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伯贊課文《內蒙訪古》
閱讀翦伯讚的課文《內蒙訪古》，可以讓我們對內蒙有更深入的瞭解。以下是小編整理的翦伯贊課文《內蒙訪古》，供各位閱讀和借鑑。
翦伯贊課文《內蒙訪古》
一九六一年夏天，我和歷史學家范文瀾、呂振羽同志等應烏蘭夫同志的邀請，訪問了內蒙古自治區。訪問歷時近兩月(從七月二十三日到九月十四日)，行程達一萬五千餘里。要想把這次訪問的收穫都寫出來那是寫不完的，不過也可以用最簡單的話概括這次訪問的收穫，那就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現在我想寫一點內蒙訪古的見聞。
哪裡能找到這樣的詩篇
內蒙，對於歷史學家來說，是一個富有誘惑力的地方，因為這裡在悠久的歷史時期中，一直是遊牧民族生活和活動的歷史舞臺，而這些遊牧民族的歷史活動又是中國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有些活動，在世界史上也不能沒有它們的篇章。然而這個歷史學寶庫，直到現在，還沒有完全開啟，至少沒有引起史學家足夠的注意。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匈奴人就進入了內蒙；到秦漢時期或者更早，它就以一個強勁的民族出現於歷史。以後，鮮卑人、突厥人、回紇人，更後，契丹人、女真人，最後，蒙古人，這些遊牧民族一個跟著一個進入這個地區，走上歷史舞臺，又一個跟著一個從這個地區消逝，退出歷史舞臺。這些相繼或同時出現於內蒙地區的遊牧民族，他們像鷹一樣從歷史上掠過，最大多數飛得無影無蹤，留下來的只是一些歷史遺蹟或遺物，零落於荒煙蔓草之間，訴說他們過去的繁榮。有些連歷史的遺蹟也沒有發現，僅僅在歷史文獻上保留一些簡單的記錄。但是這些遊牧民族在過去都曾經在內蒙地區或者在更廣大的世界演出過有聲有色的歷史劇；有些遊牧民族，如十三世紀的蒙古人，並曾從這裡發出了震動世界的號令。
兩千多年的時間過去了，現在，內蒙地區已經進入了歷史上的新世紀。居住在這裡的各族人民，蒙古族、達斡爾族、鄂倫春族、鄂溫克族等等，正在經歷一個前所未有的偉大的歷史變革，他們都在從不同的歷史階段和不同的生活方式，經由不同的道路走進社會主義社會。例如蒙古族是從以遊牧為主要生活方式的封建社會走進社會主義社會的，鄂倫春族和一部分鄂溫克族則是從以狩獵為主要生活方式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末期走進社會主義社會的。很多過去的牧人、獵人，現在都變成了鋼鐵戰士。條條道路通向社會主義社會，在這裡得到了最具體、最生動的說明。
恩格斯說：“世界史是最偉大的詩人。”我們在內蒙地區看到了這個最偉大的詩人的傑作。出現在這個傑作中的不是鶯鶯燕燕，而是群鷹搏擊，萬馬奔騰。在世界文學的文庫中，哪裡能找到這樣波瀾壯闊、氣勢豪放的詩篇呢?
一段最古的長城
火車走出居庸關，經過了一段崎嶇的山路以後，自然便在我們面前敞開了一個廣闊的原野，一個用望遠鏡都看不到邊際的原野，這就是古之所謂塞外。
從居庸關到呼和浩特大約有一千多里的路程，火車都在這個廣闊的高原上賓士。我們都想從鐵道兩旁看到一些塞外風光，黃沙白草之類，然而這一帶既無黃沙，亦無白草，只有肥沃的田野，栽種著各種各樣的莊稼：小麥、蕎麥、穀子、高粱、山藥、甜菜等等。如果不是有些地方為了畜牧的需要而留下了一些草原，簡直要懷疑火車把我們帶到了河北平原。
過了集寧，就隱隱望見了一條從東北向西南伸展的山脈，這就是古代的陰山，現在的大青山。大青山是一條並不很高但很寬闊的山脈，這條山脈像一道牆壁把集寧以西的內蒙分成兩邊。值得注意的是山的南北，自然條件迥乎不同。山的北邊是暴露在寒冷的北風之中的起伏不大的波狀高原。據《漢書·匈奴傳》載，這一帶在古代就是一個“少草木，多大沙”的地方。山的南邊，則是在陰山屏障之下的一個狹長的平原。
