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家魯迅雜文欣賞
魯迅在他的一生中，特別是後期思想最成熟的年月裡，傾注了他的大部分生命與心血於雜文創作中。他的雜文極具批判性，魯迅曾把雜文分為“社會批判”和“文明批判”，所強調的正是雜文的“批評(批判)”內涵與功能。
流產與斷種
近來對青年的創作，忽然降下一個“流產”的惡溫，鬨然應和的就有一大群。我現在相信，發明這話的是沒有什麼惡意的，不過偶爾說一說，應和的也是情有可原的，因為世事本來大概就這樣。
我獨不解中國人何以於舊狀況那麼心平氣和，於較新的機運就這麼疾首噴額;於已成之局那麼委曲求全，於初興之事就這麼求全責備。
知識高起而眼光遠大的先生們開導我們：生下來的倘不是聖賢，豪傑，天才，就不要生，寫出來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寫：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變成極樂世界，或者，至少能給我(!)有更多的好處，就萬萬不要動!……
那麼，他是保守派麼?據說，並不然的。他正是革命家。惟獨他有公平，正當，穩健，圓滿，平和，毫無流弊的改革法，現下正在研究室裡研究著哩，——只是還沒有研究好。
什麼時候研究好呢?答曰：沒有準兒。
孩子初學步的第一步，在成人看來，的確是幼稚，危險，不成樣子，或者簡直是可笑的。但無論怎樣的愚婦人，卻總是懇切的希望的心，看他跨出這第一步去，決不會因為他的走法幼稚，怕要阻礙闊人的路線而“逼死“他，也決不至於將他禁在床上，使他躺著研究到能夠飛跑時再下地。因為她知道，假如這麼辦，即使長到一百歲也還是不會走路的。
古來就這樣，所謂讀書人，對於後起者卻反而專用彰明腳著的或改頭換面的禁菸，近來自然客氣些，有誰出來，大抵會遇見學士文人們擋駕：且住，請坐。接著說談道理了;調查，研究，推敲，修養，……結果是老死在原地方，否則，便得到“搗亂”的稱號。我也曾有如現在的青年一樣，向已死和未死的導師們問過應走的路。他們都說：不可向東，或西，或南，或北。但不說應該向東或西，或南，或北。我終於發他們心底裡蘊蓄了;不過是一個“不走”而已。
坐看而等待平安，等待前進，倘能，那自然是很好的;但可慮的是老死而所等待的卻終於不至;不生育，不流產而等待一個英偉的寧馨兒，那自然也很可喜的，但可慮的是終於什麼也沒有。
倘以為與其所得的不是出類拔粹的嬰兒，不如斷種，那就無話可說。但如果我們永遠要聽人類的足音，則我以為流產究竟比不生產還有望，因為這已經明明白白地證明著能夠生產的了。
讀經與讀史
一個闊人說要讀經，嗡的一陣一群狹人也說要讀經。豈但“讀”而已矣哉，據說還可以“救國”哩。“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那也許是確鑿的罷，然而甲午戰敗了，——為什麼獨獨說“甲午”呢，因為其時還在開學校廢讀經以前。
我以為伏案還本功深的朋友，現在正不必埋頭來哼線裝書。倘其華唔日久，對於舊書有些上隱了，那麼，倒不如去讀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須是野史;或者看來說。
現在中西的學者們，幾乎一聽到“欽定四庫全書”這名目就魂不附體，膝彎總要軟下來似的。其實呢?書的原式是改變了，鉛字的是加漆了，甚至於連文章都刪改了，最便當的是《琳琅秘室叢書》中的兩種《矛亭答話》，一是來本，一是庫本，一比較就知道。“官修”而加以“欽定”的正史也一樣。不但本紀咧，列傳咧，要擺“史架子”，裡面也不敢說什麼。據說，字商行間是也含著什麼褒貶的，但誰有這麼的.心眼兒來豬悶胡盧。至今還道“將平生事蹟宜付國館立傳”，還是算了罷。
野史和雜說自然也免不了有訛傳，扶思怨，但看往事卻可以較分明，因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樣地裝腔作勢。看來事，《三朝北盟彙編》已經變成古董，太貴了，新排印的《宋人說部叢書》卻還便宜。明事呢，《野獲編》原也好，但也化為古董了，每部數十元;易於入手的是《明季南北略》，《明季稗史彙編》，以及新近集印的《痛史》。
史書本來是過去的陳賬簿，和急進的猛士不相干。但先前說過，倘若還不能忘情於哈哈，倒也可以翻翻，知道我們現在的情形，和那時的何其神似，而現在的昏舉妄動，胡徐思想，那時也早已有過，並且都鬧糟了。
試到中央公園去，大概總可以遇見祖母帶著她孫女在玩的。這位祖母的模樣，就預示著那娃兒的將來。所以倘有誰要預知令夫人後日的丰姿，也只要著丈母。不同是當然要有些不同的，但總歸相去不遠。我們查賬的用處就在此。
但我並不說古來如此，現在遂無可為，勸人們對於“過去”生敬畏心，以為它已經鑄定了我們的命運。LeBon先生說，死人之力比生人大，誠然也有一理的，然而人類研究進化著，又據章士到總長說，則美國的什麼地方已經在禁講進化論了，這實在是嚇死我也，然而禁只管禁，進卻總要進的。
