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在酒樓上》讀後感
《在酒樓上》從敘述形式上觀察，有一個突出的特徵：即人物“我”在講述故事，在人物“我”的見、聞中，引出呂緯甫的故事，從這個意義上說，小說採用了第一人稱次要人物敘事的敘述方位，但是，呂緯甫的故事並不是由人物“我”看到的，人物“我”的“見”只限於引出呂緯甫和介紹呂緯甫的肖像神態，呂緯甫登場後，即以第一人稱主角人物的敘述方位講述了自己的故事，在呂緯甫講述自己的故事時，人物“我”只充當一個聽眾。這樣，這篇小說中出現了兩個人物敘述者，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成為這篇小說闡釋中必須討論的問題。
當呂緯甫以人物“我”的方位敘述時，又引進過另一位敘述者的敘述——老發奶奶敘述順姑之死，這段敘述也是直接引語。從敘述形式看，這篇小說包括了主敘述、次敘述和次次敘述三個層次的敘述。主敘述：第一人稱“我——在S城一石居酒樓偶遇十年前的朋友呂緯甫。次敘述：呂緯甫向人物“我”講述十年來的人生經驗。次次敘述：老發奶奶向呂緯甫講述順姑之死。
《在酒樓上》的不同層次的敘述之間是什麼關係呢?
首先研究老發奶奶的敘述。老發奶奶是順姑的鄰居，順姑一家的日常生活她當然常有機會看到和聽到，但是，在小說中，從老發奶奶的敘述看，有些內容並不是親身的見、聞而來，比如“有時還整夜的哭，哭得長富也忍不住生氣，罵她年紀大了，發了瘋。”“整夜的哭”、“忍不住”顯然已經超越了老發奶奶見聞的權力範圍，是一種全知視角了。再如“直到嚥氣的前幾天，才肯對長富說……有一夜，她的伯伯長庚又來硬借錢，——這是常有的事，——她不給，長庚就冷笑著說：你不要驕氣，你的男人比我還不如!她從此就發了愁，又怕羞，不好問，只好哭。……”這一段，也沒有權力自限。在是否有權力自限這一點上，老發奶奶的敘述與呂緯甫和人物“我”的敘述都不同，老發奶奶只是充當了一個交待順姑結局並加以評論的說書人。老發奶奶的全知特權，正是呂緯甫敘述的權力自限的補充。沒有老發奶奶的無所不知，這個外在於呂緯甫經驗的事件也就不能如此利落地予以了結，這是老發奶奶敘述的功能之一。但是，我們完全可以替作者設想：如果要利落地了結順姑的故事，也大可不必再引出一個老發奶奶，完全可以讓已經提到的人物阿昭或者“那小子”(順姑的弟弟)或詳或略地或感傷或木然地向呂緯甫敘述，為什麼別生枝節地引出老發奶奶這個敘事者?如果考慮到呂緯甫敘述的基調，這個問題是可以解釋的。呂緯甫掛在口邊上的是“無非做了些無聊的事情…”“也還是為了無聊的事”、“也就做了一件無聊事”，他的敘述語調是“無聊的。——但是我們就談談吧。”這樣，順姑的悲劇性的死在敘述出來時就必須“扯淡”，年輕的又是親人的阿昭姊弟都不適合擔任這樣的敘述者，老發奶奶恰是合適的。“但這也不能去怪誰，只能怪順姑自己沒有這一份好福氣”——這是老發奶奶的評論與慨嘆，可謂將順姑之死的悲劇性扯得淡之又淡。將這一具體的人生悲劇納入一個流行了幾百年的陳腐公式，乃是將觸目驚心的生離死別化作街談巷議的一嘆，在語調上與呂緯甫的敘述保持了一致性。這是老發奶奶敘述的第二個功能。順姑之死主因是肺病，次要因素是長庚的誑語，但是相比之下，以當時S城的醫療水平而論，順姑既已得了肺結核之類的病，無異宣判了死刑，長庚的誑語，對順姑之死並沒有直接影響，順姑之死，真如老發奶奶所說，“這也不能去怪誰”，生了這樣的病，死了，在老發奶奶們的觀念中，是非常正常的，至多有點婉惜——“沒有福氣”。但是老發奶奶淡然的主觀敘述中實際包含著順姑的悲劇，一個現代讀者自會在老發奶奶的敘述中，自然地讀出。這是因為順姑作為一個普通的年輕姑娘，不僅美麗、善良、誠摯，而且能幹(這在呂緯甫吃麥粉的敘述中已有交代)，又有如此不幸的遭遇，以至她帶著以為自己的男人還“比不上一個偷雞賊”的心靈創傷死去。這一悲劇性一旦與呂緯甫送花的意向相聯絡，就具有了對呂緯甫產生影響的力量。這實質上的悲劇性與老發奶奶“扯淡”的敘述構成一種反諷，實際上是呂緯甫心理張力的動力之一(此點在下文分)。這是老發奶奶敘述的功能之三。從時間關係上說，老發奶奶的敘述，發生在呂緯甫到一石居喝酒之前，從空間關係說，發生在順姑家斜對門，透過呂緯甫的口將老發奶奶的話轉述，避免了地點的分散，保證了小說形式上的集中;而呂緯甫的敘述，是對自己十年以來在不同時空的人生經驗的追述，這就保證了小說整體上的對於三一律的遵循。