現在的大青山，樹木不多，但據《漢書·匈奴傳》載，這裡在漢代卻是一個“草木茂盛，多禽獸”的地方，古代的匈奴人曾經把這個地方當作自己的苑囿。一直到蒙古人來到陰山的時候，這裡的自然條件，還沒有什麼改變。關於這一點，從呼和浩特和包頭這兩個蒙古語的地名可以得到說明。呼和浩特，蒙古語意思是青色的城。包頭也是蒙古語的音譯，意思是有鹿的地方。這兩個蒙古語的地名，很清楚地告訴了我們，直到十三世紀或者更晚的時候，這裡還是一個有森林、有草原、有鹿群出沒的地方。
呼和浩特和包頭這兩個城市，正是建築在大青山南麓的沃野之中。秋天的陰山，像一座青銅的屏風安放在它們的北邊，從陰山高處拖下來的深綠色的山坡，安閒地躺在黃河岸上，沐著陽光。這是多麼平靜的一個原野。但這個平靜的原野在民族關係緊張的歷史時期，卻經常是一個風浪最大的地方。
愈是古遠的時代，人類的活動愈受自然條件的限制。特別是那些還沒有定住下來的騎馬的遊牧民族，更要依賴自然的恩賜，他們要自然供給他們豐富的水草。陰山南麓的沃野，正是內蒙西部水草最肥美的地方。正因如此，任何遊牧民族只要進入內蒙西部，就必須佔據這個沃野。
陰山以南的沃野不僅是遊牧民族的苑囿，也是他們進入中原地區的跳板。只要佔領了這個沃野，他們就可以強渡黃河，進入汾河或黃河河谷。如果他們失去了這個沃野，就失去了生存的依據，史載“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就是這個原因。在另一方面，漢族如果要排除從西北方面襲來的遊牧民族的威脅，也必須守住陰山的峪口，否則這些騎馬的民族就會越過鄂爾多斯沙漠，進入漢族居住區的心臟地帶。
早在戰國時，大青山南麓，沿黃河北岸的一片原野，就是趙國和胡人爭奪的焦點。在爭奪戰中，趙武靈王擊敗了胡人，戰領了這個平原，並且在他北邊的國境線上築起了一條長城，堵住了胡人進入這個平原的道路。據《史記·匈奴傳》所載，趙國的長城東起於代(今河北宣化境內)，中間經過山西北部，西北折入陰山，至高闕(今烏拉山與狼山之間的缺口)為止。現在有一段古長城遺址，斷續綿亙於大青山、烏拉山、狼山靠南邊的山頂上，東西長達二百六十餘里，按其部位來說，這段古長城正是趙長城遺址。
我們這次訪問包頭，曾經登臨包頭市西北的大青山，遊覽這裡的一段趙長城。這段長城高處達五米左右，土築，夯築的層次還很清楚。東西縱觀，都看不到終級，在東邊的城址上，隱然可以看到一個古代廢壘，指示出那裡在當時是一個險要地方。
我在遊覽趙長城時，作了一首詩，稱頌趙武靈王，並且送了他一個英雄的稱號。趙武靈王是無愧於英雄的稱號的。大家都知道秦始皇以全國的人力物力僅僅連線原有的秦燕趙的長城並加以增補，就引起了民怨沸騰。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在秦始皇面前就站著一個孟姜女，控訴這條舉世聞名的萬里長城。甚至在解放以後，還有人把萬里長城作為“炮彈”攻擊秦始皇。而趙武靈王以小小的趙國，在當時的物質和技術條件下，竟能完成這樣一個巨大的國防工程而沒有捱罵，不能不令人驚歎。
當然，我說趙武靈王是一個英雄，不僅僅是因為他築了一條長城，更重要的是因為他敢於釋出“胡服騎射”的命令。要知道，他在當時釋出這個命令，實質上就是與最頑固的傳統習慣和保守思想宣戰。
只要讀一讀《戰國策·趙策》就知道當趙武靈王釋出了胡服騎射的命令以後，他立即遭遇到來自趙國貴族官僚方面的普遍反抗。趙武靈王擊敗了那些頑固分子的反抗，終於使他們脫下了那套用以標誌他們身份的祖傳的寬大的衣服，並且把過了時的笨重的戰車扔到歷史的垃圾堆去敢於這樣做的人，難道不是一個英雄嗎?可以肯定說是一個英雄，一個大大的英雄。
在大青山下
現在讓我們離開趙長城談一談陰山一帶的漢代城堡。
根據考古報告，在陰山南北麓發現了很多古城遺址，至少有二十幾個古城遺址。這些古城大部分是西漢時期的，也有北魏時期或更晚的。古城遺址最大多數分佈在陰山南麓通向山北的峪口，也有分佈在陰山北麓的，還有分佈在黃河渡口和鄂爾多斯東北地區的。從古城分佈的地位看來，幾乎通向陰山以北的每一個重要峪口，都築有城堡。特別是今日呼和浩特市北的蜈蚣壩，尤其是包頭市北大青山與烏拉山之間的缺口，城堡的遺址更多。大概這兩個峪口是古代遊牧民族，而在漢代則是匈奴人侵襲的主要通路。看起來，漢王朝在陰山一帶的戰略部署，至少有三道防線，第一道防線是陰山北麓的峪口和更遠的地方，第二道防線是陰山南麓的峪口，第三道防線是黃河渡口和鄂爾多斯東北一帶。
