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三字經》中蘊藏的傳統文化
《三字經》，是中國的傳統啟蒙教材。在中國古代經典當中，《三字經》是最淺顯易懂的讀本之一。《三字經》取材典範，包括中國傳統文化的文學、歷史、哲學、天文地理、人倫義理、忠孝節義等等。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分析《三字經》中蘊藏的傳統文化，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分析《三字經》中蘊藏的傳統文化
《三字經》上自天文地理，下至經史、諸子百家，其中蘊藏著豐富的傳統文化。
一、涵養志向，樹立人格
“性相近，習相遠”，兩千多年前的孔子就已經看到了的這一點。似乎不必去為人生下來是性善還是性惡爭論不休，總的來說是一張白紙，在本性上不會有大的差異。但後天的作用不可小視，人會受到家庭、社會環境的影響，加上個人的經歷和努力，形成自己的處世態度和方法，養成自己的性情和愛好。“孟母三遷”這個故事充分說明了鄰里環境對孩子的影響。其實這個道理孔子在《論語里仁》中就專門指出：“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認為選擇仁愛的鄰居才是明智之舉。宋代朱熹曾在《四書集註》中注之曰：“裡有仁厚之俗為美，擇裡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為知矣”。就是說，不僅要擇鄰里而居，而且還要擇賢鄰與仁鄰而居，因為孔子認為：“賢者辟世，其次辟地”。這一思想與孟母三遷這個典故著稱於世。
除了外界環境對人的影響之外，還要重視自我的發展。“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這句話將人學習個過程比喻為玉的琢磨過程，人也是如此。人只有經過不斷刻苦的磨練，通古達今，明曉事理，才有可能成為有益於社會的人。怎樣才算是一個有益於社會的人?大思想家孔子將人放置於家庭、朋友與社會的廣闊天地中，因此他提出了人們要“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愛眾，而親仁”。孔子重視孝悌之道，認為孝敬父母、尊敬兄長是自然的情感，是“仁”的萌芽點。反思現在，不可否認的是孝道教育存在著一些問題。不少家庭內部矛盾重重，人與人之間情感淡漠，不尊重父母，遺棄老人的事件時有發生，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由於缺乏孝道意識以至於做出各種出格的事情。強化孝道教育勢在必行。一個人只有在內心深處發生了孝悌觀念，才會體驗到一種最純真、溫煦、親切的感情，唯有這種非功利的情感才值得加以培育，並推廣到社會。也就有了後代的“香九齡，能溫席”，“融四歲，能讓梨”，等等。這不僅給孩子樹立了榜樣，同時也讓孩子能從小培養理想的人格。
二、走進傳統文化的世界