現在研究呂緯甫的敘述。有一種傾向，即在分呂緯甫時，根據呂緯甫自己的言語論定其形象及意義。比如通行的文學史著作中這樣寫道：
呂緯甫本來是一個敏捷精悍、熱心改革的青年，經過多次輾轉流離，感到青年時代的夢沒有一件實現，便敷敷衍衍的教點“子曰詩云”，隨波逐流地做些“無聊的事”，以滿足別人和撫慰自己。他既沒有能力自拔於這樣的生活，屯沒有能力自拔於這樣的思想。他對自己的生活道路作了如下的括：像一隻蒼蠅繞了一點小圈子，又回來停在原地點。
這樣，呂緯甫也就是一個辛亥革命後彷徨、顛簸以至沒落的知識分子的形象了。
上述對呂緯甫形象的分，為一般文學史採用，這種結論，是建立在呂緯甫對自己的評價的基礎上的，這從王瑤的論文中可以比較清晰地看出來。在《談(〈吶喊〉與〈彷徨〉》中，作者寫道：
……他本來是個很敏捷精悍的人，青年時候為了破除迷信，曾到城隍廟裡去拔掉神像的鬍子，辛亥革命以後，他經過多年地輾轉流離，生活的打擊，意志便慢慢地消沉下來。青年時代的理想消滅了，現在生活裡一點目標也沒有，只是“敷敷衍衍，模模糊糊”地過日子。他原來提倡科學，反對封建文化，後來竟教起“子曰詩云”之類的封建的東西。生活逼得他走投無路，只能做些無聊的事情，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無非做了些無聊的事情，等於什麼也沒有做。”他對自己現在的生活也不滿，但又無力自拔，魯迅用形象的比喻來說明這種生活，像蒼蠅飛了一個圈子，又回到原來的地方了。當時很多知識分子都經歷了這種蒼蠅似的悲劇。小說裡寫了兩個細節，一個是呂緯甫給三歲上死掉的小兄弟遷葬;一個是他給一個叫阿順的女孩子送去兩朵剪絨花。這兩個細節選擇得非常精當，都是毫無意義的事情，然而他都做了，深刻地表現了他只做了些無聊的事，等於什麼也沒有做的那種空虛的精神世界。魯迅寫他們在酒樓上喝酒的情景非常淒涼。作者對呂緯甫的態度有同情的一面，也有批判的一面。小說的結尾寫他們一同走出店門，然後朝相反的方向各自走去了。這是一種批判。
這樣的分，在傳統的研究方法中，是很精細並且也比較貼近作品現實的，但是，由於在分方法上，未能注意到敘事形式，不能不有一種先天侷限。
作為一個第一人稱的敘事者，呂緯甫在敘述自己的故事時，取了主角敘事的角度。他所敘述的關於自己的故事，從真實性的角度看，應該有兩個層次的內容，一是事實，一是對於事實的主觀態度。這個主觀的態度，是一種自我評價。人物的自我評價，是自大自狂式的，還是自卑自賤式的，亦或是公允平和的，是分中尤其需要注意的問題。
在本文第二部分也已經指出，作為人物的回憶者我的敘述成立的前提是作為經驗的我的存在，先有日後的觀照者之我對於感知者、經歷者之我的審視觀照，而觀照的前提正是回憶，由此可以整理出作回憶敘述之予的精神活動的第一層次：
感知者、經歷者之我//回憶者之我
在這一層次，毫無疑問，有一少一多，一少是指“感知者、經歷者之我”的事件不可能全部被回憶，得到記憶並能夠回憶的總是對於主體有意義的東西、有價值的東西，或者說是主體覺得值得回憶的東西，因此，我們說，感知者、經歷者之我”是歷史的、事實的，被回憶的我則是價值的、意義的。從研究講，我們固然可以透過回憶追溯歷史的、事實的我並進而作出對於歷史的事實事件的判斷與評論，然而更重要的也常常被評論者忽略的是對於回憶之我之價值的意義的世界作深入的解讀。這一與回憶之我相聯的價值、意義就是一多之多，它們是原本的事件中沒有的。