在陰山以北築城障的事，《史記·匈奴傳》有如此的記載：太初四年“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障列亭，至廬朐。”《正義》引《括地誌》雲：“五原郡相陽縣(《漢書·地理志》作固陽縣)，北出石門障，得光祿城，又西北得支就縣(《漢書·地理志》注作支就城)，又西北得頭曼城，又西北得牢城河(《漢書·地理志》注作虞河城)，又西北得丙虜城(《漢書·地理志》注作宿虜城)。”由此看來，當漢武帝時漢王朝在陰山以北築了很多城堡，幾乎是步步為營，把它的勢力遠遠地推到陰山以北的地方。一直到元帝時由於匈奴呼韓邪單于款塞入朝，才從陰山以北的城堡撤退駐軍，但仍然保留著通烽火的哨兵。《漢書·匈奴傳》記侯應諫元帝的話，其中有云：“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這裡所謂“外城”，就是陰山以外的城堡。
在大青山與烏拉山之間的峪口中有一條昆都侖河，由北而南流入黃河。昆都侖河就是古代的石門水，石門水大概是古代遊牧民族進入陰山以南的沃野最方便的一條道路。在這個通道的外面，已經發現了一些漢代的古城，有一個古城可能就是漢代的光祿城。我們這次訪問內蒙西部，曾經遊覽了呼和浩特市附近塔布土拉罕的漢城遺址和包頭市附近麻池鄉的漢城遺址。
塔布土拉罕在呼和浩特市東北三十五里，大青山的南麓。古城作長方形，分內外兩城，外城周圍約六里。在內城的地面上到處可以看到漢代的繩紋陶片。在城的附近有五個大土堆，塔布土拉罕就是五個大土堆的意思。這五個大土堆，可能是五個大封土墓，如果把這五個大封土墓開啟很有可能發現這個古城的歷史檔案。
內外兩城，內城也散佈著很多漢代磚瓦，外城很少。古城周圍有很多古墓，大多數沒有封土。在這裡的墓葬中，發現了很多古物，其中有漢代的錢幣和漢式的銅器、陶器、漆器等等，也有金質和銀質的鏤空飾片，飾片上的花紋作虎豹駱駝等動物形像。還發現了“單于天降”、“四夷□服”以及“單于和親”、“千秋萬歲”、“長樂未央”等文字的瓦當殘片。
我不想詳細介紹這兩個古城的發現，只想指出一個事實，即陰山南北和黃河渡口一帶的漢代古城，不是由於經濟的原因，而是由於軍事的原因建築起來的。嚴格地說，這些古城不能稱為真正的城市，只是一種駐紮軍隊和屯積軍用糧食武器的營壘。居住在這些城堡中的主要的是軍隊，也有小商人和手工業者；但這些小商人和手工業者是依靠軍隊生活的，只要軍隊撤退，這些城堡也就廢棄了。
我還想指出，陰山一帶在民族關係緊張的時期是一個戰場，而在民族關係緩和時期則是一個重要的文化交流的驛站；甚至在戰爭的時期，也不能完全阻止文化的交流。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這一帶發現的文物得到說明。例如在當時漢與匈奴的邊境線上都發現了漢代的錢幣和工藝品，這些工藝品與在內地發現的同一時期的工藝品是一樣的，這件事說明漢與匈奴之間的和平往來，並沒有完全被萬里長城和軍事堡壘所遮斷。
在大青山腳下，只有一個古蹟是永遠不會廢棄的，那就是被稱為青冢的昭君墓。因為在內蒙人民的心中，王昭君已經不是一個人物，而是一個像徵，一個民族友好的像徵；昭君墓也不是一個墳墓，而是一座民族友好的歷史紀念塔。
青冢在呼和浩特市南二十里左右。據說清初墓前沿有石虎兩列、石獅一個，還有綠琉璃瓦殘片，好像在墓前原來有一個享殿，現在這些東西都沒有了，只有一個石虎伏在階臺下面陪伴這位遠嫁的姑娘。
據內蒙的同志說，除青冢外，在大青山南麓還有十幾個昭君墓。我們就看到了兩個昭君墓，另一個在包頭市的黃河南岸。其實這不是一個墳墓，而是一個古代的堡壘。在這個堡壘附近，還有一個古城遺址。
王昭君究竟埋葬在哪裡，這件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為什麼會出現這樣多的昭君墓。顯然，這些昭君墓的出現，反映了內蒙人民對王昭君這個人物有好感，他們都希望王昭君埋葬在自己的家鄉。