《三字經》是儒家思想佔據主流地位的傳統中國社會眾多兒童讀物裡最著名、最典型的一種。孔子《論語 學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這句話說，在躬行實踐之後，有剩餘的力量，就再去學習文獻。《三字經》從“首孝弟，次見聞”到“通古今，若親目”開始走進一個傳統的文化世界。首先是為兒童展現出豐富多彩的文化常識，“三才”、“三光”、“三綱”、“四時”、“四方”、“五行”、“五常”、“六穀”、“六畜”、“七情”、“八音”、“九族”、“十義”，按照一定的順序拓展見聞，這一部分包含了自然常識、人倫常識和生活常識，涵蓋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助於孩子的生活教育。其次就是儒家經典。從“凡訓蒙，須講究”到“經既明，方讀子”，《三字經》全面涵蓋了儒家經典的相關資訊，從十三經到五子，介紹作者，說明篇目，知識資訊非常大，在這些基礎上，又以精煉的語言說解經典大義，明確要旨。第三是由經入史，《三字經》從“經子通，讀諸史”到“通古今，若親目”，系統地介紹了中國的歷史知識，把中華五千年的歷史勾勒出來。這些實際上是對傳統“經史之學”的發矇。
經史之學是國學的正宗，清代大儒錢大昕說：“為學當自經史始。”在儒家經典中，蘊含著中國文化基本的價值觀念與精神追求。在中國歷史中，古人用生命印證著中華文化的精神，為我們留下寶貴的經驗與借鑑。我們翻開《唐才子傳》，在《王勃》傳裡，說：“六歲善辭章。”他六歲已經會些寫詩文了。當時的詩，就是古詩、律詩、絕詩，當時的文，即古文、駢文。六歲怎麼就會寫這樣的詩文呢?再看《駱賓王》傳，稱“七歲能賦詩”;《李百藥》傳，稱“七歲能文”;《劉慎虛》傳，“八歲屬文上書”，類似的記載還有不少。換言之，在唐朝，七八歲的孩子不僅會讀懂古文、駢文、舊體詩，還會寫古文、駢文和舊體詩。是不是當時的人特別聰明呢?不是的。我們再看近代人，如康有為，“七歲能屬文”。梁啟超“六歲畢業《五經》，八歲學為文，九歲能日綴千言”。可見古今人的聰明是相似的。不論是唐代人或近人，他們從小就能讀懂古文，不僅會讀，還會寫古文和舊體詩。為什麼呢?這是因為他們在傳統文化裡汲取了營養。
當代著名翻譯家楊憲益先生在他具有自傳性質的著作《去日苦多》中寫道，他自幼在自傢俬塾接受傳統儒家的發矇教育。楊先生回憶說：“基本讀完了‘四書五經’，只有《易經》沒讀，後來又讀了‘十三經’的一部分，還讀了《幼學瓊林》，《古文觀止》、《古文釋義》、《龍文鞭影》等。熟讀的還有《唐詩三百首》、《千家詩》和‘楚辭’”。他還說道：“十歲出頭時，我還讀了大量的筆記小說和傳說故事，還有相當一部分流行的明清傳奇、話本等。”在國學的浸潤與陶養中，少年楊憲益的穎悟與才思逐漸顯露出，詩人氣質與情懷亦現出端倪。充分說明透過傳統文化給予蒙童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規定了一個人在社會化過程中建立起來的內在價值取向與精神認同。
三、勸學勵志，樹立理想
在《三字經》的結尾，臚列了大量古人勤苦求學的事蹟，從不同的角度勉勵人們努力讀書治學。且不談古人，大家知道，民國時代的文人藝人個個滿腹經綸，他們的本事從哪裡來?從刻苦的閱讀，艱難的背誦中來。當年茅盾能背誦《紅樓夢》，鄭振鐸能背誦《左傳》，巴金能背誦《古文觀止》，范文瀾能背誦《文心雕龍》……文人如此，藝人的努力也毫不遜色。餘振飛小時學《聞鈴》一戲時，每個黃昏都要將臺詞念唱上五十遍，哪怕會了，也還是要照舊念唱。經過這一番功夫，他的咬字、換氣、放音純純正正。
如果我們今天肯像民國文人藝人一樣去下這樣的苦功，我們的知識也一樣會更準確，學樣也會更深厚。
四、小結
隨著時代的不同，學習的最終目的也大不相同。《三字經》這部書成於封建社會，所以他的目的也是服務於那個社會，對於那個時代的人們來說，“上致君，下澤民。揚名聲，顯父母。光於前，裕於後”，是他們的最高理想，我們不能說這就是糟粕的東西。時過境遷，事易時移，我們要用變化發展的眼光來看待問題。我們今天可能做不到古人那樣的深度，但我想我們也應該儘可能多地讀一些經典，因為經典經過了歷史的考驗，經過了時間的淘汰，它能夠流傳下來畢竟有它的'道理。