總之：讀史，就愈可以覺悟中國改革之不可緩了。雖是國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否則，雜史來說上所寫的就是前車。一改革，就無須怕孫女兒總要像點祖母那些事。譬如祖母的腳是”角形步履維艱的小姑娘的卻是天足，能飛跑;丈母老太出過天花，臉上有些缺點的，令夫人卻種的是牛瘟，所以細皮白肉：這也就大差其遠了。
二捧與挖
中國的人們，遇見帶有會使自己不安的聯兆的人物，向來就用兩樣法：將他壓下去，或者將他捧起來。
壓下去就用舊習慣和舊道德，或者憑官力，所以孤獨精神的戰士，雖然為民眾戰鬥，卻往往反為這“所為”而滅亡。到這樣，他們這才安心了。壓不下來時，則於是手捧，以為抬之使高，展之使足，便可以於以稍稍無害，得以安心。
伶俐的人們，自然也有謀利而捧的，如闊老，捧戲於，捧總長之類;但是一般粗人，——就是未嘗“讀經”的，則凡有擇的行為的“動機”，大概是不過想免害，即以所奉把的神道而論，也大抵是兇惡的，火神瘟神不待言，連財神也是蛇呀制滑呀似的駭人的畜類;觀音菩薩倒還可愛，然而那是從印度輸入的，並非我們“國粹”。要而言之;凡有被捧者，十之九不是好東西。
既然十之九不是好東西，則被捧而後，那結果便自然和捧者的希望適得其反了。不但能使不安，還能使他們很不安，因為人心本來不易展足。然而人們終於至今沒有語，還以為捧為苟安之一道。
記得有一部講笑話的書，書目忘記了，也許是《笑林廣記》罷，說，當今一個知縣的壽辰，因為他是子年生，屬鼠的，屬員們便集資鑄了一個金老鼠去作賀禮，知縣收受之後，另尋了機會對大眾說道：明年又恰巧是賤內的整壽，他決不敢想金牛，一送開手，可就難於收拾了。無論金牛無力致送，即使送來，怕他的姨太太也會屬象。象不在十二生肖之內，似乎不近情理罷，但這是我替他設想的法子罷了知縣當然別有我們所莫測高深的妙法在。
民元革命時候，我在S城，來了一個都督。他雖然也出身綠林大學，未嘗“讀經”(?)，但倒是還算顧全大局，聽輿論的，可是自紳士以至於庶民，又用了祖傳的捧法群起而捧之了。這個拜會，那個恭維，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捧得他連自己也忘其所以，結果是漸漸變成老官僚一樣;動手刮地皮。
最奇怪的是北兒省的河道，竟捧得河身比屋頂高得多了。當初自然是放其潰決，所以裡上一點土;殊不料愈裡愈高，一旦潰決，那禍害就更大。於是就“搶提”咧，“護堤”咧，“嚴防決堤”咧，花色繁多，大家吃苦。如果當初見河水氾濫，不去增堤，卻去挖底，我以為決不至於這樣。
有貪圖金牛者，不但金老鼠，便是死老鼠也不給。那麼，此華也就連生日都未必做了。單是省卻拜壽，已經是一件大快事。
中國人的自討苦吃的根苗在手捧，“自求多福”之道卻在於挖，其實，勞力之急是差不多的，但從惰性太多的人們看來，卻以為還是捧省力。
最先與最後
《韓非子》說賽馬的妙法，在於“不為最先，不恥最後。”這雖是從我們這樣外行的人看起來，也覺得福有理。因為假若一開言便講命賓士，則馬力易竭。但那第一句是隻適用於賽馬的，不幸中國人卻奉為人的處世金計了。
中國人不僅“不為戎首”，“不為禍始”，甚至於“不為福先”。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前驅和問將，大抵是誰也怕得做。然而人性豈真能如道家所說的那樣恬淡;欲得的卻多。即然不敢徑取，就只好用陰謀和手段。以此人們也就日見其卑怯了，既是“不為最先”，自然也不敢“不恥最後”所以雖是一大堆群眾，略見危機，便“紛紛作鳥獸散”了。如果偶有幾個不肯退轉，因而受害的，公論家使異口國聲，稱之日傻子。對於“換而不捨”的人們也一樣。
我有時也偶爾去看看學校的運動會這種競爭，本來不像兩教國的開戰，挾有仇隙的，然而也會因了競爭而寫，或者竟打起來。但這些事又作別論。競走的時候，大抵是最快的三四個人一到決勝點，其餘的便鬆懈了，有幾個還至於失了跑完預定的圈數的勇氣，中途擠人看客的群集中;或者樣為跌倒，使紅十字隊用擔架將他抬走。假若偶有雖然落後，卻盡跑，盡跑的人，大家就嗤笑他。大概是因為他太不聰明，“不驗最後”的緣故縣。
所以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夕有敢單身鷹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戰具比我們精利的匈奴蒙古滿洲人，都如人無人之境。“土崩瓦解”這四個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的看客，乃正是中國將來的脊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