然而現在還有人反對昭君出塞，認為昭君出塞是民族國家的屈辱。我不同意這樣的看法。因為在封建時代要建立民族之間的友好關係，不能像我們今天一樣，透過各族人民之間的共同的階級利益、經濟基礎和意識形態，主要的是依靠統治階級之間的和解，而統治階級之間的和解又主要的是決定於雙方力量的對比，以及由此產生的封建關係的改善。和親就是改善封建關係的一種方式。當然，和親也是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出現的，有些和親是被迫的，但有些也不是被迫的，昭君出塞就沒有任何被迫的情況存在。如果不分青紅皂白，只要是和親就一律加以反對，那麼在封建時代還有什麼更好的方法可以取得民族之間的和解呢?在我看來，和親政策比戰爭政策總要好得多。
遊牧民族的搖籃
我們在內蒙西部沒有看到的塞外風光，在內蒙東部看到了。當我們的火車越過大興安嶺進入呼倫貝爾草原時，自然環境就散發出蒙古的氣氛。一幅天蒼蒼野茫茫的畫面出現在我們的面前了。
正像大青山把內蒙的西部分成南北兩塊，大興安嶺這一條從東北伸向西南的廣闊的山脈也把呼倫貝爾草原分割為東西兩部。山脈的兩麓被無數起伏不大的山谷割開，從山谷中流出來的溪水，分別灌注著大興安嶺東西的草原，並在東部匯成了嫩江，在西部匯成了海拉爾河。海拉爾，蒙古語，它的意思就是流下來的水。
海拉爾市雖然是草原中的城市，但住在這個城市裡，並不能使我們感到草原的風味，只有當我們從海拉爾乘汽車經過南屯前往錫尼河的這條路上，才看到真正的草原風光。在這條路上，我第一次看到這樣平坦、廣闊、空曠的草原，從古以來沒有人耕種過的、甚至從來也沒有屬於任何個人私有過的草原。沒有山，沒有樹木，沒有村落，只有碧綠的草和覆蓋這個草原的藍色的天，一直到錫尼河我們才看到一些用氈子圍起來的灰白色的帳幕，這是佈列亞特蒙古族牧人的家。我們訪問了這些牧人的家，在草原上度過了最快樂的一天。
當然不是所有的草原都像錫尼河一樣的平坦。當我們從海拉爾前往滿洲里的路上，我們就看到一些起伏不大的沙丘；而當我們從滿洲里到達賚湖，從達賚湖到扎賚諾爾的路上，也看到了一些坡度不大的丘陵在地平線上畫出了各種各樣的柔和的曲線。
呼倫貝爾不僅在現在是內蒙的一個最好的牧區，自古以來就是一個最好的草原。這個草原一直是遊牧民族的歷史搖籃。出現在中國歷史上的大多數遊牧民族：鮮卑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都是在這個搖籃里長大的，又都在這裡度過了他們歷史上的青春時代。
根據《後漢書·鮮卑傳》所載，鮮卑人最早的遊牧之地是鮮卑山。他們每年“以季春月大會於饒樂水上”。鮮卑山、饒樂水究竟在哪裡，歷來的史學家都沒有搞清楚。現在我們在扎賚諾爾附近木圖拉雅河的東岸發現了一個古墓群。據考古學家判斷，可能是鮮卑人的墓群。如果是鮮卑人的墓群，那就可以證實早在兩漢時期鮮卑人就遊牧於呼倫貝爾西部達賚湖附近一帶的草原。
對於早期鮮卑人的生活，歷史文獻上給我們的知識很少，僅說鮮卑人的習俗與烏桓同。而當時的烏桓是一個以“弋獵禽獸為事，隨水草放牧”，但已“能作弓矢鞍勒，鍛金鐵為兵器”的遊牧民族。我們這次在呼和浩特和海拉爾兩處的博物館，看到扎賚諾爾古墓中發現的鮮卑人的文物，其中有雙耳青銅罐和雕有馬鹿等動物形像的銅飾片。又有樺木製的弓、樺樹皮製的弓囊和骨鏃等等，只是沒有發現角端弓。又《鮮卑傳》謂鮮卑於建武二十五年始與東漢王朝通驛(當作譯)使，這件事也從墓葬中發現的織有“如意”字樣的絲織物和漢代的規矩鏡得到了證實。
史載契丹人最初居在鮮卑人的故地，地名梟羅固沒裡，沒裡者，河也，這條河究竟在哪裡，不得而知。最近在扎賚諾爾古墓群附近發現了契丹人的古城遺址，證明契丹人也在呼倫貝爾草原東部遊牧過。