況且，呂緯甫的自述，括了近十年的人生歷程，從底本與述本的關係看，十年的故事進入述本的微乎其微，則述本中的這個“微乎其微”的故事被敘述的理由是什麼?另外，呂緯甫的敘述，實際上是一種言語行為，考察這一言語行為，不能離開特定的語境。為什麼要提出語境?乃是因為言語的意義往往並非存在於言語自身之中，而是存在於它與語境的特定關係之中，離開語境，其意義便無可索解。舉例來說：“祥林嫂，你放著吧!我來擺。”和“祥林嫂，你放著吧!我來拿。”這兩句話，與“你放著果，祥林嫂!”都是很平常的話，在小說中是祥林嫂性格與命運轉折的關鍵，但這種意義單從語言結構本身分是茫然無緒的，必須將這些結構簡單的言語與祥林嫂的捐門，與魯四老爺家的祭祖以及魯四老爺講理學的環境聯絡起來，才能比較準確理解這些言語的意義。同理，呂緯甫的敘述，乃是面對人物“我”的一次談話，離開這個基本的語境，僅就其言語本身，是不能全面理解他的言語行為的。在小說中，構成呂緯甫言語行為語境的，有下列因素：①呂緯甫進入一石居之前的事件——老發奶奶的敘述，②一石居酒樓的自然環境，③呂緯甫的對談者人物“我”，由於十年前的人物“我”——即呂緯甫所知道的人物“我”——是一個“同到城隍廟裡去拔掉神像的鬍子”，“連日議論些改革中國的方法”的友人，因此，人物“我”的對坐，意味著呂緯甫面對十年前的“舊我”，面對自己十年來的人生歷史。正是過去與現在、理想與現實、人生志向與實際人生實踐的矛盾衝突，構成了呂緯甫敘述的內在反諷關係。這種由於語境決定的反諷關係制導著呂緯甫對於底本故事的擇取，規定了呂緯甫對於自己的評價。如果把呂緯甫的自我估價視為作者權威的評價，忽略呂緯甫敘述中的矛盾，小說的分就不可避免地落入簡單化的框框。歷來的研究家都承認並推崇魯迅是一位文體家，如果這些各別的文體無關乎小說的意義闡釋，則不說魯迅是一位玩弄形式的形式主義者。
根據上文所述，評價分呂緯甫的三個著眼點——主觀的自我估價、敘述加工和語境，現考察呂緯甫的形象及意義。由於語境具有根本的意義，故從語境分入手。
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那樣，這篇小說的敘述者“處於論爭狀態”，所謂論爭狀態，我以為就是敘述者面對辛亥革命以來的理想與現實矛盾的自訴、自評和自我辯護，不獨呂緯甫如此。
當呂緯甫到一石居之前，正是送剪絨花的時候，送花之前，是遷葬。這兩件事可以說都是有意義而又無意義的，這可以從兩個層次上看，就其與社會的關係看，可以說是無與於社會的進步與改革，是無意義的，從社會進步的功利觀出發，甚至可以說是無聊的。呂緯甫每每稱這類事為“無聊”，也主要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的，因為這類事，即使做了，也“等於什麼也沒有做”。在這個層次上，“無聊”一詞，說明敘事者的衡量事物的標準、批評事物的價值尺度是十年前革命時代的觀念，在這一方面，呂緯甫似乎還很執著。呂緯甫所以採取這樣的批評標準來作自我否定，正是對話語境的特定反應。人物“我”對於呂緯甫，意味著十年前理想、理念的重視，意味著“舊我”的記憶喚醒。在面對十年前之“舊我”時，是據現在之人物“我”以笑謔少年的孟浪幼稚，亦或是感慨唏噓，將種種矛盾付之一嘆?看來都不是。呂緯甫仍然用十年前的價值尺度來衡量自己，在衡量之中，暴露出巨大的差異與矛盾。這一矛盾是留給敘述接受者人物“我”的。其實也就是對於理想的詰難，對於舊我的詰難。故而本質上乃是今日之我與過去之我的論爭關係的表現。
送花與遷葬的敘述並不如此單純，對於敘述者呂緯甫而言，並非全無意義。遷葬、送花在一面，固然是為了母親的心願，但是，呂緯甫也是願意的，就因為這都與他的情感的絲縷相牽繫。在人倫關係中的小兄弟，是據說與他很相投的，但是掘開這使她母親牽記而著急的墳墓時，敘事者說：
