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無長篇史詩的原因
由《詩經》中有無史詩引出為何無長篇史詩的關鍵問題，《詩經》沒有長篇史詩的原因較複雜，影響它的因素很多，特別是周人單一神教、人神分離的宗教思想，具有明確政治目的的采詩制度以及中國詩歌重抒情、言簡意賅的特點影響了長篇史詩的形成。
1((詩經》中有無史詩
1. 1史詩的概念
史詩源出古希臘，有平話或故事的意思，是亞里斯多德在他的《詩學》中為文學作品分類時首先提出的。
“所謂史詩一般是指人類童年時期創作的長篇敘事詩，往往取材於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件，塑造崇高的英雄形象，充滿激昂奮進的精神，它氣魄雄偉、結構宏大，並富於神話色彩和純真的氣質，是文學史上一種古老而重要的文學體裁。”
1.2《詩經》中有無史詩
在中國，史詩概念出現得很晚，是“五四”以後學者們運用西方的詩歌藝術理論研究《詩經》時才提出來的。《詩經·大雅》中《生民》等五篇詩歌敘述周人從始祖後櫻創業到建國的歷史，具有史詩的性質，有學者認為是漢民族的史詩。到目前為止，學術界對<詩經》中《生民》等數篇詩歌是不是史詩，或者《詩經》中有沒有史詩的看法很不一致。
一種意見認為這五篇詩歌是史詩。持此種意見的有陸侃如、馮沉君等，他們主要根據馬克思論述希臘神話時提出的史詩“三要素”，理由是(1)((生民》等詩產生於野蠻和文明交替時期，是藝術發展尚不發達階段的產物。(2)具有鮮明生動的形象和一定的故事情節。(3)具備了馬克思提出的史詩的三個“必要條件”，即神話、歌謠和歷史傳說。
另一種意見則認為，這五篇詩歌規模太小，根本算不上史詩。餘冠英《詩經選》稱之為一般敘事詩，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稱之為歷史敘事詩。這五首詩篇幅最長的《皇矣》是%句，篇幅最短的《綿》是54句，五首詩加起來才380句。這同荷馬史詩中的《伊利亞特》15693行相差甚遠。
持第一種意見學者由於論證充分，贊同的人越來越多。每個民族歷史的發展過程不同，篇幅的長短也不是斷定為史詩的決定因素。既然這樣，那麼，中國歷史那麼悠久，古代文明那麼發達，代表中國古代最早、最高詩歌成就的《詩經》為什麼沒有長篇史詩呢?
2((詩經))中為何無長篇史詩
2. 1宗教思想的影響
史詩的一個重要因素便是有神話色彩，談這個問題，必然談到中國古代神話。中國古代不乏瑰麗的神話故事，如共工怒觸不周山、夸父逐日、後男射日、女蝸補天、精衛填海等，這些神話可能還比周史詩形成的時間早，可這些神話的傳播卻只能停留在零星的、片斷的水平，沒有像荷馬史詩那樣被整理成篇，更不要說長篇了。前輩學者提出中國民族缺乏想象力，且沒有自己的神譜，所以沒有生成系統的神話乃至史詩。這種說法，用民族性的抽象概念去解釋具體的問題，與答案沒有直接關係。中國上古神話並不缺乏想象因素，前面談到的那些神話可謂想象奇特，很有想象力。而且這種偉大的傳統一直影響著中國文學的發展，從屈原、到李白、到吳承恩、到蒲松齡，能說中華民族無想象力嗎?
其實這與周人的宗教思想是分不開的。周人崇拜的至高無上的神便是上帝，或稱為天、上天、昊天、蒼天，如《大雅·蕩》:“蕩蕩上帝，下民之闢。”一切天災都歸於上帝的震怒，如《大雅·板》:“上帝闆闆，下民卒瘴。”一切像豐收、人口繁衍、戰勝敵人等祥瑞都是上帝的賜予，如《大雅·文王》:“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險降，在帝左右”。《大雅·皇矣》寫道:“皇矣上帝，臨下有赫。……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大雅·生民》曰:“上帝不寧，不康櫻祀，居然生子。”這個上帝的形象是很虛幻、很模糊的，並不是一個實體。《大雅·文王》寫道:“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以看出，周代的宗教思想中，神和人並不像西方的神話是同體的，神是被清晰地人格化的。正是周人的.這種單一神教、人神分離的宗教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詩歌對神的想象力，也就限制了詩歌的篇幅。究其原因，大概與當時的社會政治形態有關係。周天子對於各諸侯國是統屬與被統屬的關係。《小雅·北山》寫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全國只有一個至高無上的周天子，上天也只有一個上帝。
2. 2采詩制度的影響
采詩制度對《詩經》的形成有莫大的功勞，但是《詩經》最後沒有出現篇幅浩大的敘事史詩，又與采詩制度有直接的關係。