女真人在呼倫貝爾草原也留下了他們的遺蹟。其中最有名的是兩條邊牆。一條邊牆在草原的西北部，沿著額爾古納河而西，中間經過滿洲里直到達賚湖的西邊，長約數百里。這條邊牆顯然是為了防禦蒙古人侵入呼倫貝爾草原而建築的。但據史籍所載，在蒙古人佔領這個草原以前，遊牧於這個草原的是塔塔兒人，蒙古人不是從女真人手中，而是從塔塔兒人手中接收這個草原的。根據這樣的情況，這條邊牆，似乎不是女真人修築的。只有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即為了抵抗蒙古人的侵入，當時的塔塔兒人和女真人是站在一邊的，女真人才有可能修築這條邊牆。另一條邊牆在呼倫貝爾的東南，這條邊牆是沿著大興安嶺南麓自東北而西南，東起於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的尼爾基鎮，西至科爾沁右翼前旗的索倫，長亦數百里。王國維曾在其所著《金界壕考》一文中對這條牆作了詳細的考證。有人認為這是成吉思汗的邊牆，並且把扎蘭屯南邊的一個小鎮取名為成吉思汗，以紀念這條邊牆，這是錯誤的。毫無疑問，這條邊牆是女真人建築的，其目的是為了保衛呼倫貝爾南部的草原，免於蒙古人的侵入。但是成吉思汗終於突破了這兩道邊牆，進入了呼倫貝爾草原。
呼倫貝爾草原不僅是古代遊牧民族的`歷史搖籃，而且是他們的武庫、糧倉和練兵場。他們利用這裡的優越的自然條件，繁殖自己的民族，武裝自己的軍隊，然後以此為出發點由東而西，征服內蒙中部和西部諸部落或最廣大的世界，展開他們的歷史性的活動。鮮卑人如此，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也是如此。
鮮卑人佔領了這個草原就代替匈奴人成為蒙古地區的支配民族，以後進入黃河流域建立了北魏王朝。鮮卑人在前進的路上留下了很多遺蹟，現在在內蒙和林格爾縣發現的土城子古城，可能就是北魏盛樂城的遺址。大同雲岡石窟和洛陽龍門石窟也是鮮卑人留下來的藝術寶庫。我們在訪問大同時曾經遊覽雲岡石窟，把這裡的藝術創造和扎賚諾爾的文化遺物比較一下，那就明顯地表示出奠居在大同一帶的鮮卑人比起遊牧於扎賚諾爾的鮮卑人來，已經是一個具有高得多的文化的民族。如果把龍門石窟和雲岡石窟的藝術，作一比較研究，我想一定能看出鮮卑人在文化藝術方面更大一步的前進。
在呼倫貝爾草原遊牧過的契丹人，後來也向內蒙的中部和西部發展，最後定居在黃河流域建立了遼王朝。契丹人也在前進的路上留下了他們歷史的里程碑。他們在錦州市內留下了一個大廣濟寺古塔，在呼和浩特東四十里的地方留下了一個萬部白塔，還有大同城內留下了上下華嚴寺。我們這次遊覽了錦州的古塔，欣賞了大同上下華嚴寺的佛像雕塑藝術。從這些建築藝術和雕塑藝術看來，奠居在錦州和大同一帶的契丹人也是一個具有相當高度文化藝術的民族。
為了保衛呼倫貝爾草原建築過兩條邊牆的女真人，後來也進入了黃河流域。和鮮卑人、契丹人略有不同，女真人在進入中原以前已經具有比較高度的文化，並且建立了金王朝。現在黑龍江省阿城縣南的白城就是金上京。在這次訪問中，有些同志曾經去遊覽過金上京遺址，從遺址看來已經是一個規模相當大的城市。這個城市表明了當時女真人已經進入了定居的農業生活，並且有了繁盛的商業活動。
成吉思汗在進入呼倫貝爾草原以前，始終侷促於斡難河與額爾古納河之間的狹小地區。但當他一旦征服了塔塔兒人佔領了這個草原，不到幾年他就統一了蒙古諸部落，正如他在寫給長春真人丘處機的詔書中所說的：“七載之中成大業，六合之內為一統。”
蒙古人當然知道這個草原的重要性，元順帝在失掉了大都以後，帶著他的殘餘軍隊逃亡，不是逃往別處而是逃到呼倫貝爾草原。
朱元璋似乎也知道這個草原的重要性，他派藍玉追擊元順帝，一直追到捕魚兒海(即今貝爾湖)東北八十里的地方，在這個草原中徹底地殲滅了元順帝的軍隊以後，蒙古王朝的統治才從中國歷史上結束。
歷史的後院
假如呼倫貝爾草原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鬧市，那麼大興安嶺則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幽靜的後院。重重疊疊的山嶺和覆蔽著這些山嶺的萬古常青的叢密的原始森林，構成了天然的障壁，把這裡和呼倫貝爾草原分開，使居住在這裡的人民與世隔絕，在悠久的歷史時期中，保持他們傳統的古老的生活方式。一直到解放以前，居住在這個森林裡的鄂倫春人和鄂溫克人還停留在原始社會末期的歷史階段。但是解放以後，這裡的情況已經大大的改變了。現在，一條鐵路已經沿著大興安嶺的溪谷遠遠地伸入了這個原始森林的深處，過去遮斷文明的障壁在鐵道面前被粉碎了。社會主義的光輝，已經照亮了整個大興安嶺。