我的心動著，自去撥開這些，很小心的，要看一看我的小兄弟。然而出乎意外!被褥，衣服，骨骼，什麼也沒有。我想，這些都消盡了，向來聽說最難爛的是頭髮，也許還有罷。我便伏下去，在該是枕頭所在的泥土裡仔仔細細的看，也沒有。蹤影全無!
竭力要尋出點牽記著情感的那些實有的事物，結果是“蹤影全無”——這是以有意義始，以意義的消解終——真正是“無聊”，這個“無聊”，是對於自己而言的無聊。“送花”同“遷葬”的差別不是很大，既是為母親，也是為自己，為了自己曾經受到過順姑真摯而熱情的“款待”，所以，呂緯甫竟然非常認真、非常勤快，並且格外地周到，買了一朵大紅的，一朵粉紅的。但是，順姑死了。與呂緯甫過去相聯絡的一些人事，因這些人事而生的情感的牽累，竟也是虛空之至。“送花”這一事件，在時間上，與人物“我”在S城尋訪舊友差不多，且看人物“我”之敘述：
…我曾在這裡的學校裡當過一年的教員。深冬雪後，風景悽清，懶散和懷舊的心緒聯結起來，我競暫寓在S城的洛思旅館裡了;……城固本不大，尋訪了幾個以為可以會見的舊同事，一個也不在，早不知散到那裡去了;經過學校的門口，也改換了名稱和模樣，於我很生疏。不到兩個時辰，我的意興早已索然，頗悔此來為多事了。
人物“我”的訪友與呂緯甫的送花性質乃是一樣的，是一種類似關係。他們都因情感的牽累而來，結果都得到虛空，都感到無聊，並且都想到了“一石居”。人物“我”的進“一石居”，“其實也無非想姑且逃避客中的無聊”，呂緯甫應該也不例外。呂緯甫向人物“我”敘述其“無聊”乃是訴說人生之百無聊賴：於社會，早已無與於進步文明，於個人，連情感的牽繫也抓不住、摸不著，那麼，人活著的依據是什麼?這是呂緯甫敘述的另一意向，是特定語境中對於聽者的發問，也是自問。但是這一敘述與人物“我”的敘述是一個類似關係，其實也是人物“我”所不能、無法解答的問題，故而這兩者的敘述構成一個潛在的反諷。
呂緯甫其實還應該可以與魯迅的另一小說《孤獨者》中的魏連殳合觀。在曾為之奮鬥的理想落空後，二者都是在情感的牽繫中尋找生活的依據，一為愛，一為恨，但倘若認真地思量，愛也虛空、恨也虛空，都不能為他們提供安身立命的精神根據。所不同者，呂緯甫的老母親還沒有死，所以他還必須活著，必須去做那些他未必想做的事，魏連殳的唯一的親人老祖母一死，他便任心而活，結果於人無損，倒是毀了自家。古代也好、近代或現代也罷，從理論上說，從社會實際人生樣態說，人的活法其多也不可勝數，但呂緯甫的敘述中，始終要尋找的是人生的價值、意義，這種價值、意義又總是以他人、以社會為條件的，這或許竟是革命浪潮中被喚醒的純潔而又平庸的一代青年人的精神特徵。革命浪潮帶給他們價值觀念，帶給他們理想，但還沒有來得及給他們施展的舞臺就夭折了，歷史不會重來一遍，革命即便再次發生也早已換了花樣，不再是這套把戲，歷史上的革命運動為自身準備的那些虔誠的香客信徒，要麼改弦更張，要麼作那革命的無謂的殉葬品——那樣的革命永遠不會再來。我們也許可以說，呂緯甫乃是“革命遺少”的符號。
呂緯甫的話語也就成為對於人生意義的兩個方面的質詢：對外與對內，外面人生的價值與內麵人生價值同時落空，則他的教“子曰詩云”甚至《女兒經》以謀生也就無所謂，這正是對今天之人物“我”的辯護——反正無意義，幹什麼都一樣：“這些無聊的事算什麼?只要隨隨便便……”
從以上解可知，離開話語語境，或者說不考慮呂緯甫自敘的形式，僅從其自敘中揀取一、二片斷是不足以論人物的。
另外，還應該注意，呂緯甫的敘述是一種貶低陳述，他總是說得輕鬆：十年的人生經驗代之以兩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大事小事，一律調之“無聊”，總之是挑那些最無足輕重者說，這是有意的自我貶抑，與這種自我貶抑相對應，是對人物“我”的期待：“你不能飛得更遠些麼?”
