召二公，也有爭議。有人說，指周初開國的周公旦、召公，也有人說，指後來“共和”的周公和召公。這兩種說法，在時間上，差了好幾百年，在空間上，對“南”的理解，也就大相徑庭了。
如果放在周初來理解，那麼我們就要考慮到武王當年一大舉措，即將岐周故地，以陝——河南陝縣為界，分而治之。周公居東都洛陽，向東南發展，稱作“周南”;召公居西都鎬京，向西南發展，稱作“召南”。
南下，是周的發展戰略，周人采詩隨之南下。周地，東南有楚，西南為巴、蜀，故“周南”為楚風，而“召南”則為巴、蜀之風。傅斯年說，南國者，自河之南，至於江漢之域。很顯然，沒有分東南、西南，而是直指江漢。他指出，周朝在那裡建了好多國，周邦之內曰周南，周之外，諸侯統於方伯者稱召南。“召南”是召公所作赳赳武夫之詩，此暫不論及。且看“周南”之詩，開篇就是“關關鳩”，是一首戰士與淑女之詩。
關關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
參差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菜，左右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很耳熟的一首詩了，念起來上口，聽之入耳。詩以“關關”之鳥鳴起興，很提神，是春之聲嗎?是!那鳴春的鳥兒，倘佯在芳草萋萋、河水依依之洲。
但我們忍不住要問：那鳩，究竟是什麼鳥兒?顯然和鳩，是兩種鳥，可兩千多年來，人們卻習慣於將它們看作一種鳥。作一種鳥解時，難免有偏執，偏於“”，則以為是鷙鳥，或為，《毛詩傳》說：鳩，是被王化了的呀。唐孔穎達《毛詩正義》引郭《爾雅注?釋鳥》將“鳩”解釋為雕類，江東一帶呼之為，以江魚為食。而偏於“鳩”者，則強調鳩只能是鳩類，不可能為類，動物學裡鳥的分類只有鳩鴿科，因此，詩裡的鳩，很可能就是斑鳩什麼的。還有人視鳩為大雁、葦鶯以及白腹秧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