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讀白
不管朝代怎麼變化，那些歌都在傳唱，《詩經》就是一個民族的心靈史。
《詩經》是一部民族的心靈史
《詩經》是中國的第一個詩歌總集，是一個民族從遠古發出的第一段歌唱的旋律。歌唱不是唱歌。詩涉及一個民族的起源，《詩經》是一部民族的心靈史。對每一個民族來說，歷史幾乎都從詩開始，從歌唱開始。用德國浪漫派的話來說，詩是人類文化的母親。我要觸控的就是這遠古發出的第一聲歌唱的旋律、韻味、訴說，甚至一個民族最初心跳的節奏。
我這種觸控的渴望，就像一個沙漠旅行者對水的渴望一樣，從未擺脫過。
《詩經》和現代社會有沒有對介面呢?采詩是哪個朝代開始的?在周代就有，可是不管朝代怎麼變化，那些歌都在傳唱。
《國風》中有很多愛情詩。我們幾千年來歌唱愛情的方式，我們對親人的思念，我們對愛情的追求，我們失戀之後的痛苦，我們不能和自己相愛的人在一起時的憂傷和悲憤，跟現在我們的情感發生的波折是一致的。這就說明了一個問題，人類在進化過程中，在心靈發展過程中，我們可以找出一個史證來，不管社會生活怎麼發展，但是追求愛情的專一，感受愛情的痛苦和興奮，都是一樣的。
不僅如此，仔細分析《詩經》你會發現，我們現在所用的詩的表現手法在裡面都有表現，比喻、暗示，用形象傳遞自己內心的情感，我們現在常用的詩的手法，在《詩經》裡面都用過。這就是說，它在文化建設上已趨於成熟，當然還不能說很完善、很豐富。
對於《詩經》，儒家的貢獻是非常少的
《詩經》是儒家的經典，很多大儒都注過。我過去讀這些註釋很覺失望。
對我來說，《詩經》最大的吸引力，不僅在於它本身，也在於幾千年來研究《詩經》的人。他們的那種心態，他們的那種思維方式。
《詩》本來有韓詩魯詩齊詩三家，叫詩三家。但是真正傳下來，對後代有影響的，是《毛詩》。現在我們看到的就是《毛詩》，當然是經過鄭玄注過的。經“毛詩”這麼一“傳”，這麼一注，如聞一多先生說，千年來沒有人把《詩經》讀懂。清代方玉潤在《詩經原始》中說：“《詩》遇漢儒而一厄，遇宋儒又一厄，遇明儒又一厄。不知何時始能撥雲霧而見青天也?”他就是用《左傳》等典籍來註釋詩，給每首詩搞一個歷史“本來”出來，而且給很多民歌找出了很多作者，這個都是很奇怪的事。後代的人基本上都是依據這個來解詩。
《詩經》是收集整理過的。整理的過程應該是先有“頌”，後有“雅”，最後才有“風”。為什麼?很多詩是武王伐紂之前就有了，不是掌握政權以後才有的。“頌”是為祭祀之用，是對神歌唱，用以祈禱和祝願的;“雅”是知識分子寫的，寫他們征戰艱難，寫他們的生活。“風”是諸侯國產生的`，那時候有“採風官”，他們去搜叢集眾意見。群眾的歌唱應是自由的，不可能是四言的，是最後整理成四言的，當然這裡頭也有四言、五言、六言，還有七言的。可以看出，以四言為主，是受“頌”的形式影響的。我在“風”裡面發現了一些明顯增補的段落。這些增補把原來順暢的旋律、節奏引向了道德教訓。讀起來不僅彆扭，還讓人弄不懂了。
《國風》原生態是什麼樣的我們現在不知道，但是可以斷定它的原生態和流傳是有差異的。
這其中發生了哪些變化，都是怎樣引起的?恐怕誰也難以說清，但是，歷史留下的“證據”，卻可以幫助我們去追尋其中的一些“變故”。
