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中風雅的精神
今天我要講的是春秋時代的文化精神，這個時代的文化精神是可以用風雅精神來概括的。春秋時代是因為魯國的編年體史書——《春秋》而得名的，以一部書命名一個時代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唯一的。從公元前７７０年到公元前４５３年，共３１７年的歷史，簡稱春秋三百年，就是我們要講的春秋時代。
春秋三百年是中國歷史上激盪人心的三百年。有一個時代是春秋時代，有一種精神是春秋精神，有一種風度是春秋風度，有一種氣象是春秋氣象。這並不是政治上最美好的時代，但卻是歷史上少有的思想自由的時代。伴隨著王綱解紐，諸侯爭霸，人們的思想空前活躍，充滿生機。春秋士人或效命於戰場，或奔走於列國，他們可以敲擊著古老的編鐘而賦詩斷章文采斐然，也可以駕駛著戰車而披堅執銳豪氣凜然，由此開啟了一個時代特有的文化精神。
雅斯貝爾斯在其《智慧之路》一書中說：“發生於前８００年至２００年的這種精神的歷程似乎構成了這樣一個軸心，正是在那個時代才形成了我們與之共同生活的這個‘人’。我們就把這個時期稱作‘軸心時代’吧。非凡的事情都集中發生在這個時期，中國出現了孔夫子和老子，中國哲學的全部流派都產生於此，接著是墨子、莊子和諸子百家。……希臘產生了荷馬，還有巴門尼德、柏拉圖等哲學家，悲劇詩人。”從公元前７２２年到公元前４５３年的春秋時代正處於這樣一個軸心時代裡，是整個‘軸心時代’文化的動人心魄的一幕。
對春秋時代的認識我們必須超越兩個誤區：第一，是在政治上僅僅把春秋當作一個亂世來描繪。孟子已把春秋時代描寫成“世道衰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孟子?滕文公下》）的混亂局面。漢代的經學家們更認為這是一個“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的世界。站在經學的立場上春秋時代是不足取的，因為經學家們普遍懷念一個西周盛世，而這種思想的影響相當深遠，連那些近現代史上激烈的經學反對者，在理論上他們可以和經學家們水火不容，但一寫到春秋其口吻又是驚人的一致。在他們筆下春秋時代依然是周文疲敝、王綱失墜、禮崩樂壞、政治失序的一幅黑暗圖畫。其實，假如沒有王綱解紐，假如春秋諸國依然小心翼翼地侍奉一個西周王朝，春秋時代怎麼能有一個空前的思想解放？更何況春秋諸邦脫離周代王權其實質並不是地方政權脫離中央政權，而是城邑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所形成的城邦自立，而恰恰是這種自立促成了思想的自立，也形成了充滿豐富性與多元性的城邦文化。如果我們不是以經學的眼光看待春秋文化，這種變革正是新文化新思想展露生機的時代。
人們習慣上把春秋當作一個禮崩樂壞的亂世描繪，其實這是一種誤解，春秋一世固然有許多禮樂制度的僭越和破壞，但同時也是禮樂文明的堅持和創新。《左傳》評論記載春秋時期評論得失臧否人物的道德標準就是以“禮”為基本評價準則的。合乎禮樂，便是合乎道德合乎歷史發展的規律；違反禮樂，便是背逆道德背逆歷史發展的傳統，這在春秋士人中是很流行的觀念，《左傳》“君子曰”的基本評判標準就是如此。而對中國文化影響深遠的文化經典如《詩經》《易傳》《春秋》《國語》《論語》《老子》《墨子》等也大都完成於這一歷史時期。因此簡單地把春秋時代描繪成禮崩樂壞是不對的，準確地說這是一個充滿矛盾的文化時代，一方面是禮樂的被僭越被破壞，另一方面是禮樂文化精神的被堅持被建設。僭越的是制度層面，建設的是精神層面的。隨著王官解體，史官散在四方，宮廷雍容持重的西周文明風範也走出宮廷散入民間，經過新的城邦精神的洗禮與滋養，實現了一種文化的飛躍與哲學的轉折，而生成出一種新的充滿活力的、空靈優雅的新的文化精神。
另一個誤區是人們習慣上把春秋戰國聯在一起表述，一些歷史著作常常把春秋戰國作為一種形態的文化進行研究。其實春秋自春秋，戰國自戰國，兩者呈現出不同的.文化風貌。這一點顧炎武早就意識到了。他在《日知錄?週末風俗》裡說：
“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尊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絕不聞矣；春秋時猶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
春秋時代尚有禮樂文明的風流餘緒，尊禮重信，重大義重然諾的君子人格屢屢見於史書。春秋雖已城邦自立，但對城邑聯邦盟主的周王朝至少還有一絲名義上的禮貌；國際交往間還有大家相互遵守的公約，行人間往來賦詩，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有士大夫的文雅風采；春秋人對祖先對神靈，還心存幾分虔敬。而降至戰國，風氣驟變，呈現出一片刀光劍影急功近利的面貌，各諸侯國已完成了從城邦到軍事帝國的轉變，已徹底走出城邦文明的範疇，不再講尊王，不再講禮信，列國間不再講赴告策書，其思想主流不再是老子的智者風範，不再是孔子的聖人氣象，而只是法家的冷峻急切和縱橫家的博辯辭章。以孔子和孟子論，孔子有一種從容祥和睿智通達的歌者風範，相比之下孟子多少有些急切多少有些面部表情緊張。
宋代理學家常常倡導“聖人氣象”：“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是熟玩聖人氣象，不可止於名上理會。如是，只是講論文字。”（《二程集》）聖人氣象的實質就是春秋氣象，因為我們不能脫離春秋時代的背景理解孔子和他代表的文化風韻。“聖人氣象”是在春秋時代的文化土壤上誕生的，儘管孔子本人對自己身處的時代時時表現出一種悲愴和憂患，但離開了那個偉大的時代也無從理解孔子的文化精神。只有理解了春秋氣象，才能理解從容恢弘的聖人氣象，聖人氣象是春秋氣象的集中代表：自由而充實的思想流派，風雅而健朗的人格風範，鮮活而生動的藝術精神，使春秋時代成為滋養中華文化沃土的源頭活水。司馬遷對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的讚歎，體現著士大夫對聖人氣象與春秋精神的懷想。因此解讀春秋精神理解春秋風韻，是我們理解傳統文化，獲得民族自信力的一項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