拓展資料：
歷史背景
關於《三字經》的成書年代和作者歷代說法不一，大多數後代學者傾向的觀點意見是“宋儒王伯厚先生作《三字經》，以課家塾”，即王應麟為了更好的教育本族子弟讀書，於是編寫了融會經史子集的三字歌訣。
王應麟是南宋人，《三字經》原著中的歷史部分只截至到宋朝為止。隨著歷史的發展，為了體現時代變遷，各朝代都有人對《三字經》不斷地加以補充，例如清道光年間賀興思增補了關於元、明、清三代的歷史，共計二十四句話。
作品賞析
《三字經》的內容分為六個部分，每一部分有一箇中心。
從“人之初，性本善”到“人不學，不知義”，講述的是教育和學習對兒童成長的重要性，後天教育及時，方法正確，可以使兒童成為有用之材；從“為人子，方少時”至“首孝悌，次見聞”強調兒童要懂禮儀要孝敬父母、尊敬兄長，並舉了黃香和孔融的例子；從“知某數，識某文”到“此十義，人所同”介紹的是生活中的一些名物常識，有數字、三才、三光、三綱、四時、四方、五行、五常、六穀、六畜、七情、八音、九族、十義，方方面面，一應俱全，而且簡單明瞭；從“凡訓蒙，須講究”到“文中子，及老莊”介紹中國古代的重要典籍和兒童讀書的程式，這部分列舉的書籍有四書、六經、三易、四詩、三傳、五子，基本包括了儒家的典籍和部分先秦諸子的著作；從“經子通，讀諸史”到“通古今，若親目”講述的是從三皇至清代的朝代變革，一部中國史的基本面貌盡在其中；從“口而誦，心而維”至“戒之哉，宜勉力”強調學習要勤奮刻苦、孜孜不倦，只有從小打下良好的學習基礎，長大才能有所作為，“上致君，下澤民”。
《三字經》內容的排列順序極有章法，體現了作者的教育思想。作者認為教育兒童要重在禮儀孝悌，端正孩子們的思想，知識的傳授則在其次，即“首孝悌，次見聞”。訓導兒童要先從小學入手，即先識字，然後讀經、子兩類的典籍。經部子部書讀過後，再學習史書，書中說：“經子通，讀諸史”。《三字經》最後強調學習的態度和目的。可以說，《三字經》既是一部兒童識字課本，同時也是作者論述啟蒙教育的著作，這在閱讀時需加註意。《三字經》用典多，知識性強，是一部在儒家思想指導下編成的讀物，充滿了積極向上的精神。
版本變化
《三字經》是宋朝王應麟（存疑）先生所作，內容大都採用韻文，每三字一句，四句一組，像一首詩一樣，背誦起來如同唱兒歌，用來教育子女朗朗上口十分有趣，又能啟迪心智。時人覺得本書內容很好，紛紛翻印，因此廣為流傳，歷久不衰，成為歷朝歷代最重要的童蒙養正教材之一。
隨著時間的推移，在《三字經》的內容上，不同歷史時期皆有所修改或增加。迄今為止所見的就有宋末元初的1068字本，明代的1092字本，明末的1122字本，清初的1140字本及1170字本等多個版本。並出現相關注解本、插圖本。如明清時期就有《增補三字經》、《節增三字經》和《廣三字經》等。清末民初的著名學者章太炎〈字炳麟〉先生的《三字經》增訂本，是近一個世紀以來流傳最廣的版本。
1949年後，又對《三字經》進行修訂。主要涉及一些民族史觀內容的修訂。如：
1.關於元代歷史的“蒞中國，兼戎狄，九十年，國祚廢。”改為“輿圖廣，超前代，九十年，國祚廢。”
2.關於清代歷史的“清順治，據神京。至十傳，宣統遜。舉總統，共和成。復漢土，民國興。廿二史，全在茲，載治亂，知興衰。”改為“清世祖，膺景命，靖四方，克大定。由康雍，歷乾嘉，民安富，治績誇。道鹹間，變亂起，始英法，擾都鄙。同光後，宣統弱，傳九帝，滿清歿。革命興，廢帝制，立憲法，建民國。古今史，全在茲，載治亂，知興衰。”