在論爭性的語境中，人物“我”並非一個被動的聽眾。當人物“我”為逃避“無聊”進入一石居之前，其心緒與進入一石居的呂緯甫頗為相似。人物“我”所以繞道到S城，原是為了重遊故地、重會舊友，結果發現一切(包括學校)“於我很生疏”，發現人物“我”成了故鄉的“生客”，“意興早已索然，頗悔此來為多事了。”這件事如果讓呂緯甫來敘述，就是“無聊”。而“無聊”竟可以說不僅於此——“北方固不是我的舊鄉，但南來又只能算一個客子，無論那邊的幹雪怎樣紛飛，這裡的柔雪又怎樣的依戀，於我都沒有什麼關係了。”——甚至差不多也是十年來的括，故而“我’有哀愁。這一心態正是人物“我”乍見呂緯甫時有點自卑而惴惴的原因。“我竟不料在這裡意外的遇見朋友了，——假如他現在還許我稱他為朋友。”過去，十年前，他們是改革中國的理想下結成的朋友，現在，人物“我”記憶中的他仍是十年前的他，而擔心不配作其朋友，但心他不肯以自己為友，則人物“我”也早已無與於社會改革進步的事業是不言自明的。在這種心理壓力之下，人物“我”見到呂緯甫之後，即開始了對於友人的觀察、探尋。“獨有行動卻變得格外遷緩，很不像當年敏捷精悍的呂緯甫了。”這是人物“我”的一看，這一看是將當前的與十年前的友人作了一個比較，比較的結果是變了，也變了。但這一比較尚不明確，所以有二次的細看：“細看他的相貌，也還是亂蓬蓬的鬚髮;蒼白的長方臉，然而衰瘦了。精神很沉靜，或者卻是頹唐;又濃又黑的眉毛底下的眼睛也失了精采，但當他緩緩的四顧的時候，卻對廢園忽地閃出我在學校時代常常看見的射人的光來。”這二看，是進一步的比較、探尋，其結果，卻又似乎是尚有不變者在。在對方尚有“學校時代”“射人的光”的發現下，人物“我”是不自在的，“不自然”的。等到互相通報近況之後，呂緯甫以蒼蠅繞圈子的比喻為二人作了括。接著，是呂緯甫對於人物“我”的詢問：“你不能飛得更遠些麼?”這是詢問，也是期望。而“我”也對呂緯甫有所期望——“看你的神情，你似乎還有些期望於我，——我現在自然麻木得多了，但是有些事也還看得出。這使我很感激，然而也使我很不安：怕我終於負了至今還對我懷著好意的老朋友……”。說到底，兩人的心態是相同的，在十年之後相對時，十年前的友人成了各自觀照自身觀察對方的鏡子，也即等於各各將友人推到十年前立下的理想前，在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中，作出評判與解說。換言之，兩個人物相對時，其對話關係實質上是相互形成壓力，迫使各自對十年前的理想作一交代，對現在之我作一辯護，這就是二敘述者敘述之中的論爭性關係。
而小說中的二個“我”的關係， 又未嘗不是魯迅自己精神世界矛盾的一種表現?簡短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