比如，《詩經》原本叫《詩》，到了漢以後把它變成“經”了，就“經典”了，就不能動，就必須遵守了。這一來，體現初民狂放、自由、生命奔突的詩，就不能按詩的意思解，得給個禮教的帽子戴上。這樣，原來的愛情詩，就被解作“刺淫”等。
再比如，對“鄭衛之音”的抵制和排斥，這是環繞《詩經》的一大公案。孔子曾說過一句“鄭聲淫”，似乎就為鄭風、衛風定了性。“思無邪”與“鄭聲淫”的對壘，成了《詩經》經典化的最有效武器。這其間的變化，主要是儒家促成的。可“鄭衛之音”怎麼個“淫”法，歷代沒講清楚。
對於《詩經》，我覺得歷代都有誤讀的問題。尤其是儒家對詩經的誤讀，起了很壞的作用。可以說，對於《詩經》的解讀，儒家的貢獻是非常少的。
《詩經》經典化，經歷了兩個時期，一是從春秋到漢，我叫“斷章取義”期;二是漢代被樹立為“經”。《詩經·鄭風·野有蔓草》中有這樣一句話，已被引用了上千年：“野有蔓草，零露清兮。有美一人，清揚宛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最著名的“引用”大概非孔子莫屬。《孔子家語》裡記錄了一則有趣的故事。孔子到郯這個地方去，路上碰見一個姓程的人，兩人在路上整整聊了一天，越談越親熱。便給學生子路說：快拿些綢緞給程先生吧!子路一聽十分不高興，說：讀書人沒經人介紹就與生人見面，就像閨女沒經過媒人就嫁人一樣，這是不合禮儀的。這時，孔子便引用這段詩，說這程先生是天下賢士，以後也許一輩子都見不上了。
孔子在引用詩句時，並不注重詩句所在篇章的本義;只是恰切而適時地引用章節或詩句，成為所要闡釋問題的一部分，這就是“斷章取義”。這就是孔子對《詩經》的用法。他已經把那種情景轉移到另外一個情景中了。
古人對《詩經》的讀解有時是可笑的。
比如，《詩經·周南·芣苢》，是一幅底層人民安寧勞動的風俗畫，可是古代的經師們卻硬要在這詩中發掘出一些別的“意思”來。芣苢即車前草，《毛詩》說，車前草“宜懷妊”。陸璣《疏》中說車前草“治婦人生難”。《韓詩》的序中說，“《芣苢》傷其從有惡疾。”就這樣，一首很美的詩，被經師們解釋成藥學與病例。這類例子在《詩經》的解釋中很多，比如《燕燕》《小星》《江有汜》等等。
這種“索隱”的研究方法，脫離文字，於文外探索小說中故事、人物之原形，猜測作者本意，往往依憑主觀推測，捕風捉影，貌似神秘，本質虛妄。
大致說來，前人對《詩經》的研究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個是孔子前後階段，“斷章取義”地去讀詩。第二是漢儒階段，為每首詩都弄出個有禮教意義的“詩本事”來。漢儒一開始就把《詩經》弄到邪路上去了，給原始初民奔突跳蕩的詩性靈魂，死死扣上了禮教的帽子，這一扣就是千把年，沒人再聽到遠古歌唱中的詩性的韻律。聞一多曾經罵寫《毛詩大序》的毛亨為“瘋子”。第三是宋儒的階段，朱熹雖對漢儒不滿，但他也是純粹從道德教化的角度去解讀。第四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到現在，一是從民間文學、民俗學的角度來解讀，以聞一多為代表;一是從階級鬥爭的角度去解讀。在這四個階段裡面，都沒有把它們還原到遠古的歌聲中去。
還原到“以詩讀詩”
面對這樣一部民族心靈史，我們應該怎樣去解讀呢?
