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百合花與紅樓夢中的孩子
●在愛的精神上，《百合花》與《紅樓夢》是相通、相近的。茹誌鵑用古典的精神敘述了一個現代的故事，用現代的故事確證了愛的永恆的精義。《百合花》既是一首“沒有愛情的愛情牧歌”，是對逝去的溫暖歲月的追憶，也是對《紅樓夢》的一次遙遠的回應。
一
1958年3月在《延河》雜誌刊發之後，《百合花》受到了讀者的喜愛和專家的好評。從文學譜系上看，茹誌鵑的作品雖然大都按照“蘇聯文學”模式寫出來的，但是，獨樹一幟的《百合花》卻承接了另外一種文學傳統，即《紅樓夢》的傳統。
《紅樓夢》是茹誌鵑讀得最早最多，也是與她精神氣質最為契合的作品。她說“像《紅樓夢》我看過九遍，裡邊的詩詞一類的東西都背過。雖然很多東西當時我並不理解，但我喜歡，多讀多背慢慢就理解了”(冬曉《女作家茹誌鵑談短篇小說創作》，《開卷》1979年第7期)。她寫過一篇題為《紫陽山下讀“紅樓”》的文章，比較詳細地記錄了《紅樓夢》對自己內心生活的巨大影響:“在那個時候，在紫陽山下，‘紅樓’真像一股清泉，滋潤過我，支援過我，使我在那樣一個世界裡，鼓足了勇氣。不僅活了下來，而且對那種半飢半寒的生活，尚能留下一抹美好的記憶，連同那個光禿禿的紫陽山在內。”(《中國青年報》1980年4月1日)其實，《紅樓夢》對茹誌鵑的影響，絕不止於此。她在《百合花》中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對生活的溫柔而細膩的情感態度，那種從容、優雅的敘事語調，那種對於美好事物的精微的感受能力和充滿詩意的表現能力，都無疑是受了《紅樓夢》影響的結果。
從風格和技巧上看，《百合花》儘管通體彌散著濃濃的詩意，但是它卻清純自然，不事雕琢，體現出一種令人讚歎的樸實與優雅。聯想到它所產生的1958年，聯想到那個時代喧鬧、誇張、浮薄的風氣，它所表現出的剋制和平靜，實難可貴。
那麼從藝術上看，《百合花》成功的經驗是什麼？就是用白描手法對人物和物象進行簡潔而準確的描寫。這種由《史記》和《紅樓夢》等經典作品傳承而來的描寫技巧，極大地過濾了作者簡單而隨意的主觀判斷，排除了作者缺乏真實性的消極想象，而是以一種切實、客觀的方式，來寫人物的神態、語言和動作。聶華苓在評價茹誌鵑的《剪輯錯了的故事》時說:“這篇小說所表達的是客觀的‘真實’，而不是作者現身說法主觀的‘真實’。”(聶華苓《中國大陸小說在技巧上的突破——談〈剪輯錯了的故事〉》，《七十年代》1980年11月號)事實上，早在《百合花》中，茹誌鵑就已經開始這樣寫了，且達到了極為成熟的境界，取得了令人讚賞的敘事效果。茹誌鵑是一個會用文字畫像的人，一個會用文字傳遞聲音的人，她對新媳婦的描寫，就給人一種繪畫才有的生動、逼真的印象:
我們走進老鄉的院子裡，只見堂屋裡靜靜的，裡面一間房門上，垂著一塊藍布紅額的門簾，門框兩邊還貼著鮮紅的對聯。我們只得站在外面向裡“大姐、大嫂”的喊，喊了幾聲，不見有人應，但響動是有了。一會，門簾一挑，露出一個年輕媳婦來。這媳婦長得很好看，高高的鼻樑，彎彎的眉，額前一溜蓬鬆松的留海。穿的雖是粗布，倒都是新的。我看她頭上已硬撓撓的挽了髻，便大嫂長大嫂短的向她道歉，說剛才這個同志來，說話不好別見怪等等。她聽著，臉扭向裡面，盡咬著嘴唇笑。我說完了，她也不作聲，還是低頭咬著嘴唇，好像忍了一肚子的笑料沒笑完。