我們這次就是沿著這條鐵道進入大興安嶺的。火車首先把我們帶到牙克石。牙克石是喜桂圖旗的首府，也是進入大興安嶺森林地帶的大門。喜桂圖，蒙古語，意思是有森林的地方。這個蒙古語的地名，經錄了這裡的歷史情況，其實在牙克石附近現在已經沒有森林了。
在牙克石前往甘河的路上，我們的目光便從廣闊的草原轉向淹沒在原始森林中的無數山峰。在鐵道兩旁，幾乎看不到一個沒有森林覆蔽的山坡，到處都叢生著各種各樣的樹木，其中最多的是落葉松和白樺，也有樟松、青楊和其他不知名的樹木。
我們在甘河換了小火車，繼續向森林地帶前進。經過了幾小時的行程，火車把我們帶到了一個叫作第二十四的地方。應該說明一下，在這個森林中，有很多地方過去沒有名字。解放以後，森林工作者替這些地方也取了一些名字，如第一站、第二站之類。但有些地方原來是有鄂倫春語的名字的，而這些鄂倫春語的地名，又往往能透露一些歷史的訊息。例如錫尼奇是一個鄂倫春語的地名，意思是有柳樹的地方；又如加格達奇，也是一個鄂倫春語的地名，意思是有樟松的地方。這樣的地名比起數目字的地名來，當然要好得多，因此我以為最好能找到這些地方的鄂倫春語的名字。
我們在第二十四地點下了火車，走進原始森林。依照我們的想法，在原始森林裡，一定可以看到萬年不死的古樹；實際上並沒有這樣長壽的樹木，落葉松的壽命最多也不過一百多年。所謂原始森林，是說這個森林從太古以來，世世代代，自我更新，一直到現在，依然保持他們原始的狀態。當然我們腳下踐踏的，整整有一尺多厚的像海綿一樣的泥土，其中必然有一萬年甚至幾萬年前的腐朽的樹木和樹葉。
我們在這裡第一次看到了太陽都射不進去的叢密的森林，也第一次看到了遍山遍嶺的杜鵑花和一種馴鹿愛吃的特殊的苔蘚。秋天的太陽無私地普照著連綿不斷的山崗，暢茂的森林在陽光中顯出青銅色的深綠。在山下，河流蜿蜒地流過狹窄的河谷，河谷兩岸是一片翠綠的草地和叢生的柳樹。世界上哪裡能找到這樣美麗的花園呢?
我們的旅程，並沒有停止在甘河。就在當天夜晚，火車把我們帶到了這條森林鐵路的終點阿里河。阿里河是鄂倫春自治旗的首府。鄂倫春，滿洲語，意思是驅使馴鹿的部落。但是現在的鄂倫春族人民已經不是一個驅使馴鹿的部落，他們在阿里河邊建築了新式的住房，在這裡定住下來，逐漸從狩獵生活轉向馴養鹿群和農業的生活。現在在大興安嶺內驅使馴鹿的唯一的民族，也是以狩獵為生的唯一民族是鄂溫克族。
從狩獵轉向畜牧生活並不是一種輕而易舉的事，這要求一個民族從森林地帶走到草原，因為遊牧的民族必須依靠草原。森林是一個比草原更為古老的人類的搖籃。恩格斯曾經說過，一直到野蠻低階階段上的人們還是生活在森林裡；但是當人們習慣於遊牧生活以後，人們就再也不會想到從河谷的草原自願地回到他們祖先住過的森林區域裡面去了。恩格斯的話說明了人類在走出森林以後再回到森林是不容易的；在我看來，人類從森林走到草原也同樣是不容易的。因為這需要改變全部的生活方式。要改變一種陳舊的生活方式，那就要觸犯許多傳統的風俗習慣，而這種傳統的風俗習慣對於一個古老的民族來說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不僅改變全部生活方式會要遇到困難，據一位鄂倫春的老獵人說，甚至把狩獵用的弓矢換為槍這樣簡單的事情，也曾經引起反對。反對的理由是火器有響聲，打到一隻野獸，驚走了一群，而弓箭就沒有這種副作用。但是新的總是要戰勝舊的，現在不僅鄂倫春族的獵人，甚至鄂溫克族的獵人也用新式的槍裝備自己。
扎蘭屯是我們最後訪問的一個內蒙城市。