作品影響
中國
《三字經》是中國傳統的兒童啟蒙讀物，知名度極高。古代兒童都是透過背誦《三字經》來識字知理的。《三字經》用簡潔通俗的白話講出了亙古不變的哲理，膾炙人口、廣為流傳；不受文字限制，用通俗的文字將經史子集等各部類的知識揉合在一起，全文用典極多，全篇充滿樂觀精神；在《三字經》出現之前，蒙學讀物都是四個字一句，《三字經》則以三言形式出現，讀起來輕鬆愉快，更符合兒歌特點，明朝趙南星稱其“句短而易讀，殊便於開蒙”，故此為蒙學第一書。《三字經》在古代被稱為“小綱鑑”，可以將零散的知識貫穿起來，使讀書積累的百科知識，得以納入一個清晰知識體系。
《三字經》與《百家姓》、《千字文》並稱為中國三大國學啟蒙讀物。
國際
從明朝開始，《三字經》就已流傳至中國以外的國家。
根據記載，世界上最早的《三字經》翻譯本是拉丁文。1579年，歷史上第一位研究漢學的歐洲人羅明堅，到澳門學習中文，他從1581年就開始著手翻譯《三字經》，並將譯文寄回義大利。
1727年，沙俄政府派遣一批人士到中國學習儒家文化，首先研讀的就是《三字經》。其中一位學生羅索興將它翻譯為俄文，後入選培訓教材，成為俄國文化界的流行讀物。1779年，彼得堡帝俄科學院又公開出版了列昂節夫（1716~1786年）翻譯的《三字經及名賢集合刊本》，因其內容與當時女皇葉卡捷林娜二世推行的講求秩序的“開明專制”等政治策略不謀而合，政府遂正式“推薦給俄國公眾”並走向民間。“俄國漢學之父”俾丘林（1777~1853年）曾在北京生活14年，深諳經史，更明曉《三字經》的文化內涵和社會影響，他在1829年推出《漢俄對照三字經》，並稱《三字經》是“十二世紀的百科全書”。當時俄國教育界在討論兒童教育問題，於是《三字經》成為“俄國人閱讀中文翻譯本的指南”，成為當時社會流行讀物。普希金細讀後，在作序時稱讚此書是“三字聖經”。普希金研讀過《四書》、《五經》，但對《三字經》情有獨鍾，如今普希金故居還珍藏著當年他讀過的《三字經》。喀山大學和彼得堡大學的東方學系都以《三字經》為初級教材，而大多數入華商團和駐華使者的培訓多以《三字經》為首選教材，因而，《三字經》在俄國文化歷史上留下了自己深深的印記。
韓國、日本也對《三字經》也非常重視。日本早在江戶時代（1603~1868年）已印行由中國商船帶來的各種版本的《三字經》。從江戶時代到明治初年（1868~1921年），日本的私塾已採用《三字經》，後更大量出現各種仿製本，如《本朝三字經》、《皇朝三字經》等，多達二十多種，其中影響最大的是三字押韻，介紹日本歷史地理文化道德的《本朝三字經》。
英國的馬禮遜（1782~1834年）翻譯的第一本中國傳統經典就是《三字經》。1812年，他出版《中國春秋》英文版，包括《三字經》和《大學》。修訂後，1917年又在倫敦再版。
美國傳教士裨治文在他主辦的《中國叢報》上刊載《三字經》、《千字文》等啟蒙讀物。
在法國，猶太籍漢學家儒蓮（1797年~1873年），在1827年擔任法蘭西研究院圖書館副館長後翻譯出《孟子》、《三字經》、《西廂記》、《白蛇傳》、《老子道德經》、《天工開物》等中國典籍。
新加坡出版潘世茲翻譯的英文字《三字經》，被推薦參加“法蘭克福國際書展”，併成為新加坡的教科書。
1990年，《三字經》被聯合國教科組織選編入《兒童道德叢書》，向世界各地兒童推介學習，成為一本世界著名的啟蒙讀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