這裡的采詩，一是民間采詩，二是官員獻詩。民間采詩是為“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收在《國風》裡。官員獻詩“大抵是周公從慮後不安，永保天命出發，以詩樂的形式，為進行傳統教育而製作出來的”，大部分收在《雅》、《頌》裡。從一開始，采詩就有比較明確、具體的政治目的。可以說，一切與采詩有關的活動都是圍繞著“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為穩固王權、永保天命，推行禮樂教化進行的，而並非因為有了自覺的文學意識再去熱心採集、整理詩歌的。 周代采詩制度大為風行時，下至民間詩歌，上到高階官員所獻之詩都要遵循一定的原則，不能隨便越軌。不管是為了觀民風、行教化之用，還是為了配樂欣賞、娛樂，都對詩歌的內容、篇幅有所取捨。一些涉及當朝統治階級上層禁忌的詩歌，或者是篇幅過長的敘事類長詩可能不在鼓勵創作之列。餘冠英先生曾經作過研究，斷定《詩經》經過統一的加工修改。他的結論是《詩經》在兩方面被修改過:一個是統一文字，消滅方言，改為周人的普通話，並進行加工潤色;另一個是增減章節，分割拼湊。形式可以被修改，內容當然也可被改變。
《國風》的內容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但是沒有一首詩寫到有關先祖先賢的。在崇祖意識強烈的周代，是不允許民間詩歌涉及先祖、先賢的內容的。《國風》裡不允許有歌頌先賢、先祖英雄的內容，此類內容只能出現在用於祭祀的《頌》和用於朝廷禮樂的《大雅》中了。《生民》等五首詩都收在《大雅》中，“雅”是周首都的樂調。《左傳》昭公二十年:“天子之樂曰雅。”而《大雅》的用途，據朱熹《詩集傳》說:“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鰲陳戒之辭也。”《大雅》是用於周天子與諸侯，或諸侯相互之間舉行會盟朝見等儀式時所用的樂章。《左傳》襄公四年:“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杜預注:“《文王》之三，《大雅》之首，《文王》、《大明》、《綿》。”又《國語·魯語》:“夫歌《文王》、《大明》、《綿》，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由此可見，周史詩是西周初期的作品，其目的是在天子、諸侯朝會的時候歌頌祖先的功業。
這些史詩的作者具體是誰不可考，大概有樂師、大青、小青、大師、著朦等官員。不管是哪些官員，或者是天子，決定了這些詩一旦創作成功便不再允許修改加工，也不可能有太長的篇幅，在莊嚴、鄭重的朝廷禮儀場合，是不可能有耗時很長的頌唱的。在這一點上，歐洲的史詩則不同，它的創作、流傳都是在民間進行的。像荷馬因失明沒有其他的工作，只能靠演唱來維持生活，他的演出沒有固定場所，街頭巷尾、宮廷盛宴、節日聚會都是他演出的地方，為滿足不同層次聽眾的要求，不斷改變演唱內容，對古老的神話傳說和希臘的英雄事蹟進行修改、加工以至成為長篇，成為了客觀的需要。在當時，周的史詩是不可能這樣的。
具有明確政治目的的采詩制度，要求詩歌的採集、整理、加工、定形都要遵循一定的原則，不能隨便越軌，這較大程度上限制了《詩經》中詩歌的篇幅和內容，一些歌頌先賢、先祖的英雄史詩不能隨便進行再創作，以形成大型的長篇史詩。
2. 3中國詩歌特點的影響
商代時，人們認識世界開始由宏觀走向微觀，認識物件擴大，開始把社會生活的每個細節作為藝術的表現物件。一次小小的採摘，一次耕作都能構成一首完整的小詩。周代時，詩經《國風》的許多篇章都反映了這種現實生活。同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變得複雜了，人的感情世界被作為描寫的物件，抒情詩佔多數，敘事詩佔少數，而且極少有完整的故事情節，篇幅也不長。
這與中國古代詩歌簡約、清雋的風格也有很大關係，它決定了中國古代不會產生鴻篇鉅製的史詩。《大雅·生民》短短一句“履帝武敏，散枚介枚止”，卻講述了姜媛踏帝趾印生子，得到後人幫助的經過。正如徐邁先生所說:“這種言簡意賅、意蘊深遠的表現手法既制約了古詩創作的篇幅長短，使其不可能向長篇史詩發展，同時又呈現了別國詩篇無法媲比的精巧玲瓏、微言大義。”
2. 4其他影響
漢語言本身的特點也影響著周代詩歌的篇幅。漢語言是單音節的，有獨特的音韻、聲調，按一定的次序組合能形成特殊的節奏和韻律，構成音樂美。周代的詩歌節奏強烈、音韻和諧、句式整齊，它的形式更加完美，篇幅也就趨於短小。
還有的學者提出，中國早期的表意文字不適宜記錄史詩，即使殷代有口耳相傳的史詩，也不可能把那麼長的文字記錄在甲骨上，也有一定的道理。
3結論
總之，《詩經》沒有長篇史詩的原因較複雜，影響它的因素很多。特別是周人的單一的、人神分離的宗教思想，具有明確政治目的的采詩制度以及中國詩歌重抒情、言簡意賅的特點影響了長篇史詩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