到了扎蘭屯，原始森林的氣氛就消失了。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座美麗的山城。這座山城建築在大興安嶺的南麓，在它的北邊是一些綠色的丘陵。有一條小河從這個城市中流過，河水清淺，可以清楚地看見生長在河裡的水草。郊外風景幽美，在前往秀水亭的路上，可以看到一些長滿了柞樹的山丘，也可以看到從峽谷中流出來的一條溪河，叢生的柳樹散佈在河谷的底部。到處都是果樹、菜園和種植莊稼的田野。這一切告訴了我們這裡已是呼倫貝爾的農業區了。我們就在這裡結束了內蒙的訪問。
揭穿了一個歷史的秘密
這次訪問對於我來說，是上了一課很好的蒙古史，也可以說揭穿了一個歷史的秘密，即為什麼大多數的遊牧民族都是由東而西走上歷史舞臺。現在問題很明白了，那就是因為內蒙東部有一個呼倫貝爾草原。假如整個內蒙是遊牧民族的歷史舞臺，那麼這個草原就是這個歷史舞臺的後臺。很多的遊牧民族都是在呼倫貝爾草原打扮好了，或者說在這個草原裡裝備好了，然後才走出馬門。當他們走出馬門的時候，他們已經不僅是一群牧人，而是有組織的全副武裝了的騎手、戰士。這些牧人、騎手或戰士總想把萬里長城打破一個缺口，走進黃河流域。他們或者以遼河流域的平原為據點，或者以錫林郭勒草原為據點，但最主要的是烏蘭察布平原為據點，來敲打長城的大門，因而陰山一帶往往出現民族矛盾的高潮。兩漢與匈奴，北魏與柔然，隋唐與突厥，明與韃靼，都在這一帶展開了劇烈的鬥爭。一直到清初，這裡還是和準噶爾進行戰爭的一個重要的軍事據點。如果這些遊牧民族，在陰山也站不住腳，他們就只有繼續往西走，試圖從居延開啟一條通路進入洮河流域或青海草原；如果這種企圖又失敗了，他們就只有跑到準噶爾高原，從天山東麓打進新疆南部；如果在這裡也遇到抵抗，那就只有遠走中亞，把希望寄託在媯水流域了。所有這些民族矛盾鬥爭在今天看來，都是一系列的民族不幸事件，因為不論誰勝誰負，對於雙方的人民來說都是一種災難，一種悲劇。
馬克思說：“世界歷史形式的最後一個階段，就是它的喜劇。”現在悲劇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出現在內蒙地區的是歷史喜劇。但是悲劇時代總是一個歷史時代，一個不可避免的歷史時代，一個緊緊和喜劇時代銜接的時代。為了讓我們更愉快地和過去的悲劇時代訣別以及更好地創造我們的幸福的未來，回顧一下這個過去了的時代，不是沒有益處的。
196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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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伯贊《內蒙訪古》賞析
《內蒙訪古》是一篇獨具特色的遊記散文。作者以其獨特的學術視角對內蒙古代各民族的史蹟逐一進行考察，行程達一萬五千餘里。作者筆下描繪的不是壯麗的草原風光，而是滄桑的歷史古蹟，讀來讓人感受到一股學者散文濃郁的書卷氣息和歷史的滄桑感。
全文著力描繪了四處以歷史遺蹟為中心的自然景觀。陰山南麓的茫茫沃野及山頂上趙長城的遺址廢壘是第一景。“像一座青銅的屏風”般的陰山，“拖下來的深綠色的山坡，安閒地躺在黃河岸上，沐著陽光”，巍然渾厚，古老莊重，而又生機勃勃，安閒寧靜。透過作者飽含深情的筆觸，竟穿越從古遠時代以來的時空隧道，定格在趙武靈王的年代 。在遊覽趙長城時，作者以《登大青山訪趙長城遺址》一詩，寄寓了對歷史人物趙武靈王的崇敬和讚歎之情：“騎射胡服捍北疆，英雄不愧武靈王。邯鄲歌舞終消歇，河曲風光仍莽蒼。望斷雲中無鵠起，飛來天外有鷹揚。兩千幾百年前事，只剩蓬蒿伴土牆。”這首詩高度讚頌了趙武靈王的傑出功績：一是憑藉小小趙國極其有限的物質和技術條件，修建了長達二百六十餘里的趙長城，而且未曾捱罵;二是釋出“胡服騎射”的命令，克服了狹隘的民族偏見，敢於向最頑固的傳統習慣和保守思想宣戰，勇於革新;同時也飽含著對時代的變遷、民族關係的根本變化的無限感喟和加強民族團結的情懷。即便是描述歷史上漢胡之爭時，作者也並無任何民族偏見，而是以豐富史料為依據，又以具體的古蹟為實證，論述了遊牧民族進入陰山沃野的必然性。任何遊牧民族要生存，“必須佔據這個沃野”，而漢族要排除西北方的威脅，也“必須守住陰山的峪口”。作者在剖析這兩個“必須”時，字斟句酌，要言不煩，表現了歷史學家嚴謹的科學態度和樸實文風。