在這裡，所有的描寫都是樸素、平實的，充滿了如其所是的事實感，沒有哪一個物象是抽象的、模糊的，沒有哪一個對人物的動作和表情的描寫是似是而非的，而是，一切都宛然如在目前，我們就好像一個參與者和見證者，站在近旁，聽得見屋子裡的“響動”，看得見通訊員“頗不服氣”的樣子，窺見了新媳婦內心的“盡咬著嘴唇笑”的秘密。
二
那麼，《百合花》的主題到底是什麼呢？
外在地看，《百合花》表現的主題，似乎就是表現單一而純粹的“軍民魚水情”。這也是當時許多學者和批評家的幾乎眾口一詞的說法。茅盾就曾說它“有聲有色地而且有層次地寫出了一個農家少婦對於解放軍的真摯的骨肉般的熱愛；而且，這種表達熱情的方式——為死者縫好衣服上的破洞——正表現了農民的淳樸的思想感情，而不是知識分子的思想感情”。在他看來，“這樣簡單的故事和人物卻反映瞭解放軍(透過那位可敬可愛的通訊員)，和人民愛護解放軍的真誠(透過那位在包紮所服務的少婦)。這是許多作家曾經付出了心血的主題，《百合花》的作者用這樣一個短篇來參加這長長的行列，有它獨特的風格。”(《1958年短篇小說選》，作家出版社1959)茅盾的分析和判斷，顯然受了時代的拘制，因此，他雖然也看到了《百合花》與眾不同的“清新、俊逸”的風格，但是，卻對這篇小說主題的豐富性和情感的深厚性，缺乏足夠的認識，甚至表現出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感情”的簡單否定的態度。事實上，《百合花》所表現的感情，不僅遠遠超出了“農民的淳樸的思想感情”與“知識分子的思想感情”狹隘的對立，而且還豐富地表現了一些普遍的人性內容和永恆的情感內容。
其實，從《百合花》曲折艱難的發表過程，也能看出它並不十分符合那個時代的文學風尚，不僅不是一篇單純的歌頌軍民關係的小說，而且，還與當時的評價尺度存在距離。茹誌鵑後來這樣回憶《百合花》面世的艱難過程以及她當時忐忑不安的沉重心情:
我把它寄給了別的刊物，但是寄出去退回來了，再寄出去又退回來了，他們的意見是這篇作品感情陰暗，不能發表，這樣一來，作品連修改的餘地也沒有了。我為《百合花》傷心，同時，也發覺自己對文藝的看法和那些編輯部存在距離，這一點很使我苦惱，甚至對自己能否寫作也發生了懷疑。(《今年春天》，《解放日報》1962年5月17日)
用詩意的方式表現正常的人性和美好的情感，卻被當做“感情陰暗”，這說明《百合花》並不是一篇符合時代尺度的小說，並不是一篇純粹的“歌頌”性質的作品，也足以證明歌頌“軍民關係”之說並不能概括《百合花》的主題。事實上，反映“軍民關係”只是這篇小說所承載的極為有限的一部分情感內容，而更深層、更豐富的主題內容，卻是對戰爭時期的正常的人際關係和富有人情味的日常生活場景的描寫，是對平凡而溫暖的“母性之愛”的讚美，是對《紅樓夢》所表現的生活情調和倫理態度的認同，——正是這些方面的內容，使《百合花》至今讀來，令人猶覺親切、溫馨和美好。
事實上，《百合花》的寫作還包含著一種與時代情緒形成鮮明對照的心情態度:既是表達對人人自危的現實狀況的失望，也是抒發對往昔的燃情歲月的追懷。她說:“我寫《百合花》的時候，正是反右派鬥爭處於緊鑼密鼓之際，社會上如此，我家庭也如此。嘯平處於岌岌可危之時，我無法救他，只有每天晚上，待孩子睡後，不無悲涼地思念起戰時的生活，和那時的同志關係。腦子裡像放電影一樣，出現了戰爭中接觸到的種種人。戰爭使人不能有長談的機會，但是戰爭卻能使人深交。有時僅幾十分鐘，幾分鐘，甚至只來得(及)瞥一眼，便一閃而過，然而人與人之間，就在這個一剎那裡，便能肝膽相照，生死與共。”(《我寫〈百合花〉的經過》，《青春》1980年第11期)在《百合花》裡，茹誌鵑著力表現的，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這種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關係與融洽、密切的感情。