《詩經》代表的是民間的一種歌聲，這就要從民歌的角度來理解“國風”，從儒家的那種道德、修身的角度解放出來。
最初，《詩經》不叫“經”，它本身產生的過程，是非常嚴肅的。它是要傾聽民聲、傾聽民願，瞭解民情，達到聽“風”“觀”政的目的。所以說聲音通政，是跟政治緊密聯絡在一起的。這在那個時代有它的歷史需要。我們今天讀它不是看政治，是看人情，是觸控遠古初民詩性的靈魂如何歌唱。
因此，要把《詩經》還原到“詩”去理解。譬如《關雎》，《毛詩》開始就講是“后妃之德”。這樣一講，後來的人就再也讀不懂這首優美的愛情詩了。我就要還原到那追求而又“求之不得”的失戀的歌唱中去。它對失戀的歌唱是很典雅、很優美的，也很有韻律。彷彿有一顆鮮活的心在跳蕩似的。
再比如《邶風·燕燕于飛》，《詩序》說這是“衛莊送歸妾也”;“詩三家”則說這是衛定姜送其守寡的兒媳婦回孃家的;《毛詩》乾脆說《燕燕》就是美姜所作。大家各尋依據，把一首唱男女別情的民歌，搞得不清不白。對《燕燕》的解釋，比較典型地表現了在《詩經》研究中幾千年來，經師們重考據、重說教，輕詩意、輕文字的褊狹研究方法。
前面我說儒家對《詩經》的貢獻很少，就是在儒家眼裡，《詩經》不是詩，他還得防著遠古初民那鮮活的生命力突破了他設的禮教藩籬，就牽強附會、胡塗亂抹一通。應該還《詩經》於詩。讓遠古的歌聲自由歌唱。
以詩心翻譯《詩經》。對現代人來說，翻譯是個問題。翻譯古詩太困難了……一翻譯就皺皺巴巴的，就不為詩了，要儘量注意在筆上琢磨。要使它更富詩意。以學問翻譯，也容易離開原詩的詩意。
我覺得，要把意思弄得明白，不能離開詩意，你自己在那兒寫一首詩就跟《詩經》沒關係了，翻譯不是一種改作。另外，雖然它過去被斷章取義，但在翻譯詩的時候，必須一個意思通下來。很多時候，以學問翻譯詩，從上下文看不明白怎麼回事。所以，在理解的基礎上，得先理解這首詩是唱誰的，誰唱的，唱什麼東西……
難道誰在歌唱還有異議嗎?
當然有。比如《相鼠》，這大概是《詩經》裡罵人最露骨、最直接、最解恨的一首，有人說這是“妻諫夫之詩”;有人說這是“衛公訓誥臣民之辭”。它到底是誰的歌唱?它又在罵誰?
比如《子矜》中，“青青子矜”所指何人?“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是誰在想誰?有人說，“青青子矜”是指“莘莘學子”，該詩說的是學校管理不善，學生學業荒廢;有人說，這是“嚴師益友，相責相勉”;還有人說是同性戀。那麼，“子矜”到底是誰?是一種什麼樣的感情在歌唱?
不管怎麼說，《詩經》雖然是成了化石了，但是比我們找一個恐龍蛋，看看那裡還有些什麼東西，尋找基因容易得多。《詩經》雖有“硬殼”，但有生命力在。我們要把它鮮活的生命力復活了。不是說要把“殼”復活，“殼”對我們來說已經不重要了。漢人這麼說，宋人這麼說，都不重要了……我們要儘量還原到詩歌定位上去，還原到原始狀態上去。有的人並不是不能把握現代詩歌語言，並不是學問不夠，而是對詩的理解不夠。明代焦竑《焦氏筆乘》中說：“古之解經者，訓其字不解其意，使人深思而自得之。漢儒尚然，至於後世，解者益明，讀者益略，粗心浮氣，不務沉思。譬之遇人於塗(通“途”——編者)，見其肥瘠短長，而不知其心術行業也。”拿《詩經》來說，他們不瞭解所謂詩的柔軟部分，詩的有機體部分。抒情的部分就是柔軟的部分。
古人曾經說過“以詩讀詩”，但是大家都沒有真正回到“詩”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