作者考察的第二景，是古陰山南北麓兩處漢城遺址和舉世聞名的“青冢”。不可否認，這些為數不少的古城有西漢的，也有北魏或更晚的，說明漢胡之爭經歷了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幾乎陰山的每一個重要峪口都築有城堡，漢王朝至少在這裡部署了三道防線，也正反映了民族關係的緊張和對抗的激烈。但是從古城遺址所見的文物來看，在民族關係緩和時期卻起著文化交流的驛站作用，這裡也存在著傳統的民族友好交往。而昭君墓已成了“一座民族友好的歷史紀念塔”。作者對所見的青冢只作了一句話的描述，然而對“昭君出塞”這一歷史事件的積極意義和歷史貢獻進行了高度評價。早在漢代《西京雜記》把昭君寫入故事以來，文人詠之不絕，僅宋代郭茂倩選編的《樂府詩集》中以“明妃”為題的，就多達53首。晉代石崇有《王明君詞》：“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李白有《昭君怨》：“燕支長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沒胡沙”;杜甫有《詠懷古蹟》：“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就連王安石那首著名的《明妃曲》也格調悲涼。昭君逃不脫一個哀怨綿綿、忍辱苟活的薄命佳人的形象。針對至今還有人持“昭君出塞是民族國家的屈辱”的觀點，作者坦陳己見：“在我看來，和親政策比戰爭政策總要好得多。”據此，作者另有《遊昭君墓》六首，其一雲：“漢武雄圖載史篇，長城萬里通烽煙，何如一曲琵琶好，鳴鏑無聲五十年。”進一步抒發了自己的真情實感。
進入內蒙東部的呼倫貝爾草原，作者逐一考察了散見於此的歷史上各遊牧民族的遺蹟，此為第三景。在這裡，記遊的成分已越來越少，而考古文學的氣息越發濃重。作者按進入呼倫貝爾的遊牧民族的先後為序，橫跨千餘年，將歷史的陳跡前後勾連，上下貫通，描繪出一幅幅各民族求生存、圖發展的壯麗的歷史圖卷。從扎賚諾爾古墓群，印證了鮮卑人兩漢時期在此遊牧，日漸強盛後進入黃河流域建立北魏王朝。大同雲岡石窟和洛陽龍門石窟，便是鮮卑人留給歷史的藝術寶庫。從扎賚諾爾的古城遺址，證明了契丹人在此休養生息，然後挺進內蒙中西部，進入黃河流域建立遼王朝。錦州大廣濟寺古塔，大同上下嚴華寺，都是契丹人留下的歷史里程碑。當年女真人為防禦蒙古入侵，修築了氣勢不凡的綿延數百里的兩道邊牆，為進入黃河流域建立金王朝奠定了基礎。而成吉思汗在建立世界軍事強國元朝時，也首先征服這呼倫貝爾草原。於是作者斷言，呼倫貝爾草原不僅是古遊牧民族的歷史搖籃，而且是他們的武庫、糧倉和練兵場，從而由東而西，征服內蒙中西部，建立強大的王朝。這裡體現了一位歷史學家所特有的歷史歸納法的論證和考古論史的證實功夫。
第四景便是被稱為“歷史的後院”的內蒙東部的大興安嶺。這裡的原始森林古老而美麗，彷彿喚回了作者記遊的感覺：在密不透光的森林中，腳踏幾萬年前腐朽的樹木樹葉化成的一尺多厚的像海綿一樣的泥土;在漫山遍野像翡翠一樣的綠色中灑滿了杜鵑花。作者為“第一次看到”而驚歎，然而更為驚歎不已的是，解放前還停留在原始社會的鄂倫春人和鄂溫克人沐浴著社會主義的光輝，彷彿真的進入了時空隧道，在這曾經是“歷史的後院”裡開始新的生活。
這篇遊記散文，以“哪裡能找到這樣的詩篇”設定懸念，又以“揭穿了一個歷史的秘密”煞尾作結，形象地揭示了大多數遊牧民族都是由東而西走上歷史舞臺的緣由，是內蒙東部有一個歷史的後臺呼倫貝爾草原，這裡是遊牧民族生息、發展的天然溫床。作者找到的，是一個歷史的玄機，但歷史的真諦又是如此的明瞭簡單，樸素無華。作者的實地考察，為我們演繹了整部的蒙古史。他以歷史的視角來記遊，以翔實的史料來印證，以唯物史觀來分析，字裡行間飽含了熾熱的愛國主義精神，浸透了珍視民族傳統友誼的真摯情感，體現了實事求是的嚴謹的科學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