《百合花》的具有核心意義的主題，就是讚美人們之間的淳樸的感情，尤其是表現那種純潔而美好的“沒有愛情的愛情”。在小說裡，“我”對通訊員是愛著的，新媳婦對這個孩子似的戰士也是愛著的。這裡既有兩位女性對於通訊員的基於母性意識的疼愛，也有模模糊糊的異性之間的純潔的喜愛——只是後者像火花一樣，剛剛閃現，就熄滅了，然而，也正因為稍縱即逝，它越發顯得美好，越發顯得寶貴。這種羞澀而斂抑的愛的情感，乃是《紅樓夢》中描寫得最成功也最感人的一種情感。可以說，正是《紅樓夢》教會了茹誌鵑洞察和描寫這種純潔的愛，——正因為有了《紅樓夢》的經驗支援，她才能在《百合花》中，“麻裡木足地”、卻也是近乎完美地敘寫了這種特殊性質的情感。
三
《百合花》所講述的.“愛情”故事，正像一位研究“十七年”文學的學者所準確闡釋的那樣:“曲終人散，淡得不著痕跡，但卻在無意間打破兩情相悅，就一定要‘大團圓’的俗套，流露出一種感傷的美。”(董之林:《舊夢新知:“十七年”小說論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這種“沒有愛情的愛情”，因為超越了“兩情相悅”的世俗性，因為其一塵不染的純潔和美好，便很容易昇華為“母性之愛”。母愛的天然傾向，就是用包容與呵護的態度對待生命。這種愛是點點滴滴滲透到細節中的愛。它傾向於從生活中最細小的方面來體貼和關心人。小說中的“我”儘管是一個軍人，但是，在她身上，我們看到的，不是一個臉譜化的女戰士，而是一位親切的女性；她與通訊員的談話中，沒有普遍流行的“仇恨話語”，而是令人覺得親切的家常話。《百合花》裡的人物對話之所以讓人覺得有趣，之所以讓人覺得親切，就在這“隨便”兩字。一位母親式的大姐姐，面對一個懵懵懂懂、靦腆可愛的小同鄉，隨隨便便地嘮家常，有一搭沒一搭的，便讓人覺得有人情味，便讓人覺得真實。這就是母性之愛在日常生活中最普遍的表現。《紅樓夢》的一個了不起的特點，就是善寫“家常話”，就是在尋常的對話裡，寫出了人性的美好和生活的情調。
與“我”的拉家常一樣，新媳婦給通訊員縫衣服，也是《百合花》中最能表現“沒有愛情的愛情”尤其是母性之愛的一個細節。這與《紅樓夢》第五十二回寫晴雯夤夜抱病給寶玉補“雀金裘”何其相似！在《紅樓夢》裡，曹雪芹正是透過這個令人感動和難忘的細節，展示了“風流靈巧”的晴雯，除了孤傲甚至過於尖刻的“女兒性”之外，還有另外一面，那就是能堅韌耐勞、犧牲自我的“母性之愛”。
可以肯定地說，假如沒有晴雯補衣的這個情節，晴雯的形象不會像現在這樣可愛、可親、可敬。像《紅樓夢》一樣，《百合花》也透過補衣服這樣一個情節，表現了新媳婦的令人感動的“母性之愛”。同樣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沒有這個經典的細節描寫，那麼，《百合花》肯定不會像現在這樣打動讀者的心靈，肯定不會在半個世紀之後，披卷讀來，仍然讓人覺得溫暖和感動。
弗洛姆說:“只有在那種不服務於任何目的的愛中，真正的愛才開始顯露。”(《愛的藝術》，劉福堂譯，安徽文藝出版社，1986)在愛的精神上，《百合花》與《紅樓夢》是相通、相近的。茹誌鵑用古典的精神敘述了一個現代的故事，用現代的故事確證了愛的永恆的精義。《百合花》既是一首“沒有愛情的愛情牧歌”，是對逝去的溫暖歲月的追憶，也是對《紅樓夢》的一次遙遠的回應，是對這部偉大小說的一個莊嚴的致敬。【作者】李建軍